摘要：庄子从理论上丰富了“隐”的内涵和“避世”的途径。他认为人在乱世能够“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则可“不避世非，以与世俗处”。苏州园林文化所包涵的“隐”的思想就体现了庄子的“隐世”思想。
关键词：庄子；隐士思想；园林文化；苏州园林
《辞海》解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即有相当的才学而不愿做官的人。许由、巢父、伯夷、叔齐这些隐士的行为都是“避世”，即远离政治中心和上层社会。“隐士”作为自愿或被迫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退出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不依附任何权力派系，行动上与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因而能够以旁观者的眼光冷静看待政治和权力斗争，深入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同时他们退隐在野，能够近距离接触自然，所以其思想上往往表现出两种倾向：批判政治和崇尚自然。
庄子的“隐”不同于一般“隐士”的“隐”。第一，他丰富了“隐”的内涵和“避世”的途径。庄子的“隐”，是介于山林和闹市之间的隐。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伯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都明显的带有“灵与肉”皆远离尘嚣的意味。庄子之“隐”，则更多的是“穿行在山林和闹市之间”，也可以说是“身在闹市，心在山林”。“后来的隐逸之士，都从道家‘隐士’思想中汲取了养分，把道家思想奉为经典，或隐于野，或隐于市，或隐于朝，从而使得隐逸的内涵和途径，乃至整个隐逸文化体系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嬗变过程。”第二，使实现理想的方法进一步丰满和多样化。许由和巢父远离政治的举动和态度是刚性的。庄子更多地受杨朱“避世为我”、“重生贵己”以及老子“柔弱者胜刚强”、“守柔曰强”思想的影响，虽然是“隐”，但处世却坚持以“柔”为主。“柔”就是不硬抗，外柔而内刚，以实现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庄子用“柔”来消解人生与社会的矛盾。认为要避免陷于社会灾难，不一定要离开社会。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在庄子看来，动乱的战国，世情险恶，才与不才都难以全生葆真。成材的大树因其成材而被伐，不鸣之雁又因不鸣而被烹。可见，人只能介于“材与不材”之间了，如能这样，则可以“不避世非，以与世俗处”（《天下》）。同时他认为，在肉身束缚与精神自由的矛盾对抗中，心能使人得到绝对自由。心的作用和状态被庄子称为精神，庄子把这种精神的自由解放，以一个“游”字加以象征。“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乘道德而浮游”，“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耶？”（《山木》）
苏州的园林文化所包涵的“隐”的思想就体现了庄子的“隐世”思想。
园林作为一种文化机体，处于其最外层的物态层面是人类物化劳动的直接体现，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实用功能和材料，二是施工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园林的制度层面是物态层面和心态层面的中介，很大程度上它是心态层面在形式上的反映。这个层面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园林的造园手法和相应的典章制度，二是园林的形式和风格。苏州园林外显形式有以下几大特点：
（1）整体性。苏州的园林一般占地小，所以特别注重空间序列安排，充分利用空间虚实转化，创造忽明忽暗、忽高忽低、忽幽忽敞的对比，并用连续的原则串联其中，使游人在行进中不断感受现实与虚幻的交替，伴随着身体力行，从可望不可及到升堂入室，一步步引导而进入物我相融，游心太玄的两忘境界。如拙政园远香堂在园内中心位置，为四面枯式建筑，从四周长窗可看出堂北月台临池、堂南假山花木、堂东绣绮亭、堂西倚玉轩及曲折的回廊。透过艺圃浴鸥门，可望见另一月洞“慈廬”斜向而点，两门约60度，互为借景，其间山石、流水、小桥、花木，映入眼帘。
（2）抽象性。苏州园林强调介于现实和理想、局部与整体的一种转换过程，往往采用抽象的手法，即在写意和模仿自然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平衡。并不强求重现自然山水的形象，而是把自然景物中最能引导思想情感的要素提取出来，经过抽象以象征性的题材和洗练的手法反映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有限中见无限的意境。使观赏的人既感到自然，又发人深思。所谓“山水无得失，得失在人心；诸法本无大小相，大小在人情”，就强调了感情的抽象力。造园者借园林之景抒发感情，咏叹志趣。如远香堂“远香”一词出自宋代周敦颐《爱莲说》中“香远溢清”之句，喻君子之志，如莲出淤泥而不染。怡园原为明代吴宽旧宅，清代顾文彬扩建为私家园林，以园自怡，故名“怡园”。
（3）运动性。所谓“生死不已，行健不息”，就是说运动是绝对的。园林中意境的产生是一个由实到虚的运动过程。具体说来，园林中的动就是强调游园行进中步移景异，对同一景物，在运动中也能从不同角度得到不同景象，从而达到有限中获得无限的境界。如耦园吾爱亭，位于东南假山上，亭旁假山由黄石构成，小桥横池而建，曲曲弯弯，可达“步移景异”的功效。
留园冠云楼，在林泉耆硕之馆的北面庭馆内，楼西庭院中的回廊，交叉迤俪，廊柱林立错落，有种变幻迷离的趣味。因廊弯曲而有角度，故所见的景观亦不同。
苏州园林园景一般朴素自然，园林建筑小巧玲珑，灰瓦白墙，色调偏于淡雅。造园之理论主旨，在于倡言静寂、清和，于喧闹的城市之间闹中求静，并有“林阴初出莺歌，山曲忽闻樵唱”，“俯流玩月，坐石品泉”之静趣。“虽为人作，宛自天开。”
苏州园林的内在精神是审美主体与对象的相融与统一。精神是现实中的虚无，审美对象则是现实中的实体；精神是文人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对理想自然的推崇，审美对象则是经过造园者人工化的自然物。造园者将纯自然与人类社会有机结合，因而有无穷的意味、幽远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人心所造，园林即为所造之境在现实中的落实。
园林不同于纯自然，也不是完全的人工技艺，它是技术与自然的结合体。它以自然为中介，使人在自然中领悟宇宙、历史、人生，达到与道的和谐统一的意境。造园者对自然的做法是模仿而不是写实，即崇尚自然状态但又不愿真正离开社会放弃一切走进山林最终隐逸。结果是模仿自然，山水花木和谐地相处在一起，诱发人的意境美感。在园林中，山水花木主要起“比”“兴”作用，是宇宙感、历史感和人生感的寄托。一拳石则苍山千仞，一勺水则碧波万顷。层峦叠嶂，长河巨泊，都在想象中形成，直至物我融合无间的境界。人与自然物在感情上的亲和，形成了清净虚明、无思无虑的心境，这种心境渗透到园林中去，必然使园林具有了明显的写意性，因而人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中就有了强烈的精神寄托和抒情色彩。
苏州园林追求的首先是一种化景物为情思的意境，其次，才是花木竹石本身形式。它把那些最能引起思想情感活动的自然因素摄取到园林中来，以心造境，赋予这些自然元素象征意义，最后反映高尚、深邃的境，使观赏者感到亲切，又感到崇高。这种观感恰恰也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代表的造园者追求的目的。他们把园林看作人生、仕途的一个精神驿站，仕途未顺，就退归于园林，作“退思”之方便；一旦东山再起，即走出园林登上庙堂。可谓出入自由，进退自如。隐世又不离于世，在现实中开辟出一块理想的乐园，使那些不能在现实中实现的理想、人格与抱负最终不必远游彼岸，而在这片心造之境中落地生根，达到心灵的“至乐”。庄子的隐逸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参考文献：
[1]王国胜.试论庄子对隐士思想的传承和递进[J].江西社会科学，2006（2）.
[2]叶青.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层面与演进.南方建筑，1996（4）.
原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