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隐世”思想与苏州园林文化

  摘要:庄子从理论上丰富了“隐”的内涵和“避世”的途径。他认为人在乱世能够“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则可“不避世非,以与世俗处”。苏州园林文化所包涵的“隐”的思想就体现了庄子的“隐世”思想。
  关键词:庄子;隐士思想;园林文化;苏州园林
 
  《辞海》解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即有相当的才学而不愿做官的人。许由、巢父、伯夷、叔齐这些隐士的行为都是“避世”,即远离政治中心和上层社会。“隐士”作为自愿或被迫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退出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不依附任何权力派系,行动上与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因而能够以旁观者的眼光冷静看待政治和权力斗争,深入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同时他们退隐在野,能够近距离接触自然,所以其思想上往往表现出两种倾向:批判政治和崇尚自然。
  庄子的“隐”不同于一般“隐士”的“隐”。第一,他丰富了“隐”的内涵和“避世”的途径。庄子的“隐”,是介于山林和闹市之间的隐。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伯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都明显的带有“灵与肉”皆远离尘嚣的意味。庄子之“隐”,则更多的是“穿行在山林和闹市之间”,也可以说是“身在闹市,心在山林”。“后来的隐逸之士,都从道家‘隐士’思想中汲取了养分,把道家思想奉为经典,或隐于野,或隐于市,或隐于朝,从而使得隐逸的内涵和途径,乃至整个隐逸文化体系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嬗变过程。”第二,使实现理想的方法进一步丰满和多样化。许由和巢父远离政治的举动和态度是刚性的。庄子更多地受杨朱“避世为我”、“重生贵己”以及老子“柔弱者胜刚强”、“守柔曰强”思想的影响,虽然是“隐”,但处世却坚持以“柔”为主。“柔”就是不硬抗,外柔而内刚,以实现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庄子用“柔”来消解人生与社会的矛盾。认为要避免陷于社会灾难,不一定要离开社会。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在庄子看来,动乱的战国,世情险恶,才与不才都难以全生葆真。成材的大树因其成材而被伐,不鸣之雁又因不鸣而被烹。可见,人只能介于“材与不材”之间了,如能这样,则可以“不避世非,以与世俗处”(《天下》)。同时他认为,在肉身束缚与精神自由的矛盾对抗中,心能使人得到绝对自由。心的作用和状态被庄子称为精神,庄子把这种精神的自由解放,以一个“游”字加以象征。“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乘道德而浮游”,“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耶?”(《山木》)
  苏州的园林文化所包涵的“隐”的思想就体现了庄子的“隐世”思想。
  园林作为一种文化机体,处于其最外层的物态层面是人类物化劳动的直接体现,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实用功能和材料,二是施工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园林的制度层面是物态层面和心态层面的中介,很大程度上它是心态层面在形式上的反映。这个层面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园林的造园手法和相应的典章制度,二是园林的形式和风格。苏州园林外显形式有以下几大特点:
  (1)整体性。苏州的园林一般占地小,所以特别注重空间序列安排,充分利用空间虚实转化,创造忽明忽暗、忽高忽低、忽幽忽敞的对比,并用连续的原则串联其中,使游人在行进中不断感受现实与虚幻的交替,伴随着身体力行,从可望不可及到升堂入室,一步步引导而进入物我相融,游心太玄的两忘境界。如拙政园远香堂在园内中心位置,为四面枯式建筑,从四周长窗可看出堂北月台临池、堂南假山花木、堂东绣绮亭、堂西倚玉轩及曲折的回廊。透过艺圃浴鸥门,可望见另一月洞“慈廬”斜向而点,两门约60度,互为借景,其间山石、流水、小桥、花木,映入眼帘。
  (2)抽象性。苏州园林强调介于现实和理想、局部与整体的一种转换过程,往往采用抽象的手法,即在写意和模仿自然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平衡。并不强求重现自然山水的形象,而是把自然景物中最能引导思想情感的要素提取出来,经过抽象以象征性的题材和洗练的手法反映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有限中见无限的意境。使观赏的人既感到自然,又发人深思。所谓“山水无得失,得失在人心;诸法本无大小相,大小在人情”,就强调了感情的抽象力。造园者借园林之景抒发感情,咏叹志趣。如远香堂“远香”一词出自宋代周敦颐《爱莲说》中“香远溢清”之句,喻君子之志,如莲出淤泥而不染。怡园原为明代吴宽旧宅,清代顾文彬扩建为私家园林,以园自怡,故名“怡园”。
  (3)运动性。所谓“生死不已,行健不息”,就是说运动是绝对的。园林中意境的产生是一个由实到虚的运动过程。具体说来,园林中的动就是强调游园行进中步移景异,对同一景物,在运动中也能从不同角度得到不同景象,从而达到有限中获得无限的境界。如耦园吾爱亭,位于东南假山上,亭旁假山由黄石构成,小桥横池而建,曲曲弯弯,可达“步移景异”的功效。
留园冠云楼,在林泉耆硕之馆的北面庭馆内,楼西庭院中的回廊,交叉迤俪,廊柱林立错落,有种变幻迷离的趣味。因廊弯曲而有角度,故所见的景观亦不同。
  苏州园林园景一般朴素自然,园林建筑小巧玲珑,灰瓦白墙,色调偏于淡雅。造园之理论主旨,在于倡言静寂、清和,于喧闹的城市之间闹中求静,并有“林阴初出莺歌,山曲忽闻樵唱”,“俯流玩月,坐石品泉”之静趣。“虽为人作,宛自天开。”
  苏州园林的内在精神是审美主体与对象的相融与统一。精神是现实中的虚无,审美对象则是现实中的实体;精神是文人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对理想自然的推崇,审美对象则是经过造园者人工化的自然物。造园者将纯自然与人类社会有机结合,因而有无穷的意味、幽远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人心所造,园林即为所造之境在现实中的落实。
  园林不同于纯自然,也不是完全的人工技艺,它是技术与自然的结合体。它以自然为中介,使人在自然中领悟宇宙、历史、人生,达到与道的和谐统一的意境。造园者对自然的做法是模仿而不是写实,即崇尚自然状态但又不愿真正离开社会放弃一切走进山林最终隐逸。结果是模仿自然,山水花木和谐地相处在一起,诱发人的意境美感。在园林中,山水花木主要起“比”“兴”作用,是宇宙感、历史感和人生感的寄托。一拳石则苍山千仞,一勺水则碧波万顷。层峦叠嶂,长河巨泊,都在想象中形成,直至物我融合无间的境界。人与自然物在感情上的亲和,形成了清净虚明、无思无虑的心境,这种心境渗透到园林中去,必然使园林具有了明显的写意性,因而人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中就有了强烈的精神寄托和抒情色彩。
  苏州园林追求的首先是一种化景物为情思的意境,其次,才是花木竹石本身形式。它把那些最能引起思想情感活动的自然因素摄取到园林中来,以心造境,赋予这些自然元素象征意义,最后反映高尚、深邃的境,使观赏者感到亲切,又感到崇高。这种观感恰恰也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代表的造园者追求的目的。他们把园林看作人生、仕途的一个精神驿站,仕途未顺,就退归于园林,作“退思”之方便;一旦东山再起,即走出园林登上庙堂。可谓出入自由,进退自如。隐世又不离于世,在现实中开辟出一块理想的乐园,使那些不能在现实中实现的理想、人格与抱负最终不必远游彼岸,而在这片心造之境中落地生根,达到心灵的“至乐”。庄子的隐逸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参考文献:
  [1]王国胜.试论庄子对隐士思想的传承和递进[J].江西社会科学,2006(2).
  [2]叶青.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层面与演进.南方建筑,1996(4).
 
  原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