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嵩 与 夏 言（节录）

严 嵩 与 夏 言（节录）

[美]苏均炜

数年前在拙作《大学士严嵩新论》里，我企图将“奸臣”严嵩的本来面目还原过来，严嵩和明世宗的关系，严嵩的北虏南倭的政策，所谓屠杀忠良等六个方面，列举一些史料来指出：严嵩并不是像传统“正史”所描写的那样一个反面或是奸恶的人物。今天，我只选出“屠害忠良”这一个主要的控告里的一部分，较为详尽的讨论：究竟夏言是不是被严嵩杀死的。

（一）严夏两人的出身、才学和性格

自永乐朝以来江西就出了不少大学士。嘉靖这一朝里就有四个；严夏两人作大学士的任期，相加起来，就占了嘉靖的四十五年的半数，可见他们俩在明中叶的政治里是有其一定的影响力的。

论年龄，严比夏大两岁：严是在成化十六年（1480）出生的，夏则在成化十八年（1482）。严夏两家都不是书香世家，严家是赣西袁州郡分宜县人，隶匠籍。夏家是广信郡贵溪人，隶军藉。严家老早有人出仕，嵩的高祖父便做了四川的布政使，然后一直轮到嵩才再发出一个高官来。夏言的父亲，夏鼎（卒于1506年），靠赖了一个兄弟在京城任军职，才有机会在京攻读，终于拿到了进士的资格做地方官去。因此夏言是在京城生长的，一直在京住到十四岁才离开，所以能说一口漂亮的京腔。后来，言当了高官后，才得到允许脱去军藉。

严夏两人都有相当高的天份，就出身来说，严最初略为比夏进展得快些，严吗，二十岁期间就拿到乡荐（举人），六年后，即在弘治十八年（1505），使考到了进士，而且还是第二甲第二名（即第五名）；既然成绩优异，被选作庶吉士，跟着便济进了翰林院做编修。夏呢，正德六年（1510）中举后，不久入国子监读书，后来在正德十二年（1517）才拿到进士，因为成绩考得不太好，取在第三甲里，所以一出来只能当上行人司行人，后来才转到兵科给事中的职位。

两个都是有才学的人，都写得一手好文章。诗方面严嵩较胜一筹。

(二)两个礼部尚书——一南一北

本来一出身便到翰林院去的严嵩，面对着的是条康庄的大道，又可以有机会和皇帝接近，藉着这种关系可以比一般官员多了不少机会去赢得皇帝的垂青甚至信赖的。可是在正德年间，那个花花公子皇帝对行政对文学都没有一点儿兴趣，还好，作为翰林院编修（正七品）的嵩，可以出差到外处去，有机会增广他的阅历。一五一七年他被派到南京充当考试官；一五一八年他充任册封宗藩副使到广西去；一五一九年，他又被派到湖南衡山祭祀去，同时值得一提的，在一五一七年起，他受命去教宫内太监读书，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他日后能和世宗的太监建立相当友好的关系，在入继大统的朱厚璁（1507—1567在位1521—1567）初御经筵的时候严嵩也有份儿当值，似乎这个年少的皇帝对他没有什么印象，那是一五二一年八月的事，一个月后他就调到南京做翰林侍读去了。大约四年后（一五二五年六月）政府召他回京做国子监祭洒；这个职位教他有机会物色年青的人材，在祭酒任内，嵩也曾值了经筵，让皇帝见过他的面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超升得较快一些，跟着做礼部右侍郎（一五四八年五月），左侍郎（一五二九年五月）。

夏言在仕途的好运气是从嘉请九年（一五三0年）开始的。不用等到一五三一年的年底，他的官运像坐直升飞机，从吏科给事中，经过翰林侍读兼吏部，少詹事兼翰林学士，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掌院（正三品）（一五三一年十月）到礼部尚书（正二品）。夏言一下子便在仕途上赶过了已走在他前头的严嵩。一五三一年十月（嘉靖十年九月戊辰）夏言被升擢到礼部尚书，已攀高过已经在部里做了几年侍郎的严嵩了。奇怪的是差不多一个月的光景，嵩便被升调为吏部左侍郎，而又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又升调到南京做礼部尚书去。到南京去做尚书，名为升擢，实是被挤到外廷去。

（三）从政友到政敌的经过

夏言在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做到了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参机务。空下来的礼部尚书实职，本该由顾鼎臣补上的，“而嵩复私于言，躐得之”这也就是说两人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可是这友好的关系并不能维持很久，官场是个势利的场所，明争暗门是司空见惯的事。

在严嵩逐步向内阁行进的当时，夏言和世宗的关系竟又踏上张璁的覆辙，一连串的被斥被召。

夏言第二次被斥退是在嘉靖二十年八月（一五四一年九月），差不多两个月后才复任，这次也是由几件怠隋和疏忽的事引起的。

夏言第三次的被斥，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一五四二年八月），离开上次未及一年，这一次除了夏本人一意孤行的不是外、不少人都说是由于严嵩对他的倾轧，与其这样说，毋宁说世宗变得愈来愈容不了他。上面说过，他开始对嵩有妒意，故意要整嵩一整，可是反不到效果，反而教世宗对嵩更为好感，看到对自己百般柔顺忠诚的嵩，世宗更觉得夏言做事愈来愈不像话了。

夏言被革职不到一个半月后，严嵩就被任命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兼署礼部事，也许因为这一着人们都说他倾夏言的吧？但细读上边世宗的手谕，我们就不难见到世宗和夏言这两君臣的性格愈变得合不来，用不着第三者在旁挑拔或是离间的。

现在轮到严嵩做辅臣了，他和世宗的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最初的两年里，即从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到二十三年八月，严并不是首辅，虽然世宗倚重他多过那个做首辅的翟銮，而且又对他很信幸似的，有一回世宗和他讨论时政，他提出当时的要务是任才贤，正士习和慎名器来纠正法度的松驰，纪律的低降，可见他对于治理亦需作过根本探源的研究，过了不几个月，他和翟銮一同被吏部控告请论，有侵吏部职位，这事显示出严嵩那时在政府里还没有什么权势。过一年后，翟銮因考试舞弊被削藉去，严嵩这才升上做首辅，可是才到一年光景，世宗“微觉嵩横”（《明史》嵩传语，夏传则一说“微觉嵩贪恣”；王世贞的嵩传也用“横”字，夏传则用“专”字），便再把夏言召回来。夏一回朝，立即恢复了首辅的职位，嵩又变为他的属下了。

可是有过这一连串辛酸教训的夏言，自复任首辅后，还全不警惕，他拟旨事取独断，任从好恶行事。夏言这些作为，当然开罪了不少人，有过多年的认识，嵩当然晓得夏言的性格，对夏的失落、委屈，他都逆来顺受。在内阁拟旨时夏多时不谘询他，只教他画个诺便算。嵩就是这样迁就人的。

（四）曾铣的复套议

一直到嘉靖年间，明廷最重要的边防政策还不外是怎样去对付北方的当时已经称为鞑靼的蒙古。

夏言要走的一着棋，便是从北虏手里将河套一带地方拿回来。为减少西北边塞的威胁，当时有一个守边大臣叫曾铣（1499-1548）的，积极倡议这个复套策，相当轰动一时。夏言非但认识曾铣，他和曾铣还有连襟兄弟的关系——夏言侍妾苏夫人的妹妹，便是曾铣的妻子，而且夏言的丈人苏纲也常在两家人家来往。看来，夏言认为如果他能在政府之内主持军国大计，使得曾铣在边塞建立复套的大功，他非但可保势位，还可垂名于竹帛的，夏言这个如意算盘都全打在曾铣身上。就在这年的十二月，曾铣呈上两疏给世宗，一疏请求修筑三段边塞以保障全陕，另一疏里他献议复套。

但是不赞同他的议论的，大有人在，首先让我们看看自正德以来大部份朝野人士对于御虏的意见，可以举魏焕（长沙人，一五二九年进士）来作代表。魏焕写过一本叫《九边考》的书，是他在任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时翻阅过大量边防档案之后写的，魏焕和很多担任边防责任的官员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就是衡量当时明廷和北虏双方情势和强弱之后，对付北虏最上的策略还是着重防守。魏焕就这样说：

“一镇戍奠急于边墙，大举深入动至数万，历代以来，屯守戍守寡则难于应敌，多则困于转输，是故虏众易合而势常强，我兵难聚而势常弱……（引史例述说中国为何纳款于强虏）若挟英雄之君，愤夷狄之侵凌，竭天下之财力，穷兵远讨，犁庭扫穴，中国强矣然而内自困敝，甚至亡国，如秦隋之为，亦非计之得也。是以论者谓御我为上策，盖谓此耳。《易》曰：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御戎上策，其出此乎！……

这段话，虽属泛论，亦算得中肯，正足以代表所谓持重稳健派的观点。

关于河套这段边防，据魏焕的估计，当时在套虏人约共有兵七万人，他还说：“议者谓驱河套之虏易，而守河套难，盖地广人稀故也”。相信在编写该书时，已有人在谈论复套问题，所以他说：“近有复套之议……当时度势，恐亦难为”。

现在且让我们举出两个对曾铣的复套议持反对见解的人来，一个叫翁万达（1498—1552），翁是个于军事和边政很有经验的人，也很为同时人看重。他参加过处理安南的事，做过陕西的布政使，在他总督宣大、山西和保定军务的任期内，对边墙建筑方面，有很好的贡献。他主张接纳俺答入贡的要求，可是世宗不肯。他再三疏请，恰巧遇到夏言主持曾铣复套大计，力主贡议，当时朝廷要边臣讨论曾铣的复套提案，于是以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职衔总督宣大的翁万达，详尽地呈上他的意见。首先，他指出敌忾同仇的志气是好的，但得要考虏可乘之机和有没有万全之策。他说，成化年间（1465—1487）就有过搜套和复套的意思，当时北虏尚未入套居住下来，但因为了诸种问题都没有履行。而今河套既为虏人盘踞，“滋其畜牧，遂其生产，譬之为家成业久矣。又今昔异时，强弱异势……欲一举而复之，毋乃不易乎”！他强调强弱共势这一点，认为当时并非是攻取强虏的时机。据他的意见，“即令小王子吉囊俺答诸部落，可三四十万，视昔之奔命穷荒不见马矢者，盛耶衰耶？强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军政多偷，三五年来，虽赖庙堂注意边防，渐次振举……回视二祖之时，其强弱盈缩，又何为耶？”跟着他指出北虏的长技在于驰击，中国之长技在以火器守险，那末“舍火器守险而与之驰射于黄沙白草之间，得耶？失耶？”

接着翁就针对曾铣的复套议，逐点加以评论，对于曾认为“春、夏马瘦为虏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马肥为虏强而我利于守”这一论点，翁并不同意，他说：

“然天时物性不甚相远也，秋冬虏马强矣而我马不亦肥乎？乃止利于守耶？春夏虏马瘦矣而我马不亦瘦乎？乃独利于征耶？春夏马瘦而虏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诚惧其扰击我也。秋冬马肥而虏强，既能为寇，则多主设谋，诚惧其报复我也。

似乎，“春于 套，秋守于边”的计划，就靠不住了。

其次，针对着曾铣拟用兵六万一连捣套虏三年的提议，翁认为极不实际，套地既为虏人占据了多年，早已被视作他们的家乡了，他引用一句成语说，“夺虎者易，夺虎子者难，夺虎子者易，夺虎穴而居者难，”这即是说虏人一定拼命争夺，据翁的估计，“今日诸酋多有分地，套地为吉囊四子新居，控弦者当不下十余万”，似此，只用兵六万深入虏境以攻强敌，怎敢肯完成功的？假如“一举失利，士伤马耗”的时候又怎么样呢？

纵使一举搜套成功，翁也认为派兵在那里设备防守，也得要化一番筹划的工夫，他说：

“沿河计二千余里，筑垣为限，岂时日可完。移置边堡，非百数十不相联络。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檄瞭望哨守者不与，当三十万众不止也。诚恐布置来定而争穴之虎至矣。况我去边千里，一年之食，为数亿万，沿边所出，仅足自供，益以此数，必须内地。由内地而输之边，远者二千里，近者亦不下千余里，乃又自边而输之于河，即粮道可通，飞车免实难，此又所当击虏而殚思者也”。

翁议的结论是：要收复河套就得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在等待的期间，“谨我障塞，  我戎备，和我行伍，固我元气，以俟其隙，计之得也。故曰知已知彼，百胜之道也”无怪乎，翁在他守边的职责里，他是那么着重边墙的构筑，火器的请求了。无怪乎他甚至主张用互市的手段去羁糜那势力还相当强大的北虏了。

细读翁这篇疏议，我们可以见到，他对问题的认识，确有深度。反过来就觉得曾铣只是长于志气而只是从理想的情况去设想。相形之下，曾是及不上万达的深识远虑的。

第二个我们要举出的是唐顺之（1507—1560），唐在当时是个相当有声望的人，他非但文章出众，而且学识广博。只因触怒过世宗，斥退园林。可是当时不少贤俊都和他结交，又得不少后辈的崇仰。翁万达和他相好，有书信往还，唐和曾铣是同年生，即同是在嘉靖八年成进士的，也有交往的。唐的文集内载有三封规劝，劝他不要轻言复套。

唐待人以诚，他实在担心曾铣对套事深思熟虑的不够，所以尽量举出攻战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备作曾的参考。

看来有很多负责边防的文臣武将都不赞同曾铣的建议，他们以为世宗有利用曾铣的意思，大都不敢反对。

根据国榷的记载，就在这年（嘉靖二十六年）年底，曾铣本要率领数万攻击河套的虏人的，因为粮饷不继，没有前进。当虏人听到这个讯息，立即结集起来侵犯边塞，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五四八年二月三日）有大风沙，跟着在二十七年正月陕西报上山崩灾异情事，这些事使得世宗十分警惕；他对辅臣们说，这些迹象是主兵火，有边警，吩咐辅臣和有专责的大臣都应该忠心策划去消弭祸患于未然，而他本人则请求上玄转祸为福。当时政府正在讨论复套事宜，研究曾铣的计划，都希望世宗来作主，裁定一切。世宗开始犹豫了，他对辅臣说，“套虏之患久矣，今以征逐为名，不知师出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馀积，预见成功可必否？昨王三（指不久前捕复的一个降虏汉人）平，未论功赏，臣下有怏怏心。今欲行此大事，一铣何足惜，祗恐百姓受无罪之杀，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与害几家义民之命者不同。我内居上处，外司下情何知？可否？卿等职任辅弼，果真知真见，当行拟行之。”夏和严当不敢作什么决定，世宗于是再令诸臣商议，然后向他汇报。

这时候严嵩晓得世宗对复套策充满了疑虑，而他本人又不同意曾铣的策略，于是上疏攻击曾议的不是，他说：

“套虏为患日久，祖宗力岂不能取之而卒不果复者，盖有深意。今兵力不逮祖宗时远甚！且中外府藏殚竭，一旦议出无名之师，横挑强虏，诚有为圣心所虑者。臣阅曾铣所奏，征计必用三年；每年必用兵十二万，银必百五十万两。铣又云，此特大略，其临时请给者不在此数。则师来未而经费已不支矣，民将何以堪之！铣以好大喜功之心而为穷民黩武之举，在廷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而不敢明言，以致该部和同附会上奏。幸赖圣明远览，特降明谕，活全陕百万生灵之命，诚宗社无疆之福，臣备员辅职，如此举措，关乎国家安危大计，不能先事匡正，至引圣虑。同官夏言，于他政效劳为多，臣独分豪无补，有负委任，请从显黜。”正如上边所引魏焕、翁万达、唐顺之诸人的见解，严氏认为当时的兵力和财力都不许可朝廷去采取那样庞大的军事行动，所以他攻击曾铣不遗余力，而没有片言攻击夏言，但夏言既是主持曾议的人，他上言全力攻击曾铣，夏言就得要想法为自己辨解或洗脱了。

跟着两个辅臣便龃龉起来，在申辩时夏言又走错了一步棋，他非但没有向世宗引罪，反而怪责严嵩存心诿过，他说曾数次跟严商议套事，嵩连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过，生怕自己也会被拖累，严逼得再次辩解，他这一次却向夏全力搏击，不留余地的说：

“……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决，不惟常务不获与闻，即兴兵复套，事体极大，自始至今，并无一言议及。其诸疏揭所奏，不过列署臣名。昨奉明旨谓密奏人臣未有如铣之忠，臣读之愕然，实不知也。至干每拟夸许，皆出言手。言欲以此显上意于外，而示亲厚于铣，故廷臣皆谓上意欲行，无不恐惧，即臣不知，亦恐皇上别有谕于言也。昨蒙降兵部会疏于阁，言独留三日，后出一密奏于袖中令臣一阅，随即腾进，并不以片言商可否。且自去岁以来，臣与言同直所，言任已自便，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
    平情而论，严这里所说的可能是实情，夏言这个人就有那样的作风，用不着他人诬陷，严不外是为自己表清白，而弦外之音就是控告夏的不是。而今世宗对套议深表疑虑，夏言不由感到孤立无倚了。他既然不能跟君主争长论短，那惟有跟严嵩争论泄愤而已。言于是上疏自明，并请求去职。在疏入边，他指控嵩以危祸中臣，必欲置之死地，疏末乞赐骸骨归田里。

同时，兵部尚书和廷臣讨论复套事后，也将报告书上，他们都认为虏人兵强据险，中国应当练兵积粟防守，不应当采取攻战的策略，因此应该罢止以前决定复套一应事宜。读了报告后，世宗责备这些与议的官员为什么不老早指出复套不对，有些被罚停俸一月，有些一年；又将一些科道官逮捕到京，廷杖之外，又停俸四月。倡议的曾铣，他命令锦衣卫械系至京查问。主议的夏言，把所有的勋阶夺去，教他只以尚书致仕去。

（五）是严嵩杀夏言的吗？

本来曾铣的案情还未算十分严重，因为复套策仍在讨论的阶段上，不意事情的发展，却急转直下。二十七年正月月底，兵部奏说虏首俺答等踏水渡河和套虏联结有入寇延绥宁夏一带的企图，请求世宗严令各将领防御。这一来世宗火了，他怪责曾铣挑引起虏人的入侵，欺君误国，  令兵部同都察院参与这件事，不准有所党护。

既然世宗已公开表示对一个政策的好恶，那么一般臣子自会知怎样去趋避了，于是科道官也敢出头参劾曾铣了。经过不到两个月的查问之后，司法机关认为“铣交结大学士夏言，令其子曾淳先后持金数万托言妻父苏纲致之言所，朋谋为奸，妄议复套，其前后掩覆失事，冒报功捷，具为咸宁侯仇鸾所讦。”结果法司制判曾铣的罪状，作为交结近侍官员，该斩于市，妻子流二千里，苏纲则前往烟瘴地面充军。

夏言由锦衣卫逮捕到京审问。夏到京之后，还再申辩是被仇家所陷害，世宗正在怒气冲天，不予理会。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官认为言罪当死，但他既然入直侍侯多年，根据法律里边“议能”和“议贵”的条例，有可以宽减的地方。他们请求世宗去作决定。对三法司官这个提议，世宗很不高兴，他夺去他们的俸给之外，还责备他们，说出下面充满火气的话：

“尔等任曰执法，岂不知恩威当自上出？乃敢借议意朋护！朕视言为腹心，言则视君为何？方铣疏上时，即密（疑漏去“奏”字）强君，朕何当一言谕答？敢动称有密谕主行。及事败，止令致仕，又不知引罪，故作怒语曰，‘前去因不奉戴香巾，为朝廷计，非以身家，’是人臣礼欤？彼正以西内二三月直候，不得见苏纲为辞，尔等又为言直侍内苑，坚恣朋护之私，是何法理？其更依律定拟”，法司官于是判言与铣交通律、斩。妻子流二千里。

严嵩是否要置夏言于死地呢？是否只有这样他才能将首辅的职位拿到手里？这是值得怀疑的，夏言使他难堪是事实，但夏言对他并不致有生命的威胁！夏言可能对其他有权势的人，好像陆炳、崔元、仇鸾几个的威胁更大，在嵩的《嘉靖奏对录》里，他曾数次为夏言向世宗求情。第一次，在嘉靖二十七年三月一日（一五四八年四月八日）的奏对里，在提过曾铣苏纲犯法事后，严这样说过：“……但该司（指镇抚司）参称夏言因亲纳贿，据检出书词，实足跻彰露，欲行提问追究，臣惟夏言之罪，固莫难逃，伏望圣慈曲加宽宥，姑免提问，以存国体……”。夏被定罪之后，在同年四月五日（一五四八年五月十二日）的奏对时，严说，“该三法司会同部院等衙议拟夏言罪名，依结交近侍官员律，臣切惟夏言作事谬误至此，上负君父之恩，下干法典，岂所能逃。但臣与言同官，兹则敢冒万死之罪，触冒天威，伏望皇上姑念夏言的曾效微劳，曲赐矜怜，量从末减。则皇上于雷霆震极之下，特施雨露再生之恩矣。谨昧死上请”。

三日后，嵩又一再乞求说：“臣昨昧死具奏夏言所犯，请乞天恩，量从末减，今法司复议，夏言罪名已定，夫复何辞！但原情认罪，以徒律者法官之职也；宽法以后宥，君文之恩也。臣敢冒万死，乞皇上开天地之慈，霄雷霆之威，曲赐矜怜，赦其一死。臣干冒天威，无任战忄粟待罪之至。”

严竟肯为夏言再三“渎扰”世宗，乞求宽宥，也足够流露出他那具有同情心而不是狠心的性情。

当然啦，批评或憎恨严嵩的人，对他这样做法却会说那不过是严的猩猩作态，假慈悲而已。他们从不了解嵩比不少人还具有人性，同情心。他早就晓得位高势危，在他还是礼部尚书时写的一首题作“春日偶成”的诗里，末二句有谓：“恐仗一生忠信力，岂警人世有风波”，说且恻忍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他自己又是个大学士，今天世宗能杀一个大学士，谁敢担保明天不会轮到他的！

结语：上边我们从五个不同的角度所收集的史料，当然还不够完备，相信总可教读者们对传统史家对这一段历史的诠释或判断，发生极大的怀疑，故意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将多时任性妄为的专制君主所作所为的罪恶，来强加在一个恭顺的辅臣身上，岂不是历史上一件冤案吗？又怎能教我们客观地去了解当时政治、军事、社会、伦理等等方面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