俳优与《庄子》的文章风格

  《庄子》文章风格之奇,历来所共知。这种风格的形成,固然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及《庄子》本身思想等方面的作用有着密切关系,但俳优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俳优,也被名之为“滑稽”,是指主要以诙谐的言辞和举止娱人的艺人。他们的言辞,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插科打诨、造为隐语和讲说笑话,还包括说唱具有一定篇幅、带有诙谐嘲戏性质的故事。《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说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这里所说的小说,根据王运熙、胡士莹先生的看法,当是指类似于《鹞雀赋》一类的说唱故事 (王运熙《汉魏六朝的四言体通俗韵文》,《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汉代的《神乌赋》、《田章简》、《韩朋故事》的出土,说明了这类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而我们由《神乌赋》纯熟的艺术形态及技巧的运用,也不难推知,这类说唱故事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而且数量颇丰,伏俊琏先生在其俗赋研究系列论文中对此已多所钩沉。
    《庄子》和俳优的关系,前人已有零星述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有庄周“猾稽乱俗”的说法。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中论及“杂赋”时也提出:“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而秦汉俗赋正是带有诙谐嘲戏性质的说唱故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此作系统的论述,可见这一课题具有相当的挖掘与开拓的空间,本文仅就俳优与《庄子》文章风格间的关系略作申发。
    《庄子》文章风格之奇,首先体现为奇异的神幻色彩,这种特点的形成与俳优就有一定关系。《逍遥游》中说:“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本文所引《庄子》均据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97年版)成玄英《疏》云:“亦言书名也,齐国有此俳谐之书也。……齐谐所著之书多记怪异之事。”把“谐”解释为“俳谐之书”是正确的,宋玉的《对楚王问》和《晏子春秋•外篇第八》中都有与这个故事显然是同出一源的描写,宋玉本是俳优型的人物,《晏子春秋》中也多有和俳优滑稽之辞类似的故事,足可见《庄子》中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充满神幻色彩的鲲鹏寓言正是来自于俳优小说。俳谐之书多记怪异之事,本不足为奇。因为“穷乡多异”(《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民间本来就流行着大量的神异传说,这类传说自然就成为俳优故事的重要来源;再加之“世好奇怪,古今同情”(黄晖《论衡校释》卷三《奇怪》,中华书局1990年版),俳优为了能招徕听众,在说唱故事中多述怪异是很正常的。《汉志》小说家类所著录作品中有《伊尹说》二十七篇,其书虽佚,但论者多以为《吕氏春秋•本味》乃剟自《伊尹说》中。从《本味》所记伊尹说天下至味一段文字来看,其内容就颇类《山海经》,而其文体则近于大赋,显然就是俳优所诵说的故事。又《说文•鸟部》“鹫”字释云:“《师旷》曰:‘南方有鸟名羌鹫,黄头赤目,五色皆备。’”《汲冢琐语》亦记叔向语曰:“吾闻师旷曰:‘西方有白质鸟,五色皆备,其名曰翚;南方赤质,五色备,其名曰摇。’”《说苑•辨物》也有师旷说“东方有鸟名谏珂”之事,这三段话当是来自《汉志》著录的《师旷》六篇中的同一篇,其风格也与《山海经》相类,应为俳优讲诵神异事物时所用的底本。考《庄子》一书,也颇多此类内容,如冯夷、肩吾、禺强、西王母、委蛇等,即见载于《山海经》中。又《山木》叙太公任说意怠鸟,《艺文类聚》卷九○引《庄子》佚文述老子说凤鸟事,均与师旷之语相近,可知这种“×方有鸟”的叙述模式必是俳优说唱此类故事时的常用套语。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说“《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可知古本《庄子》中更多谲怪诡诞之事,如《山海经》郭《注》引“十日并出”、“三头人”,《一切经音义》引“夸父”诸事,都见于《山海经》中。今虽多已不存,但俳优与《庄子》间的关系亦可由此而见一斑。从这些地方,都不难发现俳优的言辞在《庄子》文章神幻色彩的形成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
    《庄子》文章塑造人物亦以奇见长,这与颇为夸张的容貌、神态及动作的描写密不可分。如《盗跖》“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瞠瞋目,声如乳虎”、“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这种描写多见于民间说唱文学,像敦煌文献中的《韩朋赋》:“朋年卅未满,二十有余。姿容窈窕,黑发素丝,齿如珂佩,耳如悬珠。”《伍子胥变文》:“臣闻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丽过人。眉如尽月,颊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发长七尺,鼻直颜方,耳似珰珠。”《降魔变文》:“其师子乃口如溪壑,身类雪山,眼似流星,牙如霜剑。”这种与说唱有关的写法在先秦两汉时期已颇为流行,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汉书•东方朔传》:“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由宋玉和东方朔近乎俳优的身份可以推断,这种描写是俳优说唱故事人物时的常用套语形式。《盗跖》中又写孔子被盗跖怒斥之后,“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类似的描写又见于《史记•日者列传》:“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按《龟策列传》《正义》云:“《日者》、《龟策》言辞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所谓“言辞最鄙陋”,正说明了宋忠、贾谊见司马季主故事的民间性质。此类长篇作品决非寻常的街谈巷语所能言说,应是出自俳优所演说的故事,则这种对于神态的夸张描写也属于古优的常用手段,王褒《僮约》写便了被教训后,“仡仡扣头,两手自缚,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即与此颇为神似。
    像这种明显受到俳优故事影响的夸张的神态容貌描写也多见于《庄子》他篇,如《人间世》写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大宗师》中的子舆“曲偻发背,上有五管,五藏之管向上。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都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其笔法类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戴良《失父零丁》中的丑态描写,显然是源自民间说唱故事。又如《田子方》:“御寇伏地,汗流至踵。”“汗流至踵”是极写惊恐之貌的描绘语,在敦煌变文中就多有“遍体汗流”的描写。这句话又见于《韩诗外传》中的楚丘先生见孟尝君故事:“孟尝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过矣,文过矣。’”据伏俊琏先生的研究,这个故事明显受韵诵体俗赋的影响(《先秦“故事俗赋”钩沉》,《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冬之卷)。《论衡•言毒》中也有类似描写:“孔子见阳虎,却行,白汗交流。”这一故事的具体情节已不可知,《史记•孔子世家》中说的“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应该就是它的梗概。《索隐》认为:“今此谓孔子实要绖与飨,为阳虎所绌,亦近诬矣。”则司马迁和王充所记录的故事当是来自短书小传一类,和民间故事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可见这种描写也是出于俳优无疑。
    《庄子》中的这类描写渊源于俳优的说唱故事,不仅有其文献上的依据,亦可由俳优的表演方式推知。俳优的表演,除言语外,还包括了神态、行动等的摹拟。《滑稽列传》中的“优孟衣冠”,便是优孟着孙叔敖衣冠,模仿其生前言谈举止讽谏楚庄王。任半塘先生《优语集》在记录优旃语“令麋鹿触寇”后亦加按语云:“此等语在当时,宜不止于语,且已形象化,当场效麋鹿触寇之足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由汉画及汉俑中滑稽艺人的形象来看,其造型大多举止夸张、神态生动。如南阳县草店汉墓中一幅舞乐百戏画像中的滑稽艺人,一手前伸于嘴边,一手后扶于臀部,腹凸臀伸,单腿跪地,长舌吐出,颇为可笑。再如郫县宋家林汉墓中一说唱俑,长裤欲坠,双腿弯曲,缩颈歪头,呲牙咧嘴,张口吐舌,情态怪诞。这些表演,必然是配合着故事内容而进行,在讲唱中穿插以种种滑稽可笑的动作神态,博得观众一笑。不难想见,当俳优说至“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乃逸而走”(《庄子集释》卷六《秋水》)时,定是张口吐舌,做仓皇逃走状;至“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时,又必会两腿箕踞,双眼圆睁,做大声呵斥状;至于演说种种丑态时,那无疑更要缩颈歪头,呲牙咧嘴,极尽眉眼生动之能事。显然,如果没有这些夸张的描写,俳优的滑稽表演根本就无法进行。所以,结合文献与文物两方面的依据,我们可以确定,《庄子》文章塑造人物以奇见长的特点,必是来自俳优故事。
    《庄子》文章之奇,又体现于文辞的奇肆。他的语言,时而汪洋恣肆,时而恢诡谲怪,时而诙谐风趣。而这些,恰又是俳优的滑稽之辞所具有的特点。
    《史记》之《樗里子甘茂列传》、《滑稽列传》中“滑稽”一词,司马贞《索隐》都解释为“酒器”,“以言俳优之人出口成章,词不穷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从《滑稽列传》所记载的俳优之辞来看,多“出口成章,词不穷竭”,可知这种说法大体无误。析而言之,则一为文辞赡丽,层出不穷。如“优孟谏楚庄王葬马”、“淳于髡讽齐威王罢长夜之饮”之善于体物,刻画详尽,均逼似赋体;次为随境生发,变化无穷,《汉书•东方朔传》中的“东方朔与郭舍人射覆”一事就是极明显的好例。而这也正是《庄子》语言的特点,《庄子•寓言》云:“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所谓“日出”者,王先谦《庄子集解》释为“不穷”,最惬本旨。《庄子》之文,汪洋恣肆,辞采富丽,“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高似孙语,转引自闻一多《庄子》,《闻一多全集》第2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非“不穷”不足以拟之。“曼衍”一词,马叙伦、高亨均训为“流行不定之义”(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高亨《诸子新笺》,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按《齐物论》:“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可知卮言就是“化声”,郭庆藩《庄子集释》引郭嵩焘语云:“言随物而变,谓之化声。”卮言为无心之言,故能因循万有,随境生发,如水之曼衍,流行不定,所以高亨先生径将其定义为“圆转无定之言”,而《汉书•陈遵传》“鸱夷滑稽”颜师古《注》恰为“滑稽,圆转纵舍无穷之状”,真可谓若合符契。
    “滑稽”又可被解释为“乱同异”之辞,《樗里子甘茂列传》之《索隐》引邹诞生云:“滑,乱也。稽,同也。谓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谓能乱同异也。”按《史记•孔子世家》“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不可轨法”即韩非所说的“儒以文乱法”,则“乱同异”之说也不为无据。征之于《滑稽列传》,若优旃之谏漆城,郭舍人之斥乳母等,都可称得上是“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这种“乱同异”之语,又恰是《庄子》惯用的手段,《齐物论》云:“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憰怪,道通为一。”一切在日常语境中绝对对立的范畴的界限被《庄子》一一打破,这便是“恢诡憰怪”的奇言。而“恢诡”即“吊诡”、“憰诡”(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天下》论《庄子》之文为:“其辞虽参差而憰诡可观。”成玄英《疏》云:“憰诡,犹滑稽也。”便是把《庄子》的奇言与俳优的滑稽之言等量齐观了。
    《滑稽列传》“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索隐》引姚察云:“滑稽犹俳谐也。”按《文心雕龙•谐隐》:“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可知滑稽有幽默之义,滑稽调笑是俳优的当行本色,而《庄子》文章的幽默也是众所周知。同时,俳优的“出口成章”每多骈语、韵语,《后汉书•蔡邕传》中就有“连偶俗语,有类俳优”的说法。善用骈语、韵语,又正是《庄子》文章一大特色。所以综上四点,我们认为,《庄子》奇肆的语言风格的形成,与俳优滑稽之言的影响也是密不可分。《庄子》与俳优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复杂但又充满趣味的话题,本文所述仅是其中的一斑而已。俳优对《庄子》的思想有何影响,《庄子》又为何与俳优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对后世文人的人格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亟待加以进一步研究。
 
    原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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