俳优与《庄子》的文章风格

  《庄子》文章风格之奇，历来所共知。这种风格的形成，固然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及《庄子》本身思想等方面的作用有着密切关系，但俳优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俳优，也被名之为“滑稽”，是指主要以诙谐的言辞和举止娱人的艺人。他们的言辞，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插科打诨、造为隐语和讲说笑话，还包括说唱具有一定篇幅、带有诙谐嘲戏性质的故事。《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说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这里所说的小说，根据王运熙、胡士莹先生的看法，当是指类似于《鹞雀赋》一类的说唱故事 （王运熙《汉魏六朝的四言体通俗韵文》，《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汉代的《神乌赋》、《田章简》、《韩朋故事》的出土，说明了这类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而我们由《神乌赋》纯熟的艺术形态及技巧的运用，也不难推知，这类说唱故事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而且数量颇丰，伏俊琏先生在其俗赋研究系列论文中对此已多所钩沉。
    《庄子》和俳优的关系，前人已有零星述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有庄周“猾稽乱俗”的说法。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中论及“杂赋”时也提出：“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而秦汉俗赋正是带有诙谐嘲戏性质的说唱故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此作系统的论述，可见这一课题具有相当的挖掘与开拓的空间，本文仅就俳优与《庄子》文章风格间的关系略作申发。
    《庄子》文章风格之奇，首先体现为奇异的神幻色彩，这种特点的形成与俳优就有一定关系。《逍遥游》中说：“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本文所引《庄子》均据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97年版）成玄英《疏》云：“亦言书名也，齐国有此俳谐之书也。……齐谐所著之书多记怪异之事。”把“谐”解释为“俳谐之书”是正确的，宋玉的《对楚王问》和《晏子春秋•外篇第八》中都有与这个故事显然是同出一源的描写，宋玉本是俳优型的人物，《晏子春秋》中也多有和俳优滑稽之辞类似的故事，足可见《庄子》中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充满神幻色彩的鲲鹏寓言正是来自于俳优小说。俳谐之书多记怪异之事，本不足为奇。因为“穷乡多异”（《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民间本来就流行着大量的神异传说，这类传说自然就成为俳优故事的重要来源；再加之“世好奇怪，古今同情”（黄晖《论衡校释》卷三《奇怪》，中华书局1990年版），俳优为了能招徕听众，在说唱故事中多述怪异是很正常的。《汉志》小说家类所著录作品中有《伊尹说》二十七篇，其书虽佚，但论者多以为《吕氏春秋•本味》乃剟自《伊尹说》中。从《本味》所记伊尹说天下至味一段文字来看，其内容就颇类《山海经》，而其文体则近于大赋，显然就是俳优所诵说的故事。又《说文•鸟部》“鹫”字释云：“《师旷》曰：‘南方有鸟名羌鹫，黄头赤目，五色皆备。’”《汲冢琐语》亦记叔向语曰：“吾闻师旷曰：‘西方有白质鸟，五色皆备，其名曰翚；南方赤质，五色备，其名曰摇。’”《说苑•辨物》也有师旷说“东方有鸟名谏珂”之事，这三段话当是来自《汉志》著录的《师旷》六篇中的同一篇，其风格也与《山海经》相类，应为俳优讲诵神异事物时所用的底本。考《庄子》一书，也颇多此类内容，如冯夷、肩吾、禺强、西王母、委蛇等，即见载于《山海经》中。又《山木》叙太公任说意怠鸟，《艺文类聚》卷九○引《庄子》佚文述老子说凤鸟事，均与师旷之语相近，可知这种“×方有鸟”的叙述模式必是俳优说唱此类故事时的常用套语。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说“《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可知古本《庄子》中更多谲怪诡诞之事，如《山海经》郭《注》引“十日并出”、“三头人”，《一切经音义》引“夸父”诸事，都见于《山海经》中。今虽多已不存，但俳优与《庄子》间的关系亦可由此而见一斑。从这些地方，都不难发现俳优的言辞在《庄子》文章神幻色彩的形成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
    《庄子》文章塑造人物亦以奇见长，这与颇为夸张的容貌、神态及动作的描写密不可分。如《盗跖》“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瞠瞋目，声如乳虎”、“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这种描写多见于民间说唱文学，像敦煌文献中的《韩朋赋》：“朋年卅未满，二十有余。姿容窈窕，黑发素丝，齿如珂佩，耳如悬珠。”《伍子胥变文》：“臣闻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丽过人。眉如尽月，颊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发长七尺，鼻直颜方，耳似珰珠。”《降魔变文》：“其师子乃口如溪壑，身类雪山，眼似流星，牙如霜剑。”这种与说唱有关的写法在先秦两汉时期已颇为流行，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汉书•东方朔传》：“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由宋玉和东方朔近乎俳优的身份可以推断，这种描写是俳优说唱故事人物时的常用套语形式。《盗跖》中又写孔子被盗跖怒斥之后，“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类似的描写又见于《史记•日者列传》：“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按《龟策列传》《正义》云：“《日者》、《龟策》言辞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所谓“言辞最鄙陋”，正说明了宋忠、贾谊见司马季主故事的民间性质。此类长篇作品决非寻常的街谈巷语所能言说，应是出自俳优所演说的故事，则这种对于神态的夸张描写也属于古优的常用手段，王褒《僮约》写便了被教训后，“仡仡扣头，两手自缚，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即与此颇为神似。
    像这种明显受到俳优故事影响的夸张的神态容貌描写也多见于《庄子》他篇，如《人间世》写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大宗师》中的子舆“曲偻发背，上有五管，五藏之管向上。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都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其笔法类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戴良《失父零丁》中的丑态描写，显然是源自民间说唱故事。又如《田子方》：“御寇伏地，汗流至踵。”“汗流至踵”是极写惊恐之貌的描绘语，在敦煌变文中就多有“遍体汗流”的描写。这句话又见于《韩诗外传》中的楚丘先生见孟尝君故事：“孟尝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过矣，文过矣。’”据伏俊琏先生的研究，这个故事明显受韵诵体俗赋的影响（《先秦“故事俗赋”钩沉》，《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冬之卷）。《论衡•言毒》中也有类似描写：“孔子见阳虎，却行，白汗交流。”这一故事的具体情节已不可知，《史记•孔子世家》中说的“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应该就是它的梗概。《索隐》认为：“今此谓孔子实要绖与飨，为阳虎所绌，亦近诬矣。”则司马迁和王充所记录的故事当是来自短书小传一类，和民间故事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可见这种描写也是出于俳优无疑。
    《庄子》中的这类描写渊源于俳优的说唱故事，不仅有其文献上的依据，亦可由俳优的表演方式推知。俳优的表演，除言语外，还包括了神态、行动等的摹拟。《滑稽列传》中的“优孟衣冠”，便是优孟着孙叔敖衣冠，模仿其生前言谈举止讽谏楚庄王。任半塘先生《优语集》在记录优旃语“令麋鹿触寇”后亦加按语云：“此等语在当时，宜不止于语，且已形象化，当场效麋鹿触寇之足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由汉画及汉俑中滑稽艺人的形象来看，其造型大多举止夸张、神态生动。如南阳县草店汉墓中一幅舞乐百戏画像中的滑稽艺人，一手前伸于嘴边，一手后扶于臀部，腹凸臀伸，单腿跪地，长舌吐出，颇为可笑。再如郫县宋家林汉墓中一说唱俑，长裤欲坠，双腿弯曲，缩颈歪头，呲牙咧嘴，张口吐舌，情态怪诞。这些表演，必然是配合着故事内容而进行，在讲唱中穿插以种种滑稽可笑的动作神态，博得观众一笑。不难想见，当俳优说至“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乃逸而走”（《庄子集释》卷六《秋水》）时，定是张口吐舌，做仓皇逃走状；至“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时，又必会两腿箕踞，双眼圆睁，做大声呵斥状；至于演说种种丑态时，那无疑更要缩颈歪头，呲牙咧嘴，极尽眉眼生动之能事。显然，如果没有这些夸张的描写，俳优的滑稽表演根本就无法进行。所以，结合文献与文物两方面的依据，我们可以确定，《庄子》文章塑造人物以奇见长的特点，必是来自俳优故事。
    《庄子》文章之奇，又体现于文辞的奇肆。他的语言，时而汪洋恣肆，时而恢诡谲怪，时而诙谐风趣。而这些，恰又是俳优的滑稽之辞所具有的特点。
    《史记》之《樗里子甘茂列传》、《滑稽列传》中“滑稽”一词，司马贞《索隐》都解释为“酒器”，“以言俳优之人出口成章，词不穷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从《滑稽列传》所记载的俳优之辞来看，多“出口成章，词不穷竭”，可知这种说法大体无误。析而言之，则一为文辞赡丽，层出不穷。如“优孟谏楚庄王葬马”、“淳于髡讽齐威王罢长夜之饮”之善于体物，刻画详尽，均逼似赋体；次为随境生发，变化无穷，《汉书•东方朔传》中的“东方朔与郭舍人射覆”一事就是极明显的好例。而这也正是《庄子》语言的特点，《庄子•寓言》云：“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所谓“日出”者，王先谦《庄子集解》释为“不穷”，最惬本旨。《庄子》之文，汪洋恣肆，辞采富丽，“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高似孙语，转引自闻一多《庄子》，《闻一多全集》第2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非“不穷”不足以拟之。“曼衍”一词，马叙伦、高亨均训为“流行不定之义”（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高亨《诸子新笺》，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按《齐物论》：“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可知卮言就是“化声”，郭庆藩《庄子集释》引郭嵩焘语云：“言随物而变，谓之化声。”卮言为无心之言，故能因循万有，随境生发，如水之曼衍，流行不定，所以高亨先生径将其定义为“圆转无定之言”，而《汉书•陈遵传》“鸱夷滑稽”颜师古《注》恰为“滑稽，圆转纵舍无穷之状”，真可谓若合符契。
    “滑稽”又可被解释为“乱同异”之辞，《樗里子甘茂列传》之《索隐》引邹诞生云：“滑，乱也。稽，同也。谓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谓能乱同异也。”按《史记•孔子世家》“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不可轨法”即韩非所说的“儒以文乱法”，则“乱同异”之说也不为无据。征之于《滑稽列传》，若优旃之谏漆城，郭舍人之斥乳母等，都可称得上是“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这种“乱同异”之语，又恰是《庄子》惯用的手段，《齐物论》云：“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憰怪，道通为一。”一切在日常语境中绝对对立的范畴的界限被《庄子》一一打破，这便是“恢诡憰怪”的奇言。而“恢诡”即“吊诡”、“憰诡”（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天下》论《庄子》之文为：“其辞虽参差而憰诡可观。”成玄英《疏》云：“憰诡，犹滑稽也。”便是把《庄子》的奇言与俳优的滑稽之言等量齐观了。
    《滑稽列传》“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索隐》引姚察云：“滑稽犹俳谐也。”按《文心雕龙•谐隐》：“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可知滑稽有幽默之义，滑稽调笑是俳优的当行本色，而《庄子》文章的幽默也是众所周知。同时，俳优的“出口成章”每多骈语、韵语，《后汉书•蔡邕传》中就有“连偶俗语，有类俳优”的说法。善用骈语、韵语，又正是《庄子》文章一大特色。所以综上四点，我们认为，《庄子》奇肆的语言风格的形成，与俳优滑稽之言的影响也是密不可分。《庄子》与俳优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复杂但又充满趣味的话题，本文所述仅是其中的一斑而已。俳优对《庄子》的思想有何影响，《庄子》又为何与俳优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对后世文人的人格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亟待加以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