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氏家塾人才济济为新学堂雏形

　　私塾：驱逐蒙昧

　　《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可见，私塾(家塾)早已成为“古之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古时最常见的一种教育形式。

　　据统计，至清末，天津共有私塾100多处。天津私塾中常见形式有两种，一为“专馆”——所谓专馆，就是有钱人聘请教师到自己家中，专教自己及亲属子弟；也有几家合请一位老师，可视作“专馆”形式。天津的私塾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散馆”，这是由教师自己开办，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收教来自各方面的学生，同时教授学习程度不同的学生。这种“散馆”分散在天津城厢内外和所属各个乡镇。“专馆”对老师的要求比较高，除平时供给食宿，按时发给束脩(塾师的工资)外，逢年过节再额外给一些钱财礼品；“散馆”虽然学童数量更多，但办学的条件一般都比较差，老师的收入也极其微薄。在“散馆”读书的学生是要按月或者按季向老师交纳学费的，学费多少则依学童的年龄或者学习程度决定。

　　私塾在教学模式上不同于今日的学校，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学童混坐于同一屋檐下，只是老师会根据每个学生具体情况分头授课，因材施教——教育界亦将这种方式称为“复式授课”。蒙学(启蒙教育)一般只念不讲，塾师们只给年龄较大的学生进行面授。较小的学生学习内容比较固定：上午授书，中午写大仿(毛笔字)，下午诵读，翌日早晨背诵。私塾几乎没有放假的概念，也没有固定上下课和学生活动时间。假期多在麦收、秋收、春节，个别只在春节放假。私塾的“入门读物”是《百家姓》和《千字文》，随后由浅入深学习“三四五”：《三字经》《四书》和《五经》。私塾的存在已有千年历史，近百年来它更是以一种不可见的方式隐秘流传。但不可否认的是，私塾在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上功不可没。

　　如今，遍布全世界的并不是我们的“素质教育”，而是一座座孔子学院。这位春秋时期最出色的“私塾先生”，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先师”，他将“礼、乐、书、数、射、御”这“六艺”作为教学内容，可说是开创了中华民族“素质教育”的先河和范本。在标榜“素质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下，人们反而重新关注起国学和私塾，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义学：最早的义务教育

　　旧时人们也非常重视教育，对于那些因为家庭贫困而无法进入学校读书的孩子，即由官家倡导，以官款、公款、商绅捐资和学田地租为经济来源兴办的民间学塾。这种“义学”，也称“五经馆”，一般以祠堂庙宇等为校舍，入学对象多为贫寒子弟。

　　在清康熙、雍正年间，天津像这样的义学有6处，其经济来源也是多种多样。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李发甲建立4馆，共有学田34.1万平方米，收租分给4个馆。其余两馆一由盐道彭家屏设立(1731年)，由运署公署项下支银20两，商人金泰来捐银40两；一由盐院郑禅宝设立(1729年)，经师束脩60两在盐道公费项下支给。清朝的义学多为官员捐建，继而由官商出资维持义学的日常运转。义学周围有很多贫困人家因为没有钱聘请老师，而将自家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而老师的束脩及房租杂费等，也从商绅捐款中支出。在早期义学中多少可以看到一些“义务教育”的影子：如很多以田租维持的义学，官府都给予一定的赋税减免政策。

　　天津清中后期不断增设义学，授学地点也是五花八门：既有正规的书院，也有庙宇，有的义学还开设在官房，如牛痘局、蚕桑局甚至看守所内。义学也可分为“总塾”和“分塾”，前者收教以能作应试文字的学生；后者收教幼童，当分塾中的学生也能作文时，便可升入总塾。天津也有私人办的义塾，据现有资料记载，天津举办义塾的有赵宏燮、靳连、郦延本、张廷琛、李春城、杨一崑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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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著名的义学

　　道署义学——清光绪八年(1882年)天河道额勒精额商诸运司，筹款建设义学21处，内津府属共10处。在天津2处：允仁义塾、裕仁义塾。又葛沽前有义塾1处，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增设1处，经费系存典生息。

　　大沽义学——又名忠正义塾，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署海防同知朱宝华详院立案，以生盐船出入向收稽查费，每船津钱1900文，后经核减只收600文，并以其半充义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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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氏家塾：新学堂雏形

　　“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发出这样振聋发聩声音的，正是曾经在严氏家塾就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

　　人才济济的私塾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南开校父”严修(范孙)在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宫西家宅开办严氏家塾，礼聘天津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主持家塾，学生有6人，其中有严修子侄5人：智崇、智怡、智庸、智钟、智惺及故人子弟陶孟和1人。课程有英文、数学、理化等。张伯苓在严修支持下，全力改革私塾教学，半日读经书，半日读洋书，尤注重学生的体育。师生一起做户外活动，如骑脚踏车、跳高、跳远和踢足球之类。严氏家塾的创办，标志着天津家塾开始向新式学堂转化，开创了天津民办新式学堂的雏形。

　　严氏家塾是严修于1898年在其私宅中创办的，聘请刚刚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教其子侄。因此，严氏宅邸实际是南开中学的发祥地。《天津文化概况》一书中说，严氏家塾“由张伯苓主讲英语、美学、理化诸科”。但这仅仅是刚建校时的情况，在陈哲甫等人入塾任职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陈给严修的信中可见，所编之教材，除已完成的之外，尚有由“王公愚所编之心理、张幼卿代汉樵所编之经济、高闵仙所编之物理”尚未交稿。可见当时严氏家塾的教师队伍已是人才济济了。

　　据记载，“光绪辛丑，公(严修)与林墨青集张馆、赵馆学生十一人：严崇智(改名智崇)、严益智(改名智怡)、严习智(改名智惺)、王宝璐、韩振华、林静、严勇智(改名智庸)、林涵、陶履恭、严忠智(改名智钟)、张彭春于公宅北书房而誓之。公作誓词曰：尔十一人者，或为累世之交，或为婚姻之谊，辈行不必齐，而年齿则相若，尔父若兄，道义相劘，肝胆相许，志同道合，而患难相扶持，尔诸生所亲见也。尔十一人者，自今日始，相待如一家……誓既毕，十一人环相向一跪三叩，礼成退。张馆者，张伯苓。陈馆者，陈哲甫。赵馆者，赵幼梅也。”

　　严氏女塾开先河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严修为了借鉴日本发展教育的经验，自费率二子智崇、智怡赴日考察。在日期间，他访问了日本女子教育家大野铃子、教育家伊泽修二等，又参观考察渡边小学校、华族女学校、爱珠幼稚园及常盘小学校附属幼稚园等。

　　这次考察让严修对女子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他于同年冬天即在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宫西家宅创办了严氏女塾。开始时学生主要是严氏家属，包括女儿、侄女、儿媳、侄媳以及四姓近亲的女儿，年龄从10岁到20岁不等。上午学缝纫、洗衣、织布，下午有国文、英文、算术、日文、音乐、图画、手工等课程。该校初创时，聘日籍教师川本教日语、音乐；山口教手工艺；野崎教劳作。除日籍教师外，担任初小教师的有韩升华、韩咏华等人，担任高小教师的有华海门、戴育三、张星六等人。所用教科书和教具，也多是严修从日本带回的。严修还亲自授作文课，并编写《放足歌》，教女塾学生演唱。

　　严修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1902年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设高小、初小两级，逐步设置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史地、音乐、图画各课，是天津最早的女子小学堂。严氏女学是一所正规的女子小学，是直隶女学的发端，不仅在直隶开风气之先，也是全国最早的女学之一，为直隶女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在私宅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园)，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私塾故事：五子登科与凤楼书社

　　天津地方教育史专家张绍祖先生对于天津私塾历史颇有研究，他告诉记者，私塾在天津曾经鼎盛一时，这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最出名的就算是“五子登科”和杨无怪的“凤楼书社”。

　　五子登科：《三字经》中的天津故事

　　宋代王应麟著《三字经》中有这样的一段：“窦燕山，有益方，教五子，名俱扬”。其中所讲窦燕山，是指五代后周蓟州(今天津蓟县)名士窦禹钧。此人实可谓教育子女的楷模，他为教其五子，在家设窦氏家塾，延聘“礼文之士为师”。他的五个儿子刻苦攻读，最终窦仪、窦俨、窦侃三人中进士；窦偁、窦僖二人中举人。这就是古今传为佳话的“五子登科”。

　　窦禹钧，字燕山，渔阳县人，即今蓟县人。生于唐末，卒于后周，官至右谏议大夫。《醒世恒言》中讲述了窦禹钧拾黄金三十两、白银二百两而不昧的故事，反映出古渔阳民风淳朴。窦禹钧长子窦仪、次子窦俨、三子窦侃同为后晋六年进士，四子窦偁为后汉进士。五子窦僖，任北宋左补阙。五个儿子都做了朝廷里的大官，时人赞窦家五子为“窦氏五龙”。窦禹钧因此以教子有方而名垂青史。据《天府广记》记载：窦氏的大儿子窦仪有奇才，宋太祖要用他当宰相，他的同乡赵普反对，忌其刚直。及卒，太祖十分惋惜日：“天何夺我窦仪之速耶？”五代人冯道写道：“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据统计，全国共有18处窦禹钧墓葬，表明了人们对他的崇敬之情。

　　凤楼书社：杨无怪和他的教育梦

　　凤楼书社创办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设址在城东盐坨(今河北区近东站一带)，创办人是天津教育名家杨一崑。

　　杨一崑(1753-1807年)，字二愚，号无怪，天津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举人。他知识广博，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对诸子研究尤深。诗人梅成栋在《津门诗钞》中说他：“天才警敏，学自成家。”又说他文章摹仿；写诗学放荡不羁的徐渭；写字学草书大家王铎。当时天津人都认为他怪，所以他自号“无怪”。

　　杨一崑原本住在旧城东门里，但在见到盐坨一带荒凉落后的景象后，经济并不宽裕的他凭着一腔热情创办起凤楼书社。在他创办书社的10年中，培养了许多年轻人，对城东盐坨一带的文化发展影响很大。他在《马辛角编》自序中说：“盐坨，若村墟，风俗朴陋，儒中者绝少矣。余自丁酉假馆于此。其土著入庠仅一人，此外应童试者一人。窃谓其中子弟必有能读书者，乃于来学者教之读，读辄数十行，教之为文，辄能鞭心有理绪。三载后，子将他往，诸徒挥泪，不使行。因是，子授徒盐坨者，自丁酉至丙午，十年后而去……以盐坨多儒巾。”《天津县新志》记载：“(一崑)绩学授徒，起凤楼书社，后进多所成就。城东盐坨，滨河朴陋，其人民逐未食力，不习诗书。一崑假馆其地十年，门徒日盛，遂使弦歌比户，田野而文，人谓一崑为盐坨开山之人焉。”

　　塾师：私塾之魂

　　塾师是传统社会中基础教育的组织者，是一个紧紧依附于民间社会的职业阶层。在传承社会文明、普及基础知识和维系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塾师阶层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从私塾的发展历程来看，这样评价塾师似乎并不为过——毕竟，历史上最著名的塾师孔子被人尊称为“至圣先师”。当私塾先生把李鸿章下河洗澡的衣服挂在树上，随口吟出一句“千年古树当衣架”时，李鸿章当即便接了一句“万里长江作浴盆”。由此可见，一所私塾是否能够真的教书育人，其关键便在于塾师的优劣。

　　旧时塾师地位低下

　　“最可悲的是教书匠，命苦作何商？既不肯调词架讼，又不会说地说房，更不能争行夺市把光棍创，只好把馆商量。大馆六十金，小馆三十两，不够吃饭，只够吃糠，半饥半饱度时光。家有三石粮，不作孩儿王，如虫进罗网，如驴在磨房。偶然有点事，人说工不长。学生不用心，就与教书先生来算账。几个铜钱事，一年一更章，一交冬至把心慌，定了馆方才坦荡荡。如何是长方？如何是长方？”

　　这是杨一崑在《天津论》的文尾描写教书先生的一段逼真文字。“子曾经曰过……”——吕秀才的口头禅或许能够符合大多数人心目中私塾先生的酸腐形象。作为私塾教师，想要教好学生，获得好的声望，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明代朱载堉写的《醒世词》中，有一首《教学难》：“教学难，教学难，好将道义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饥寒谁可怜。打他就说不读罢，不打又说师不严。”

　　清朝末年，随着八国联军的入侵，私塾的改造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对私塾的改造重点即是对塾师的改造，通过设立私塾改良会、私塾研究会等研究机构传授塾师教育改良地方法，并不定期举行甄别塾师的考试，对最终合格者发给设塾凭证，不合格者则予以取缔。同时，对于成绩有优秀的私塾认定为改良私塾，通过对改良私塾的训练指导，再认定成绩较好者为代用学校，从而最终实现化私塾为学堂。

　　塾师待遇天壤之别

　　私塾教师的待遇可分为三等：“供馔宿馆者为上，次则只供早馔，下则并不供馔矣。”私塾先生的收入主要由脩金(或等值的实物，称“束脩”)构成。此外，还有膳食(即学东提供吃住)及节假日的红包或礼物等。由于施教模式、私塾先生的学养及声望、学东家境及态度等不同，私塾先生所获得的收入多少也存在很大差异。

　　一般大户人家为了子女教育，轻易是不会得罪塾师的。除供应周全外，有的大户人家甚至还有佣人专门伺候塾师。《红楼梦》中秦邦业为了儿子求学，尽管囊中羞涩，却也“为儿子的终身大事，说不得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亲自带了秦钟，来代儒家拜见了，然后听宝玉上学之日，好一同入塾”。据记载，天津北塘私塾的收费标准是，专招富家子弟的私塾每人学费一年要交60到70银元，且只招十几个学生；而贫寒子弟就读的私塾，每人每年的学费也就在6至7银元之间。以当时的物价计算，一块银元也只能买到两袋面，私塾先生间的贫富差距也可见一斑。

　　自开私塾的塾师，每至年尾就要四处托人招揽学童，费用全靠学生上缴。学童入馆前，家长须填写一张“关书”(即入学志愿书)，里面要特别写明“脩金”(学费)多少，分几次交付，并注明“节庚包”(即逢节另送的红包)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