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严修在天津创办幼儿教育的回忆

　我是先祖父严修长子严智崇的二女儿，从小在祖父创办的女学上学，以后终身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关于天津早期幼儿教育，现在了解情况的人多已谢世，我亦年逾八旬，应该把自己知道的有关情况写出来，为我国幼儿教育史提供一些早期的资料。这篇回忆的写成，蒙现已年过九十的韩咏华先生提供了许多资料，她的记忆力很强，实在难得。因事隔七十多年，难免有舛错之处，尚希知情者予以补正。
　　在我国封建时代，谈不上什么幼儿启蒙教育。有条件的人家，儿童从三、四岁就开始背诵“四书”，“五经”，准备应试，走科举之路，无条件的不过念念《三字经》，《百家姓》而已，女孩子更得不到读书的机会。清末受日本维新思想的影响，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奏定学堂章程，在其中的蒙养院章程中最早提出了实行幼儿教育，特别指出“保育教导儿童，专在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知，使之远于浇薄之恶风，习于善良之轨范”为教育要旨。同一章程中还规定蒙养院设在育婴堂和敬节堂内，没有专门的师资培训机构，由“节妇”负责照顾儿童，选一识字妇女对儿童宣讲官编的教科书。一九O三至一九O四年间，全国首创蒙养院的有湖南、武昌、上海等地，然而培养蒙养院师资的学校却极少。
　　我的祖父严修世居天津，曾任清朝翰林院编修、学部侍郎 等职。一八九七年鉴于清廷日益腐败，帝国主义相继入侵，他曾上书清廷，主张改革科举，开设经济特科(指西方数理化等实科)，未准，乃辞官回籍，专心办学。从清末到民初，他除去创办或赞助如南开学校和其它男子中小学外，尤为重视女子教育和幼儿教育。一九O二年，祖父在自己家里创办严氏女塾。一九O五年，创办严氏女子小学，并设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地点均在严氏家内，为此祖父专门划出一部分房院加以改建，以供办学使用。现就我的记忆分述如下：
　　一、严氏女塾及女学
　　严氏女塾的创办，在天津是开风气之先，对妇女走入社会独立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入学的学生，主要是严氏家属，如祖父的女儿、侄女、儿媳、侄媳等，还有亲戚朋友的家属。年龄最大的二十岁，一般十几岁，最小的十岁。
　　女塾学习的课程除国文、英文、日文、算术等之外，还有劳动课，如洗衣，缝纫，纺纱、织布以及织手巾等。此外还教学生用旧音节记法(工尺上四合)唱歌。记得当时祖父提倡女子放足，自编一首《放足歌》教给学生。
　　祖父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后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原因之一是学习了西方的科学和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就应师法日本。创办女塾前，祖父曾远涉重洋，详细考察了日本教育制度，接触了许多日本教育界人士，并先后请了日本教师多人来华，一面在敬业学堂(南开中学的前身)教课，一面担任女塾课程。其它女塾的教员由敬业学堂的学生担任，其中有两位是我的叔父。
　　严氏女塾后来扩大改为严氏女子小学，分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两部分，长期没有设立中学，只有一九一九年的毕业生向祖父要求，才为她们办了唯一的一届中学 (1919— 1923年)。
　　二、保姆讲习所
保姆讲习所(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师范学校)建于一九O五年。除原有女塾学生外，又招收了一些新生。根据学生不同文化程度，分成两个组。在兴办幼儿教育的最初阶段，祖父几乎是全面照搬日本经验，并从日本邀聘教师大野铃子到保姆讲习所任教。
　　大野教的课程有保育法，音乐、弹琴，体操，游戏，手工等，尤以弹琴为主。大野不会中文，由学生中日文程度较好的学生严智蠲(祖父长女)当翻译。其它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课程，则由张伯苓及南开学堂的其他老师执教。到一九 O八年大野回国，保姆讲习所停办时，三年共培养出学员二十余人。全体学员经过考试，每人发给一张文凭，并举行毕业典礼。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学员有；张祝春(张伯苓之妹马千里的夫人)、刘清扬、严智蠲、严智娴(祖父之女)、严淑仪、严淑瑜(祖父堂妹)、严智园(祖父侄女)、刘霭如 (祖父侄媳)、韩升华(傅佩春夫人)、韩咏华(梅贻琦夫人)、王敏、徐本敬、李应兰、林澄、王素愿、安同君、华纵宪、华纵拂、郭静容、刘汝明等。
　　保姆讲习所毕业的学员除一部分未参加工作外，其余的分别在严氏蒙养院，天津河北蒙养院、京师第一蒙养院、私立朝阳观蒙养院及严氏女学，官立第二小学、官立第五小学任教。在当时中国缺少幼儿教育师资的情况下，这批学员的培养，对于京津幼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她们是我国第一批幼教工作者。

　三、蒙养院(后改称幼稚园)
　　保姆讲习所创办不久，蒙养院做为保姆实习的场所随之成立。开办初期，祖父专为蒙养院修建了一间高大的活动室(称“罩棚”)，在活动室旁另开辟一间房屋，为儿童分组活动及教师休息之用。蒙养院的设备均购自日本，有钢琴，风琴，儿童桌椅及教具等。
　　蒙养院招收的儿童年龄为四至六岁，主要是附近的邻居及严氏亲友的子女儿孙(包括严家的适龄儿童)，名额三十人左右。每天的活动时间为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三十分。一般是老师弹琴，教儿童唱歌，或随琴声做游戏。歌曲大部分译自日文，据说大多系我父亲严智崇翻译的。其内容多是有关植物、动物、自然现象以及礼貌道德等。有的歌曲如“公鸡打鸣”后来被京津两地许多幼稚园所采用，流传久远。
　　游戏一般带有表演性质，如“猫捉老鼠”，“老鹰捉小鸡”等，也有拔河，听琴抢圈、套圈等竞赛游戏。
除室外做游戏外，室内活动有堆积木，手工等。一般桌上放有成盒的积木，分简单与复杂的几种，可以摆成不同类型的物体，以培养儿童认识一些几何图形。儿童手工约有编纸工、折纸、剪纸，黏土工(用白泥)、穿麦莛、画图画等。此外，还经常给儿童讲故事，如《龟兔赛跑》，《西游记》片断及日本故事《桃太郎》等，浅显易懂，启发儿童的智力。
　　蒙养院的学生毕业时亦举行毕业典礼，每人发给文凭，男生升入一般小学，女生大部升入本校女学。
　　当时保姆讲习所及蒙养院除财务账目由严氏账房代管外，一切行政事务统由一专职人员掌管。这人是祖父的胞妹严淑琳，比祖父小两岁，一九O五年担任学校、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的监学。当时校风很好，一切工作有条不紊，主要得力于这位监学。
　　四、我在严氏幼稚园的工作情况
　　严氏幼稚园从初建到结束共存在了二十年(1905—1925)，前十五年都由保姆讲习所毕业的学员任教，最后五年则是由我负责教育的。
　　我生于一九O二年，大约五，六岁时就在祖父设立的蒙养院上学。当时教我的老师有严智园，韩升华，她们的钢琴弹得很好，给我印象很深。一九二O年，我从美国教会办的北京贝满女中附属幼稚师范科毕业回到天津后，祖父将我留下，让我在家里的幼稚园任教，并嘱咐我认真工作。这时祖父又为幼稚园另盖了一间大活动室，还逐渐添置了新的大型积木、桌上积木、沙土箱及桌椅玩具、家具等。这个幼稚园仍为半日制，招收四至六岁的儿童。
　　我对儿童的启蒙教育与我的老师们相仿。首先注意培养儿童讲卫生、守纪律等好习惯，然后通过各种活动丰富儿童的知识，使之认识自然和社会，对事物有初步辨认的能力。
　　语音培养除教授儿歌外，主要是通过故事来进行的。开始，由我给儿童讲述故事，然后再由儿童自己担任不同角色，模仿情节中不同人物的声音和语气，表演所讲的故事。如《三羊过桥》、《三只熊》，《小红帽》等。
　　美工除老师教授外，主要还在于培养发挥儿童的创造力，如画图画，教师就很少给以指导。训练儿童听觉主要通过音律动作，如跑跳步，鸟飞，蝶飞，洗衣舞等。当时有一本美国出版的乐谱，内容丰富，我选了其中很多乐曲训练儿童的听觉，在这方面他们反应灵敏，对旋律的强弱快慢都能立刻分辨出来，表达出来。
　　体育活动除捉迷藏，抢椅子等活动性游戏外，还进行练习感观的游戏，如“背球猜颜色”，“猜谁在背后”，“谁走了”等，有时将玩具放置的地方变换一下，培养儿童的记忆力。
　　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生活的课程，在学期初便制定整个学期(半年)的初步计划，然后每周从中选出一些内容。教授的范围很广，简单的如教儿童认识几种动物、昆虫、鸟类；不同季节的植物、水果；铁匠、木匠所用的工具等。复杂的如介绍煤、铁、木头的性质及功用；秋天的气候与夏天的气候有何不同，邮递员的工作与大家的关系等。我所用的教材是根据一年四季的特点安排的，所以要求教授的内容适合不同的季节，如秋天到了，就向儿童介绍秋天的特征，秋天的水果、树叶，花籽等，便于儿童掌握。
　　在实践中我体会到，过于抽象的东西和儿童生活距离太远，应尽量收集实物、图片等，使儿童多有一些观察的机会。如冬季认识冰雪特征，就把水放在户外，再把冰雪带到室内观察其变化；介绍木头的功用时，就玩一个找木制品的游戏；夏季喂蚕，养蝌蚪，经常观察其变化。这样讲解不会枯燥，儿童的印象也更深一些。
　　祖父对于幼儿教育始终很关心。记得当时我在工作中片面强调自由教育，为了使幼稚园气氛活跃，便同孩子们玩在一起，跳在一处，不能很好地掌握自由的原则，以致有时孩子们就无拘无束地打闹起来。祖父听到后，便把我找去，批评我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严氏幼稚园于一九二五年与女子小学同时停办。原因是祖父晚年身体不好，长期受神经纤维瘤的折磨，非常痛苦，手术治疗后体力更弱，没有精力过问学校事务；加以本市陆续增办了一些女子学校及幼稚园，南开学校业已增设了女中部，小学部也正在筹建中。严氏家学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我从一九二五年离开严氏幼稚园后，直到解放前夕，一直在京津两地参加幼教工作。如果从一九二O年在严氏幼稚园任教算起，直到一九七二年退休，我从事幼教工作已长达半个世纪有余，我想祖父当年也不会料到他的后代中有人能为他创办的事业奋斗一生，一直坚持到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