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范孙的晚年生活

  我祖父(香孙)与叔祖父(范孙)是亲兄弟。我祖父与父亲(约敏)谢世均早。我父病故时,兄12岁,我6岁,奉母依靠叔祖父教养。
  我父在世时,固为叔祖父所最钟爱者,认为是“吾家第—可意人,叔侄情深逾父子”。父不幸因伤寒病为庸医错治,仅三十有—而逝。叔祖父在伤痛之余,乃破格照顾我母子,我弟兄在叔祖教养下,学业逐渐有所成长,我们的—切,惟叔祖父是赖。叔祖父在《思约敏侄》—诗中,所谓“且喜遗孤能继志,天真向我独依依”,即指我弟兄而言。
  叔祖父为关怀我孤儿寡母,当我母40初度,特在家演戏以祝。是日剧目,有名票王庚生的《状元谱》,朱少庵的《女起解》,还有—出《三娘教子》,饰教子中小东人的,即后来成为—流女青衣演员的章遏云。当年叔祖父所以如此,盖为安慰我母子的心情,用心可谓良苦,此情此景,迄今记忆犹新。
  叔祖父晚年退居津寓时,我经常侍奉左右,亦步亦趋,亲承教诲。今仅就其晚年生活中一些琐事,做些回忆,聊供治史者参考。
  一、退居之年教育子孙
  叔祖父在20年退居生活中,在乡里继续兴办教育,广育英才。关于家教方面,他看到当时社会上不平静,向来不让子孙特别是孙子这—辈,随便单独到外边去玩,为此想出许多有益我们身心健康的活动。他把这些事为我们安排组织好,无沦是在家里或到外边,采取集体活动办法,尽量使我们玩好,学习好。
  每逢星期一、三、五、日,叔祖父让我们在家里凑在一起练行意拳,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参加练拳。还特意给我们按设乒乓球案子,并备有铁饼等,让我们经常练习。
  星期六是举办音乐会的日子。叔祖父喜欢天津老十番音乐。听说叔祖父青年时到城隍庙欣赏过“十番”音乐,他晚年回想起来,仍感兴趣,所以常给我们弟兄组织这项演奏活动。演奏者中,辛树人的南弦拉得好,李文的笛子水音好,我则常打小鼓。当大家演奏时,叔祖父颐而乐之,怡然自得。音乐会散场,叔祖父照例备有饭菜,并且必定有酒,借此大家欢聚一次。
  叔祖父虽没受过洗礼,但很崇拜基督教。每逢礼拜日,叔祖父常带领我们弟兄们去东门里仓门口基督教堂听讲,这也是为我们安排的一项常课。
  叔祖父喜学英文,至老不衰。在“五四”时期,我随叔祖父到北戴河避暑,叔祖父为我们弟兄请了一位英国人莫尔小姐教英文。后来,又为我们请了一位名叫外丝的美国女士,在家里给我们实习英文。这时他自己也很专心致志地参加听讲,孜孜不断地学习。
  叔祖父喜欢下棋,特别好下围棋。他下象棋时,善于用马。有一次我同他下象棋,我说:“您给我两个马吧。”他说:“那怎么能行,我把马给你,我就不好办了。”棋类的游戏,也是为我们组织的一项学习活动,并且他以和子孙们下棋为乐。
  叔祖父对于改良旧剧、提倡新剧,致力极勤,当作一项教育工作。他常给我们弟兄讲《三国演义》小说。他讲的时候,手里拿着书,念得熟且快。一面讲,一面表演,把书中人物性格和动作,指手画脚地表现出来,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感觉津津有味,意趣盎然。叔祖父所以要这样做,与布置其他活动一样,目的在使我们弟兄好好在家里玩和学习,尽可能少往外边跑,以免沾染社会上不良风气。
  二、处世待人
  叔祖父游历过欧美和日本等国,对欧美的文化和物质文明,感觉兴趣,特别是对美国的民主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非常向往。我的几位叔、伯全去过日本留学,这不是偶然的。
叔祖父讲卫生,衣履一向保持很整洁,给人以很好的印象。他与人共餐时,每人面前总预备两双筷子。一双筷子用来把菜挟到各人面前的小碟里,然后用另一双筷子吃。入口的筷子,不能接触公用的菜。家里人陪着他吃饭,必须这样做。
  “人必须讲究礼貌”,是叔祖父经常告诫我们的。他在家居时,虽在自己的内室,也必穿长袍,在夏天也要穿大褂。家中使用的男仆,如进入内宅,一定要穿长衣服。我们在上学时,按照学校规定穿制服,放学回到了家里,则改穿长袍。
  叔祖父反对吸烟,特别讨厌吸食鸦片烟。有—次王庚生、朱少庵等票友,在我们家里演戏,家里人偷偷给他们预备了鸦片烟,不知怎么被叔祖父发觉,当场表示很不高兴,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叔祖父常教育子孙不能“数典忘祖”。我们老住宅里设有“家庙”,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遇有亡人的生日或忌日,要举行“生祭”或“死祭”。从前我家举行这项祭礼时,参加者全要穿长袍和马褂,进入民国后,不再行跪拜礼,改为三鞠躬。叔祖父有时亲自率领我们举行这项家祭。每逢清明节,叔祖父还要让子孙们到小稍直口祖茔扫墓,让我们知道水源木本,应该慎终追远,树立承先启后的思想。
  叔祖父对于佛教,不持反对态度,但对于不检点的和尚,则表示反对。他说过:“颇敬如来不近僧”,表明了他的这一观点。
  叔祖父经常嘱咐家里人必须睦邻。因为我们西北城角文昌宫西老住宅周围是个回民居住的集中区,叔祖父对回民风俗习惯非常尊重。他教育家里人,在日常生活习惯上,不能有违反回民教义和习俗的地方,必须做好睦邻友好,和平相处。如画家刘小亭(画家刘子清的老师)是回民,和我们住对门。我们两家人非常友好。在叔祖父60岁生日时,刘小亭特为叔祖父精心绘画了一幅山水中堂,上面题着“高山流水”,叔祖父很是欣赏。
叔祖父虽不以画出名,但是,他对画有兴趣。晚年家居时,好临山水画,常利用信封的背面,在上面练习山水画。从前在他的书案上,积存有很多这类小型的山水画。这些画作,他当成自己练习的作业,向不轻易示人。
叔祖父对人讲究道义,与袁世凯私交很好。清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后,宣统继位,袁世凯被罢职,微服出京回籍。当时一般上大夫和曾经受过袁知遇之恩者,全悄悄避去,而叔祖父独不避忌讳,不计利害,徒步送袁至西车站,并有专疏,密保袁仍留外务部尚书任,表示过“本为衰朝惜异才”的情绪,但终未能挽回,叔祖父也因此罢官。但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时,叔祖父又独持反对意见,力加劝阻。袁不听,叔祖父乃与之写了绝交书,以示坚决的心情。及云南起义,各方响应,袁世凯身陷四面楚歌之中,叔祖父特又亲赴北京中南海探望他。这时,袁已病势垂危,他见到我叔祖父,难过地说:“我不行了!为群小包围,惜不听君言,致有今日的局面。”言时声泪俱下,悔恨不已,叔祖父乃极力安慰之。最后,袁又向叔祖父托孤,请照顾其诸子,叔祖父点首而别。袁死,叔祖父曾再度亲去河南洹上,参加袁的葬礼,以全道义之交。
  黎元洪任大总统时,某年农历大年三十,特派人给我叔祖父送来军马三匹,叔祖父感到用不着这些军马便原数璧回。
  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曾派人给叔祖父送来口外蘑菇一筐,以表敬意。
  段祺瑞退居天津时,常请我叔祖父到他家里下围棋。有一次叔祖父带我同去,我同合肥下了一盘,形成和局,段很欢喜,临行送我—盘围棋子,作为纪念。

  三、热心公益慈善救济
  叔祖父向来赞助地方公益和慈善救济事业,晚年家居时,对这类有益于公和造福于人的事,无不尽力而为。叔祖父曾捐款修建东门外水阁大街儿科医院,修理过河北大经路河北公园(中山公园)。叔祖父逝世后,先二伯(慈约)还遵照叔祖父遗愿,为修理河北公园捐助了2000元。
  津西芥园的水西庄,是天津查氏—处有名的胜地,张大千曾画过一幅水西庄图,描绘它当年的盛景。因为水西庄荒芜多年,原有房屋倒塌失修,叔祖父曾将自己老住宅一个院里的北房二间拆了,把砖瓦木料全数运到水西庄,修盖了二间房子,作为人们息游之所。
  20年代,黄河闹了—次水灾,哀鸿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叔祖父非常关怀,发愿写对联助赈。当时由给叔祖父日常经管蟫香馆书籍的正嗣田,在我们家里负责办这项工作。规定每副对联收润笔费三元,题单款或双款都可。一时求书的争先恐后,全是自备纸张,由王嗣田按书者先后登记。当时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每天下午4点左右下学回家后,就侍候叔祖父写对联(写时我抻着),每天可写十几副。我和叔祖父一样,也是学写苏体字,因为我常给叔祖父抻对子,经常观摩,受到启发指点,得到很多教益。我学写字,就是在这时打下了基础。约摸写了一年功夫,共写出大约3000副,得款9000多元,扫数捐献,以赈济黄灾民众。
  每到隆冬的时候,叔祖父必定督促家里人办一次冬赈,救济一些贫寒之家。施舍的东西,有棉衣和玉米面。每年施舍玉米面 20000斤,棉衣共计十几套,施舍给较贫寒者。所有查放工作,完全由我们家账房先生和男仆等办理。叔祖父每年办这项赈济,是继承我曾祖父(仁波)的遗志。曾祖父在世时,常是见义勇为,受到乡里称赞。
  叔祖父生平藏书甚富,为了永久保存,曾把所藏的宋版书,捐赠给直隶图书馆。
叔祖父留下的其它书籍约2000多册,天津解放后,由我们仁字辈弟兄14人,联名捐赠天津图书馆,受到市首长的鼓励。
  叔祖父不但研究中国古旧书,而且还不知疲倦地阅读当代出版的新书。在他多年买书的过程中,结交了天津中华书局的经理周岐(支山)。周支山言谈诙谐有趣,极合叔祖父的口味,常被邀到内宅相晤,我们弟兄都称之为周三叔。象叔祖父的老朋友华壁臣、林墨青、赵幼梅等诸老辈到我们家来,叔祖父也仅是在会客室会见,周支山不但能够登堂,而且能成入室之宾,实属例外,足可见叔祖父与他相交之深。
  四、病逝里第改革殡俗
  叔祖父身躯瘦弱,晚年尤其多病,故在自挽诗中有“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悲伤之感。1928年11月间,因被邀请去杨村参加京津公路桥的落成典礼,受了风寒,遂致不起,转年3月 15日逝于里第,终年70岁。
  叔祖父性节约,不喜铺张,不主张给自己做生日,曾说过“便活百年,不做生日”。临危时依然不忘此旨,遗嘱不厚葬,以及不要唪经,不树幡竿,不糊冥器,不焚纸钱等迷信活动。并嘱开吊款客,不设酒、不茹荤等等,以移风易俗。家里人遵照叔祖父遗嘱,在发引之日,没有排列任何仪仗,仅是用马车拉着灵柩,孝子们参加执绋。也没有收受任何礼物,只收各方面送来的挽联,共约4000多副,为数之多,可说空前。这一天用素席招待来吊的亲朋,酬谢大家共花了 4000多元。
  发殡时,送殡的亲友,包括各方代表,南开学校师生、各界友好,人数之多,难计其数。殡仪中有河北省政府乐队,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李生达等将领骑马随行。殡仪是从西北城角文昌宫本宅起,经西马路,出西门外大街,到僧王祠留灵谢客,葬于津西小稍直口祖茔。当时灵柩从家里还没有起行,前头送殡的亲友已经到了僧王祠。因参加葬礼者过多,途为之塞,水泄不通,围城转的白牌电车不得不临时停驶。拥挤在道路两旁的人群和停驶的白牌电车中的人们,见到叔祖父的灵柩,多怀着崇敬的心情,纷纷自动脱帽致敬。
  五、埋藏的风磨铜
  我记得在我们西北城角老住宅里,埋藏着不知数目的“风磨铜”。这是一种含金的名贵金属,迄今还没被发掘出来。当年我叔姑奶奶(叔祖父的妹妹严淑琳)嫁给华家,后来因为“守节”,常年回到娘家来住。她有文化,是清末帮同叔祖父兴办教育的,我从4岁就参加以她为监学的蒙养园(设在西北城角文昌宫西我们家里),她教我识字和做人,后来我听她谈过埋“风磨铜”这件事。她说在清朝咸丰年间,反清的太平天国军北伐打到天津附近时,曾祖父(仁波)把这些风磨铜装入酒坛,埋在地里。叔姑奶奶故后,我又听我姑妈也谈到过这件事,告诉我是埋在叔祖父老住宅前院,也就是从前我们家账房所在地那个院里。究竟是把它装入一个盛酒的坛子里,还是装了九个坛子,我没听清楚,所以我说是“不知数目的”。
  60年代初,天津市文化局张映雪局长知道这件事,想把它刨出来,但是,没有想出适当挖掘办法,便搁置起来。现在我想科技发达了,希望国家能想办法把它及时刨出来,用之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这也算是叔祖父故后的一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