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范孙的晚年生活

　　我祖父(香孙)与叔祖父(范孙)是亲兄弟。我祖父与父亲(约敏)谢世均早。我父病故时，兄12岁，我6岁，奉母依靠叔祖父教养。
　　我父在世时，固为叔祖父所最钟爱者，认为是“吾家第—可意人，叔侄情深逾父子”。父不幸因伤寒病为庸医错治，仅三十有—而逝。叔祖父在伤痛之余，乃破格照顾我母子，我弟兄在叔祖教养下，学业逐渐有所成长，我们的—切，惟叔祖父是赖。叔祖父在《思约敏侄》—诗中，所谓“且喜遗孤能继志，天真向我独依依”，即指我弟兄而言。
　　叔祖父为关怀我孤儿寡母，当我母40初度，特在家演戏以祝。是日剧目，有名票王庚生的《状元谱》，朱少庵的《女起解》，还有—出《三娘教子》，饰教子中小东人的，即后来成为—流女青衣演员的章遏云。当年叔祖父所以如此，盖为安慰我母子的心情，用心可谓良苦，此情此景，迄今记忆犹新。
　　叔祖父晚年退居津寓时，我经常侍奉左右，亦步亦趋，亲承教诲。今仅就其晚年生活中一些琐事，做些回忆，聊供治史者参考。
　　一、退居之年教育子孙
　　叔祖父在20年退居生活中，在乡里继续兴办教育，广育英才。关于家教方面，他看到当时社会上不平静，向来不让子孙特别是孙子这—辈，随便单独到外边去玩，为此想出许多有益我们身心健康的活动。他把这些事为我们安排组织好，无沦是在家里或到外边，采取集体活动办法，尽量使我们玩好，学习好。
　　每逢星期一、三、五、日，叔祖父让我们在家里凑在一起练行意拳，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参加练拳。还特意给我们按设乒乓球案子，并备有铁饼等，让我们经常练习。
　　星期六是举办音乐会的日子。叔祖父喜欢天津老十番音乐。听说叔祖父青年时到城隍庙欣赏过“十番”音乐，他晚年回想起来，仍感兴趣，所以常给我们弟兄组织这项演奏活动。演奏者中，辛树人的南弦拉得好，李文的笛子水音好，我则常打小鼓。当大家演奏时，叔祖父颐而乐之，怡然自得。音乐会散场，叔祖父照例备有饭菜，并且必定有酒，借此大家欢聚一次。
　　叔祖父虽没受过洗礼，但很崇拜基督教。每逢礼拜日，叔祖父常带领我们弟兄们去东门里仓门口基督教堂听讲，这也是为我们安排的一项常课。
　　叔祖父喜学英文，至老不衰。在“五四”时期，我随叔祖父到北戴河避暑，叔祖父为我们弟兄请了一位英国人莫尔小姐教英文。后来，又为我们请了一位名叫外丝的美国女士，在家里给我们实习英文。这时他自己也很专心致志地参加听讲，孜孜不断地学习。
　　叔祖父喜欢下棋，特别好下围棋。他下象棋时，善于用马。有一次我同他下象棋，我说：“您给我两个马吧。”他说：“那怎么能行，我把马给你，我就不好办了。”棋类的游戏，也是为我们组织的一项学习活动，并且他以和子孙们下棋为乐。
　　叔祖父对于改良旧剧、提倡新剧，致力极勤，当作一项教育工作。他常给我们弟兄讲《三国演义》小说。他讲的时候，手里拿着书，念得熟且快。一面讲，一面表演，把书中人物性格和动作，指手画脚地表现出来，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感觉津津有味，意趣盎然。叔祖父所以要这样做，与布置其他活动一样，目的在使我们弟兄好好在家里玩和学习，尽可能少往外边跑，以免沾染社会上不良风气。
　　二、处世待人
　　叔祖父游历过欧美和日本等国，对欧美的文化和物质文明，感觉兴趣，特别是对美国的民主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非常向往。我的几位叔、伯全去过日本留学，这不是偶然的。
叔祖父讲卫生，衣履一向保持很整洁，给人以很好的印象。他与人共餐时，每人面前总预备两双筷子。一双筷子用来把菜挟到各人面前的小碟里，然后用另一双筷子吃。入口的筷子，不能接触公用的菜。家里人陪着他吃饭，必须这样做。
　　“人必须讲究礼貌”，是叔祖父经常告诫我们的。他在家居时，虽在自己的内室，也必穿长袍，在夏天也要穿大褂。家中使用的男仆，如进入内宅，一定要穿长衣服。我们在上学时，按照学校规定穿制服，放学回到了家里，则改穿长袍。
　　叔祖父反对吸烟，特别讨厌吸食鸦片烟。有—次王庚生、朱少庵等票友，在我们家里演戏，家里人偷偷给他们预备了鸦片烟，不知怎么被叔祖父发觉，当场表示很不高兴，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叔祖父常教育子孙不能“数典忘祖”。我们老住宅里设有“家庙”，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遇有亡人的生日或忌日，要举行“生祭”或“死祭”。从前我家举行这项祭礼时，参加者全要穿长袍和马褂，进入民国后，不再行跪拜礼，改为三鞠躬。叔祖父有时亲自率领我们举行这项家祭。每逢清明节，叔祖父还要让子孙们到小稍直口祖茔扫墓，让我们知道水源木本，应该慎终追远，树立承先启后的思想。
　　叔祖父对于佛教，不持反对态度，但对于不检点的和尚，则表示反对。他说过：“颇敬如来不近僧”，表明了他的这一观点。
　　叔祖父经常嘱咐家里人必须睦邻。因为我们西北城角文昌宫西老住宅周围是个回民居住的集中区，叔祖父对回民风俗习惯非常尊重。他教育家里人，在日常生活习惯上，不能有违反回民教义和习俗的地方，必须做好睦邻友好，和平相处。如画家刘小亭(画家刘子清的老师)是回民，和我们住对门。我们两家人非常友好。在叔祖父60岁生日时，刘小亭特为叔祖父精心绘画了一幅山水中堂，上面题着“高山流水”，叔祖父很是欣赏。
叔祖父虽不以画出名，但是，他对画有兴趣。晚年家居时，好临山水画，常利用信封的背面，在上面练习山水画。从前在他的书案上，积存有很多这类小型的山水画。这些画作，他当成自己练习的作业，向不轻易示人。
叔祖父对人讲究道义，与袁世凯私交很好。清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后，宣统继位，袁世凯被罢职，微服出京回籍。当时一般上大夫和曾经受过袁知遇之恩者，全悄悄避去，而叔祖父独不避忌讳，不计利害，徒步送袁至西车站，并有专疏，密保袁仍留外务部尚书任，表示过“本为衰朝惜异才”的情绪，但终未能挽回，叔祖父也因此罢官。但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时，叔祖父又独持反对意见，力加劝阻。袁不听，叔祖父乃与之写了绝交书，以示坚决的心情。及云南起义，各方响应，袁世凯身陷四面楚歌之中，叔祖父特又亲赴北京中南海探望他。这时，袁已病势垂危，他见到我叔祖父，难过地说：“我不行了!为群小包围，惜不听君言，致有今日的局面。”言时声泪俱下，悔恨不已，叔祖父乃极力安慰之。最后，袁又向叔祖父托孤，请照顾其诸子，叔祖父点首而别。袁死，叔祖父曾再度亲去河南洹上，参加袁的葬礼，以全道义之交。
　　黎元洪任大总统时，某年农历大年三十，特派人给我叔祖父送来军马三匹，叔祖父感到用不着这些军马便原数璧回。
　　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曾派人给叔祖父送来口外蘑菇一筐，以表敬意。
　　段祺瑞退居天津时，常请我叔祖父到他家里下围棋。有一次叔祖父带我同去，我同合肥下了一盘，形成和局，段很欢喜，临行送我—盘围棋子，作为纪念。

　　三、热心公益慈善救济
　　叔祖父向来赞助地方公益和慈善救济事业，晚年家居时，对这类有益于公和造福于人的事，无不尽力而为。叔祖父曾捐款修建东门外水阁大街儿科医院，修理过河北大经路河北公园(中山公园)。叔祖父逝世后，先二伯(慈约)还遵照叔祖父遗愿，为修理河北公园捐助了2000元。
　　津西芥园的水西庄，是天津查氏—处有名的胜地，张大千曾画过一幅水西庄图，描绘它当年的盛景。因为水西庄荒芜多年，原有房屋倒塌失修，叔祖父曾将自己老住宅一个院里的北房二间拆了，把砖瓦木料全数运到水西庄，修盖了二间房子，作为人们息游之所。
　　20年代，黄河闹了—次水灾，哀鸿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叔祖父非常关怀，发愿写对联助赈。当时由给叔祖父日常经管蟫香馆书籍的正嗣田，在我们家里负责办这项工作。规定每副对联收润笔费三元，题单款或双款都可。一时求书的争先恐后，全是自备纸张，由王嗣田按书者先后登记。当时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每天下午4点左右下学回家后，就侍候叔祖父写对联(写时我抻着)，每天可写十几副。我和叔祖父一样，也是学写苏体字，因为我常给叔祖父抻对子，经常观摩，受到启发指点，得到很多教益。我学写字，就是在这时打下了基础。约摸写了一年功夫，共写出大约3000副，得款9000多元，扫数捐献，以赈济黄灾民众。
　　每到隆冬的时候，叔祖父必定督促家里人办一次冬赈，救济一些贫寒之家。施舍的东西，有棉衣和玉米面。每年施舍玉米面 20000斤，棉衣共计十几套，施舍给较贫寒者。所有查放工作，完全由我们家账房先生和男仆等办理。叔祖父每年办这项赈济，是继承我曾祖父(仁波)的遗志。曾祖父在世时，常是见义勇为，受到乡里称赞。
　　叔祖父生平藏书甚富，为了永久保存，曾把所藏的宋版书，捐赠给直隶图书馆。
叔祖父留下的其它书籍约2000多册，天津解放后，由我们仁字辈弟兄14人，联名捐赠天津图书馆，受到市首长的鼓励。
　　叔祖父不但研究中国古旧书，而且还不知疲倦地阅读当代出版的新书。在他多年买书的过程中，结交了天津中华书局的经理周岐(支山)。周支山言谈诙谐有趣，极合叔祖父的口味，常被邀到内宅相晤，我们弟兄都称之为周三叔。象叔祖父的老朋友华壁臣、林墨青、赵幼梅等诸老辈到我们家来，叔祖父也仅是在会客室会见，周支山不但能够登堂，而且能成入室之宾，实属例外，足可见叔祖父与他相交之深。
　　四、病逝里第改革殡俗
　　叔祖父身躯瘦弱，晚年尤其多病，故在自挽诗中有“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悲伤之感。1928年11月间，因被邀请去杨村参加京津公路桥的落成典礼，受了风寒，遂致不起，转年3月 15日逝于里第，终年70岁。
　　叔祖父性节约，不喜铺张，不主张给自己做生日，曾说过“便活百年，不做生日”。临危时依然不忘此旨，遗嘱不厚葬，以及不要唪经，不树幡竿，不糊冥器，不焚纸钱等迷信活动。并嘱开吊款客，不设酒、不茹荤等等，以移风易俗。家里人遵照叔祖父遗嘱，在发引之日，没有排列任何仪仗，仅是用马车拉着灵柩，孝子们参加执绋。也没有收受任何礼物，只收各方面送来的挽联，共约4000多副，为数之多，可说空前。这一天用素席招待来吊的亲朋，酬谢大家共花了 4000多元。
　　发殡时，送殡的亲友，包括各方代表，南开学校师生、各界友好，人数之多，难计其数。殡仪中有河北省政府乐队，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李生达等将领骑马随行。殡仪是从西北城角文昌宫本宅起，经西马路，出西门外大街，到僧王祠留灵谢客，葬于津西小稍直口祖茔。当时灵柩从家里还没有起行，前头送殡的亲友已经到了僧王祠。因参加葬礼者过多，途为之塞，水泄不通，围城转的白牌电车不得不临时停驶。拥挤在道路两旁的人群和停驶的白牌电车中的人们，见到叔祖父的灵柩，多怀着崇敬的心情，纷纷自动脱帽致敬。
　　五、埋藏的风磨铜
　　我记得在我们西北城角老住宅里，埋藏着不知数目的“风磨铜”。这是一种含金的名贵金属，迄今还没被发掘出来。当年我叔姑奶奶(叔祖父的妹妹严淑琳)嫁给华家，后来因为“守节”，常年回到娘家来住。她有文化，是清末帮同叔祖父兴办教育的，我从4岁就参加以她为监学的蒙养园(设在西北城角文昌宫西我们家里)，她教我识字和做人，后来我听她谈过埋“风磨铜”这件事。她说在清朝咸丰年间，反清的太平天国军北伐打到天津附近时，曾祖父(仁波)把这些风磨铜装入酒坛，埋在地里。叔姑奶奶故后，我又听我姑妈也谈到过这件事，告诉我是埋在叔祖父老住宅前院，也就是从前我们家账房所在地那个院里。究竟是把它装入一个盛酒的坛子里，还是装了九个坛子，我没听清楚，所以我说是“不知数目的”。
　　60年代初，天津市文化局张映雪局长知道这件事，想把它刨出来，但是，没有想出适当挖掘办法，便搁置起来。现在我想科技发达了，希望国家能想办法把它及时刨出来，用之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这也算是叔祖父故后的一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