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从古本到今本的演变

  今本《庄子》为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这种晋代郭象《庄子注》的本子完全相同。但《子》五十二篇”,可见古本《庄子》为五十二篇。《庄子》从汉代五十二篇的古本到晋代三十三篇的今本有个演变过程。

  《庄子》五十二篇本在汉代可能是通行本,故后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必己》“庄子行于山中”说:“庄子名周,乐之蒙人,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著书五十二篇,名之曰《庄子》。”五十二篇古本到魏晋时仍然存在。唐代陆德明说:“《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经典释文·序录》)司马彪于晋泰始中为秘书郎,《晋书》有传,身世比较清楚。孟氏,陆德明已“不详何人”,清代姚振宗考证说,“似即注《老子》之大孟,或云即孟康”(《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五)。孟康是魏人,著有《汉书注》。也就是说,确知注解了五十二篇古本《庄子》的两位学者——孟氏、司马彪皆为魏晋时人。

  五十二篇古本〈庄子》的篇目构成,陆德明说是“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经典释文·序录》)。其中,“解说三”见于记载的有《庄子后解》、《庄子略要》两篇:

  《庄子》“庚市子肩之毁玉也”,《淮南子·庄子后触〉曰:

  “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其间,而斗者止。”(《文选》卷三十五张景阳《七命》“盖理有毁之,而争宝之论解”李善注)

  淮南王《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曰:“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也。”

  (〈文选〉卷二十六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江文通《杂诗三十·汉书·艺文》称“《庄 许询》、陶渊明《归去来辞》、任彦界《齐景陵王行状》等篇李善注)由此可见,〈庄子后解〉、《庄子略要》等“解说三篇”,似乎不是《庄子》所固有的篇目,而是其附录,是《淮南子》的作者对《庄子》的片段的解释或内容概述,应归属于《淮南子》,姚振宗正这样的见解,他说:“今《淮南》内篇无《庄子略要〉、《庄子后解》,或在《淮南》外篇三十三篇中。”(〈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二之下)这样,古本《庄子》实际上应是四十九篇。

  从《经典释文·序录》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代,《庄子》一书除了孟氏、司马彪注解的五十二篇本外(孟氏注已佚),还有崔譔和向秀注解的二十七篇本以及李颐集解的三十篇本。崔譔,晋史无传,唯《隋书·经籍志》称其为“东晋议即”,但《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别传》说:“秀游托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所述,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可见《隋书》所记有误,崔譔生世当不晚于“竹林七贤”的向秀。崔譔的《庄子》注文在《经典释文》中有所存留,所以他是至今其述尚存的魏晋注《庄子》诸家中最早的。《经典释文·序录》记录:“崔譔注二十七篇(内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由其篇目的构成(内、外篇)和数目(二十七篇)的相同,可以推断崔、向所注可能是同一个本子。但其所出注的篇目可能不尽相同。有学者根据《经典释文》考计,《天运》、《至乐》、《达生》、《山水》、《盗跖》、《列御寇》诸篇,有崔注无向注,《则阳》、《寓言》两篇有向注无崔注,唯有《天道》、《刻意》、《田子方》、《让王》、《说剑》、《渔父》等六篇,《释文》于崔、向之注一无所取。由此推断,崔、向《庄子》二十七篇本,可能是五十二篇古本的重要篇目的选注本;这个选注本加上崔、向皆未出注的《天道》等六篇,可能就是以后郭象确定并注解的三十三篇本。魏晋时代,在玄风披靡的情况下,注解、诠释《庄子》的人恐怕是不少的,《晋书·郭象传》称“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于是出现了李颐的《集解》、李颐的身世,史无记载,不太清楚。但陆德明尚知其为“晋丞相参军,自号玄道子”(《经典释文·序录》)。他的《集解》本是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可能是和崔、向不同的另外一种在五十二篇本基础上的选注本。因为当时这五十二篇古本,“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经典释文·序录》)。

  魏晋时代,在五十二篇古本《庄子》的基础上,除了有孟氏、司马彪的全注本和崔譔、向秀、李颐的选注本外,出现了郭象的三十三篇修订本。日本镰仓时代高山守所藏《庄子》残抄本,期天下》篇后有段跋语:

  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政(攻)异端为贵也。然庄子闲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土不能畅其弘旨,而妄窜奇说,若《阏亦(奕)》、《意循(俯)》之首,《尾(危)言》、《游易(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若此之数,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迁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或出《淮南》,或辩形名,而参之高韵,龙蛇并御,且辞气鄙背,竟无深澳,而徒谁知,似因(困)后蒙,令沈滞失乎(平)流,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令(今)唯哉(裁)取其长,达致全平大体者焉为三十三篇者。太史公曰:“庄子者,名周,守(宋)蒙县人也。曾为漆国史(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者也。”

  这段文词,清雅幽古,且与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引“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间奕、意修之首,危言、游是、子臂之篇,凡诸巧 杂,十分有三’”相符,故可断定为郭象所作。这就证明,今本三十三篇《庄子》是郭象在古本《庄子》五十二篇中,删裁去十分之三而成。郭象为但三十三篇作的注,思想精深独特,为历代所推崇;郭象的三十三篇《庄子》修订本,唐以后也就随之流传下来,逐渐成为定本,正如陆德明所说;“惟子玄所注,特会庆生之旨撤为世所贵……,今以郭为主。”(《经典释文一·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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