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与陶渊明的人生境界


  提要:陶渊明集中多次出现的“道”,是与庄子顺应自然的思想相联系的。陶渊明受庄子思想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境界。第一,浓重的生命意识。第二,安时处顺,逍遥自适的人生态度。第三,安宁恬静、任真自由的心态。第四,从远古中寻求精神家园。在这四个方面,庄子深深地影响了陶渊明的人生境界,同时也反映了历史文化的承传和新变规律。

  关键词:庄子 陶渊明 生命意识 人生态度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关于他的思想性格和诗歌审美追求,时人多有论述。但庄子对他的影响,时人涉及很少。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儒学的地位受到很大动摇,魏晋玄学宗奉老庄,时代精神所至,陶渊明的思想、人格受庄子影响是很自然的。

  陶渊明曾在《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中说:“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此闻。”《饮酒》其三也云:“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此闻。”不少研究者把陶集中的“道”解释为“孔子之道”,有的把它称为“做人的道理”,有的研究者认为陶渊明追求的是真正的儒家精神,一种理想的境界,这种理想的境界称之为“道”。笔者觉得这种解释不贴合原意。因为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有一个与“道”关系密切、内涵接近的概念,那就是“真”或“真意”,“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1]“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2]“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3]不难看出,这个“道”,明显是与追名逐利相背驰而与庄子提倡的顺应自然相联系的。自然而然地生存,不受人世功名利禄的束缚,这“真意”就是道,也就是诗人寻觅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陶渊明曾感慨:“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俱负素志。”[4]“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5]陶渊明常常在诗文中表现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一种难觅知音的惆怅,他在《拟古九首》其八中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了诗人苦觅知音的心路历程: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不难看出,陶渊明心灵世界的高远,也可知诗人穿越久远广阔的历史时空与庄周的默契。

  陶渊明受庄子思想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境界。可以从以下考查。

  一 浓重的生命意识  

  儒家传统精神把对伦理道德的追求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超过对生的追求。儒家的著作中,对死的恐惧感很少。它总是倡导人们追求功业,追求道德的完善,对死后的凄凉既少体悟,更少文字的表述。他们蔑视死亡的恐惧,“朝闻道,夕死可矣”[6]。“对死亡的恐惧是从古至今人们心中潜在的悲剧意识,毫无疑问,人最恐惧的是时间、空间,它的永恒、无限,仿佛架在人类头上的警钟,时时提醒人们,在茫茫宇宙中,个体生命是多么渺小和短暂。”[7]与儒家回避死亡不同,庄子对生与死有深刻的哲理思考,对生命的短暂表现出深切的悲剧意识。“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生,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韬,堕其天?,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8]庄子深切地体悟到人生的短暂,人必将泯灭,这是无法超越的。因此,庄子表现出一种理性觉醒的深切的悲哀。庄子在对生命短暂的深沉慨叹中包蕴着对悲哀的超越。他提出“以死生为一条”[9],“死生存亡之一体”[10]。这是庄子超脱死亡之限的大彻大悟。陶渊明对死亡则表现出一种诗意的感伤和形象的描绘,《拟古九首》其四: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

  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

  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

  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

  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

  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在空间境界的变化中看到时间的无情与冷酷,感受到人生死后的凄凉,功名富贵一切都随死亡而烟消云散。“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无。”[11]“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12]“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13]宇宙的自然法则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14]虽然如此,陶渊明仍是感慨,“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15]老年人回忆青春,青春已经变形,人们想挽留岁月,岁月已经沉入海中。陶渊明对光阴飞逝,人生短暂是如此敏感,“求我盛年欢,一毫不复意。去去转欲远,此生岂再值?”[16]“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17]缘于对人生短暂的清醒认识,陶渊明鄙视身后虚名,追求在有限的人生中自由适意的生活。

  二 安时处顺,逍遥自适的人生态度  

  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束缚之中。对于人的一生,兴衰荣辱,完全是在某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在庄子看来,这是一种非人力所能干预的必然性,他称之为“命”。既然人的一切是由命运所定,那么一个人就应该顺应时势。“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18]“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19]因此,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无待无累无患的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对人生的苦难,对外界自然和社会环境限制人的事实接受了,容忍了,同时也超越着悲哀。他倡导的理想人格恬淡无欲,“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神之道也。”[20]任其自适,摆脱荣辱祸福的束缚。“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21]在庄子看来,只有除去心中的嗜欲,才有宁静的心境,一个人如果“心若死灰”,必能与世无争,享受快乐的人生。庄子恬淡无欲的精神修养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22]人的欲望本质上是自我对其自身以外存在的一种要求,是自我与外界分离对立的反映。在庄子看来,如果一个人能体悟到并能够形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分离对立也就不再存在。“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23]陶渊明深受庄子这种人生境界的影响。

  当然,陶渊明不象庄子那样,注重的只是精神世界的逍遥游,他的人生态度有更多的现实色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

  发岁始俯仰,星纪奄将中。

  南窗萃时物,北林荣且丰。

  神渊写时雨,晨色奏景风。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

  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

  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窳隆。

  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

  诗人一开始就用《庄子·列御寇》中“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表明任凭时光流逝而不拘泥悲哀的态度。接下去写时光飞逝,一年刚开始没有多久很快就过去一半,随夏而来,风物也随夏而去。人与物同理,有生必有死。在贫困的生活中等待寿命的自然终了,为何不高兴呢?表现了诗人安贫乐贱的淡泊之志。时运变化有时顺有时险,只要顺心适志,并不在于高下贵贱。对眼前事物有高妙的认识,也不必去修炼。所谓彻悟之人,并非佛寺道观中人也。

  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中也曾闪现过长生不死的美好渴望,“赤泉给我饮,员丘足我粮。方与三辰游,寿考岂渠央!”[24]但这种向往只是转瞬即逝的流光。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的的确确难以超越有限的时空。东晋世风沦丧,“惜生”之风盛行,对生死特别关注。陶渊明指出了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有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人应该顺应这种规律。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神释》中,非常旷达地认识到,功名利禄皆身外物,三皇之类的大圣人也不复存在,贤者和愚人都没有再生的命运,“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种顺应大化、宠辱不惊、胜败不馁的气度,是何等的洒脱。“死生有命,富贵在天。”[25]“天运苟如此。”[26]“聊且凭化迁。”[27]凡此种种,皆是诗人顺应自然的自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28]在陶渊明看来,人的寿夭、穷通、荣辱、贵贱等都是自然运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象寒暑代谢,四季转换。“达人解其会。”[29]因此,通达之士不应随外物悲喜。他要把人生的苦酒淡化为一杯清水。他深悟自然的化迁之理,不断平息内心的冲突,终于使心境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衡。与世俗的价值判断不同,陶渊明接受了庄子思想中反异化的人道主义的精华。在陶渊明的心目中,人世间的功名利禄比起超功利的精神自由实在算不了什么。他感情世界的每一次对功名业绩和感官享受的超越,都意味着精神上的更进一步的回归自然。陶渊明能对人生的穷通变化持一种通达态度,他能自我化解人生的种种烦恼、失望、苦闷,把它当作人生的一段风景。

  三 安宁恬静、任真自适的心态  

  庄子倡导的理想人格有安宁恬静的心境,有无待、无累、无患的精神境界。庄子认为人的生命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神与形。二者中神是本,形是末,“神全”,是保护生命的根本不受侵害,“纯素之道,唯神是守”[30]。如何使神全不亏呢,庄子指出的修养方式是“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31]。“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32]。理想的人格应该是超越人世俗情萦绕,超越功利目的的束缚。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不论“神人”,还是“圣人”,“真人”,都明确表现出一种超然世外的态度,“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33]“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物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34]明显表现出对人间世务的鄙弃和对世俗道德的否定。

  陶渊明对庄子倡导的理想人格的这种心境非常神往,加之性格所至,形成了具有自我独特色彩的恬淡无欲、自由闲静、任真自适的心态。“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35]“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36]“养真衡茅下。”[37]诗人赞美田园淳朴自然的生活,“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38]《庄子·天地》华封人对尧说,“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可以看出,中年的陶渊明心中已萦绕着庄子的这种人生理想。陶渊明不但自身向往,而且在青年和中年时代所称道的人物,皆具有此等胸怀。他的外祖父孟嘉,“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39]渊明自言:“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40]“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41]由于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庄子思想的指引,陶渊明终于由时仕时归、心怀两端而彻底地归入田园。

  陶渊明的归田,打开了一个超越具体人生的境外之趣。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具体、可感,充满着人间烟火气。庄子以其广博的知识,独特的浪漫风格,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他等是非,齐物我,一死生,以超尘绝俗的眼光审视人世,使人获得完全的解脱。人不是至上的,他受到具体生存时空和生存环境的制约。但人的思想是至上的。庄子那种虚无飘缈的精神世界的逍遥游,属于幻想中的彼岸世界。陶渊明将庄子的幻想境界,融化创造为一种生活模式。庄子的自由境界,不再是不可企及的,陶渊明使它人间化了。在他看来,他的归隐田园并不是人生的不幸,而是终于挣脱了枷锁,终于勘破迷团,走向新的自由理想境界。他抛弃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利禄,超越田园生活的劳役之苦,艺术地观赏大自然,从中领略生命之外的意义。他发现自然美,认识自然美,同时也在大自然中发现了真正的自我。他久受扭曲的灵魂终于在清新的大自然中得到复苏。他读书、作诗、弹琴、饮酒、劳作,一切都超越了具体的功利性。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不受拘牵,向往自由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伸张。宋人陈师道说:“渊明不为诗,写胸中之妙尔。”[42]《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篇,展现了一个与黑暗官场截然不同的新境界。诗人归隐田园,就象笼中鸟返回大自然,池中鱼回到水潭。诗人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整个身心融化于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之中。这就是庄子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43]。诗人“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44]。普通的田园景物,已经融入了诗人“真淳”、“自然”的人生理想,《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人要回归的“自然”,就是庄子所谓不染人世纤尘的本体状态,即陶渊明所谓“真意”,所谓真淳的自然,宇宙本体自然变化、不受拘牵的状态。“真者,所以受于天地,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45]陶渊明笔下的田园景物,已经染上了诗人自我的人生理想,它们都按自己的规律自然地运动。正如《归去来兮辞》所描绘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这种自然真淳的境界,正是庄子所谓“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46]田园的本体状态,与诗人摆脱了功名利禄的高洁情怀完美地融合,宇宙的浩气融入诗人的胸怀,诗人的人格理想注入田园的物象。这是田园诗独特的境界,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47]“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48]诗人顷刻之间遍游宇宙,其乐融融,“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49]正所谓“陶潜胸次浩然,吐弃人间一切,故其诗俱不从人间得。”[50]

  四 从远古寻求精神家园  

  庄子是够浪漫的,知识是够广博的,然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条件下思考。庄子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道德沦丧、世道纷乱的现实,但他不是从现实和未来,而是从远古中寻求自己的理想社会。因此,他的药方是很可笑的,虚无的。庄子把理想的世界描述为“至德之世”,“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猿氏、赫胥氏、尊卢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51]“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知乎君子小人哉!”[52]“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不传。”[53]“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54]对理想的社会,庄子还有另一种称谓,名之曰“建德之国”,“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55]尽管庄子描绘得不同,但各篇中的理想社会都有其共同的特征。这个社会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然地运转,人的行为完全出自人的本性,真率而少伪饰,和睦相处,心地淳朴,时代久远,生活原始。

  陶渊明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图景,明显与庄子一脉相承。陶渊明也是极为向往远古时代自然淳朴的生活,“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56]他推崇荷?丈人、长沮、桀溺“耦耕自欣,人鸟不骇,杂兽斯群”[57]。明显地看出推崇蒙昧远古的生活方式。陶渊明受庄子思想的启迪,又出于心灵的渴求,《桃花源记并诗》中创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社会。“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恬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这个桃花源,明显与庄子有渊源关系,有相同的本质特征。在社会性质上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在政治上无君权,没有法律、道德规范的束缚;在经济上没有剥削压迫;在思想形态上,没有智慧的较量;在生产方式上人人劳动,共同享受;生活纯真自然;精神状态古朴淳厚;人与自然的关系极其和谐等等。然而,陶渊明毕竟是东晋的陶渊明,他摆脱了庄子理想社会的如下特征:第一,物质生活的过分原始化,庄子的“至德之世”,显然是人类社会早期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以氏族为中心的群居生活。第二,所处时代的过分古远。陶渊明虽然也仰慕伏羲、神农的时代,但他的桃花源中的人,毕竟还是避秦时乱的人。庄子与陶渊明的社会理想只是精神世界的一份安慰剂,是远离现实的。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深刻地反映了二位大家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的鄙弃,表现了积极的批判精神。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各自的智慧和文学才华。

  克罗齐认为主体思想运作的“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58]。庄子的思想反映着那个时代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之一,而受它影响的陶渊明的思想则反映了历史文化的承传和新变,其研究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注:[1]《饮酒》其二十,《陶渊明集》卷三。

  [2][3]《饮酒》其五,陶渊明集》卷三。

  [4]《祭从弟敬远文》,《陶渊明集》卷七。

  [5][28]《归去来兮辞》,《陶渊明集》卷五。

  [6]《论语·里仁》。

  [7]张端君:《彻悟人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8][46]《庄子·知北游》。

  [9][18]《庄子·德充符》。

  [10][23][33]《庄子·大宗师》。

  [11][44]《归园田居五首》,《陶渊明集》卷二。

  [12]《拟挽歌辞三首》,《陶渊明集》卷四。

  [13][25]《与子俨等疏》,《陶渊明集》卷七。

  [14]《连雨独饮》,《陶渊明集》卷二。

  [15]《己酉岁九月九日》,《陶渊明集》卷三。

  [16]《杂诗十二首》其六,《陶渊明集》卷四。

  [17]《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陶渊明集》卷二。

  [19]《庄子·达生》。[20][30][32]《庄子·刻意》。

  [21]《庄子·庚桑楚》。

  [22][31]《庄子·田子方》。

  [24]《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八,《陶渊明集》卷四。

  [26]《责子》,《陶渊明集》卷三。

  [27]《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陶渊明集》卷三。

  [29]《饮酒》,《陶渊明集》卷三。

  [34][44]《庄子·天道》。

  [35]《感士不遇赋》,《陶渊明集》卷五。

  [36]《止酒》,《陶渊明集》卷三。

  [37]《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陶渊明集》卷三。

  [38]《和郭主簿二首》,《陶渊明集》卷二。

  [39]《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陶渊明集》卷六。

  [40]《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陶渊明集》卷三。

  [41]《五柳先生传》,《陶渊明集》卷六。

  [42]陈师道:《后山诗话》。

  [45]《庄子·渔父》。

  [47][48][49]《读山海经》,《陶渊明集》卷四。

  [50]叶燮:《原诗》。

  [51]《庄子·月去箧》。

  [52]《庄子·马蹄》。

  [53]《庄子·天地》。

  [54]《庄子·盗跖》。

  [55]《庄子·山木》。

  [56]《劝农》,《陶渊明集》卷一。

  [57]《扇上画赞》,《陶渊明集》卷六。

  [58]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