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在分宜

严嵩，是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无论是过去或现在，人们对他的看法并不一样。《明实录》有个总撰，判他纵子“通倭”，《首辅传》的作者骂他是“娄猪”、“厕鼠”、“独火”和“贪狼”，《明史》定他为奸臣，小说、戏曲和诗文图画以及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就更多。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听说胡适早在五十多年前的北大就对他的学生说过严嵩这个案有情况，另外还听说郭沫若、翦伯赞等先生也说过类似情况。此外，嘉靖、万历、天启年间，有不少大臣学士对其也发表过不同看法。因此就产生严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究竟奸到什么程度、坏到什么情况等等一系列问题。听说国外有人在研究，国内也有人在探索。为了给有兴趣的同志提供一点参考。本文贯串史料，对严嵩在分宜作点背景性探讨。

　一、出身和家世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别号勉庵，成化十六年（1480）正月二十二日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葬分宜城东白田铺蛇形。

　介桥是严嵩的老家。介桥又名介溪，宋元佑间，人们称它为黄竹坡，元末以后才改称为介桥。介桥离分宜古城十五华里。严嵩，在介桥严氏家族中，属第十四代，是严孟衡的玄孙。严孟衡为永乐乙丑进士。永乐十四年（1416）到正统十一年（1446）历任山西道监察御史、浙江按察副使，正统丙寅年（1446）卒于四川右布政任上。严嵩的曾祖叫严琏，祖父叫严骥。自其曾祖的胞弟严瑛曾在成化十三年（1477）中过举人外，他的直系家属中，从永乐孟衡到弘治严嵩，中间八十九年，没有人取得过功名。严嵩的父亲叫严淮，是一个从未取得任何功名的“秀才”，母亲晏氏来自新余，没有文化。夫人欧阳淑端，娶自本县防里村。欧阳比严嵩大一岁。为人贤惠，严嵩对她十分尊重。《家谱》说他们“白首相敬，别无姬媵”。婚后生有二女一男。长女嫁本县车田袁应枢（副使），次女嫁新余黎凤御史为媳，独子世蕃，官至工部左侍郎，后为徐阶所害。

另外，严嵩还有五媳、九孙，严世蕃被斩后，或戍或谪，皆散居“海内各地”。次孙严绍庭，原为锦衣卫都指挥使，因父罪被株连，嘉靖四十一年秋，被谪戍“定远卫”，后复因“平倭功”至万历初才“洗籍复原官，迁回北京。

因夫人欧阳淑端的关系，《合升山别集。都御史表》中早就考证过欧阳必进是安福人，后来在《总督两广军务年表》也说是安福人。本来，这与严嵩毫不相干，可是，由于严嵩在败官前夕（嘉靖四十年十二月，吴鹏罢后）曾力荐过欧阳去出任吏部。王世贞后来在撰写《严嵩传》的时候，却又反过来说欧阳必进是严嵩的“姻亲”或“内亲”等等，后来许多史料也跟着《严嵩传》这么你抄我传。事实上，查遍《欧氏家谱》，防里村并无欧阳必进其人。

万历末，严嵩的曾孙严云从（绍庭子），由“北京国子监应锦衣卫官籍”，天启元年中辛酉武举。壬戌（1622）会试登科，为分宜县史上唯一的武进士，后官至前军都督府左都督。至此，严世蕃因“孙贵”，获诰赠以“特进光禄大夫，右柱国、太傅、清江伯”的封号。

二、少年应对

　严嵩在科第中，以“诗经中试”、以“芍药”入选。史有“青词宰相”之称，人们称他诗文见长。　

　《家谱》说，严嵩“幼年好学”，“五岁入家塾”，“于过目不忘”，“属对辄有奇语”，曾被乡里儒生“目为神童”。被收集在《家谱》中的应对示例有如下一些，如“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佬，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肃指寒梅一枝，漏破春消息；喜攀丹桂十年，成就我功名”，“三级浪中，看尔龙门一跃；九重殿上，容臣虎拜三呼”，“儒门高耸入云霄，独此沉；圣道流行照日月，问何迟”。

　严嵩少年时善于应对一事，当时曾流传乡里。人们每逢茶余饭后，总爱把它当作闲扯资料。有的说，严嵩是神仙下凡，身有仙骨，有的说介桥风水好，时运当发，还有的说了在洪阳洞得了狐仙指点，吃了仙丹灵药，能过目不忘，会玉带加身等等。当然，这些话全属无稽之谈。但是，这些传说不但在当时曾轰动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就是四百多年的的今天，照样还一直在分宜民间流传。

　三 求学县庠

　弘治元年（1487）宪宗崩，孝宗朱祷樘即位。当时在县衙主事的县令叫莫立之。莫立之是一位正途出身的老贡士，对地方儒学甚为关心，一心想振兴县学。一天，莫知县路过介桥，对严嵩面试一番之后当即表示，“召补为博士弟子”，并应允“贽吾任也”。弘治二年（1489）学使敖山临按县试。面试后，对严嵩曾大加赞赏，“饬县助给加厚”。后来，又有学官黄仲昭和太守王俊，“饬县给以国士待遇”。严嵩在县庠很受学官和师长器重。

　弘治八年（1495），考试在即，其父严淮突然去世，因“丁艰”未能赴试。次年“拜师清江钱慎，出游黎墟，再读东林寺”。这次拜师，对严嵩影响颇大，《家谱》说，严嵩“贵后，曾以玉带送镇山门，并侑以诗”，内心感铭不已。

　 四、科场高第

　弘治十一年（1498）秋，严嵩告别了县学，从袁河搭船到南昌参加戊午科乡试，以诗经中选，榜序十六。为分宜县在鹿鸣宴上夺得了一个难得的席位。（当时分宜县学校较落后，自成化十三（1477）丁酉科严瑛以后到弘治十一（1498）分宜县在乡试中连续七届（共二十一年）名落孙山，榜上无名）。返乡之日，县令以酒相迎，弘治十八年（1505年）春会试严嵩列董王己榜第三十八名后即入廷试（殿试），序列顾鼎臣、董王己、谢丕之后，列二甲二名，获赐进士出身。再经吏部朝考后，复以《雨后观芍药》一诗夺魁，在该届新进士中，仅屈居崔铣之后，以朝考第二名的优秀成绩与湛若水、倪宗正、陆深、翟銮、王韦、方献夫等三十人被选为庶吉士，进翰林院“中秘”读书。

　在分宜，严嵩这次高第是继明初刘仲质，黄子澄之后，进入翰林院的第三人。中间隔了一百二十年（自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科算起），无人进过翰林院。

　五、辞官南归

　正德初年，太监刘瑾专政，武宗却置若罔闻，日夜沉迷女色，嬉乐自娱。朝政日废，纲纪日坏，严嵩对此深为不满。在其《伐园中木》中说：“松柏储栋梁，枣栗克豆笾。樗榆竟何益，厉厉蕃中园。叶大苦蒙殴，材枉空挛踯，能令地脉耗，亦使阳和偏。呼童砺斤斧，爨燎供炊烟。去莠植嘉谷，斩茅秀兰荃。栽培与倾覆，在理固宜然，不材世所弃，剪伐何足怜“。《钤山堂文集》卷二中，还有两句，态度更为明显。他说：“定数难移岂信然，但修人事可回天”。照严嵩看，当时“园”中的那些“甄、榆、莠、茅”，既遮避阳光，又耗费“地脉”，如不来一次“厉斤斧”，再不“修人事”，对刘瑾等不加“剪伐”，朝廷很难有什么希望。正德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祖父严骥去世。经严嵩再次呈疏后，朝廷终于赐准了他南归丁忧。严嵩终于回到了老家，开始了他那“钤山十年”的隐居生活。

　六、筑室东堂

　所谓东堂，其实就是当时分宜教谕署的一个“视学之堂”。这个堂在永乐到成化年间，原是一个寺庙，叫“果真院”。弘治中期，邵宝任江西提学副使时，有一次到分宜视学，以其“内住僧侣，不宜居学之左”，才下令迁出僧侣，改庙为堂的。东堂位居县城中心，西距学宫仅一巷之隔，北跨围墙就是县学考棚，近山靠水，坐北朝南，环境十分幽美，是一所十分理想的读书园地。

　正德四年（1509）秋，严嵩把家从介桥迁到县城来了，借居在“视学之堂”。起初严嵩把它题为“读书园”，因为只用了东头的一半，所以后来人们又把它称为东堂。正德八年，严世蕃就是因为出生在这个读书园靠东边一间的“御书楼”上，所以取名东楼。这就是严世蕃后来另号东楼的来源。

　筑室东堂，是严嵩的一个转折。他一进东堂就把自己埋在故纸堆里。“穷巷颇回高士辙，藜床时读古人书”。这就是他搬进东堂后的处女篇。后来还写了很多，如“吾已忘机事，鸥莫谩惊”；“溪边云月长相待，世上功名安足论”；“时事浮云安足论，此生拼死蠹鱼丛”等等，可见筑室东堂，其实就是他屏居隐读的起点，反映了他那时决心暂时避开“浮云”，抛弃“功名”，忘掉“机事”，埋头“藜床”和置身“蠹鱼丛”的痛苦选择。王世贞在撰写严嵩传时把读书东堂这件事说成是读书“钤山中”。这句话错了。因为严嵩一生并没有在“钤山中”的什么地方建堂读书。钤山中除了一座古庙之外，全是森林丛草，也根本没有能够打坐读书的地方。历史上所说的“钤山十年”的“钤山”二字，指的应该就是钤山堂（即东堂），并不是“钤山中”。

　七、踏遍青山

　严嵩在“十年钤山”时期，除了在东堂埋头古诗文辞外，还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踏山游水，探胜寻幽。例如袁州的状元洲畔，宜春的仰山顶上，分宜的洪阳洞，庐陵的洞灵观都留有他当年的足迹。“平沙觅句看云立，极浦回舟载酒过”；“沿泗意未及，川瞑月华明”。具记载着他当年兴致勃勃，深夜忘返的情景。

　东堂时期，严嵩打坐得最多的地方要算钤冈古岭。他爱春天攀登钤冈，凭高远眺，　也爱陪友秋游古岭，举杯邀月，就是白雪皑皑的冬天，也不肯放过这些地方。他的许多诗文，虽是成自东堂，却多来自钤山。“阙望长回首，岩栖不记年”和“扫榻云林白昼眠，行藏于我固悠然”等等，这些诗句都是他在钤山时留下的笔墨。前者是当年冬天自钤冈寄给同僚诗中的头两句，后者是在艰苦岁月中的一种自我抒怀。说明他在屏居东堂踏遍青山的日子里，没有忘记朝廷，还在关注庙堂，但当他把精力倾注古诗文辞沉恋“觅句谋篇”的日子久了之后，却又使自己逐步“悠然”于这种“岩栖”生涯了。筑室东堂，踏遍青山，坎坷的道路，使严嵩经受了种种磨炼，得到了充实的提高。有人说“钤山”哺育了严嵩，严嵩热爱钤山。

　八、《府志》和《云台编》

　东堂时期，严嵩在收集整理、发掘抢救地方文化史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较为突出的有两件事：一是总纂《袁州府志》，二是校订刊刻《云台编》。前者可参阅该《志》序言，这里从略。

　《云台编》，原是我国唐中期以后《鹧鸪诗》在《芳林十哲》中的部分作品选编。作者郑谷，是古宜春籍人，唐僖宗（874－879）时进士。曾做过都官郎中，因诗著名，有郑鹧鸪之称，是唐代名诗人之一，其诗传至明代，已经“世罕全集，郡中无传”。

　严嵩对郑谷十分推崇。他说“都官郎中郑谷，摘藻铸词，见推当时，每得一编，咸可脍炙”。又说：“都官之作，精刷洗炼，时有月露烟台之思，永夜静吟，至谓得句”。另外，严嵩不但称颂郑诗，尢为赞赏都官的为人品格。对其在僖宗后期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知足不辱，韬晦里闾，全去就始终之大节”和“收剑锋芒，隐藏才能”的大丈夫精神，十分钦佩。在广为收集整理，挖掘补充的基础上，经过严嵩反复校订核实之后　，《云台编》终于在正德九年付印刊刻。

　九、在困难中搏斗

　正德八年（1513）严世蕃出生了。“三十过后才得子”，对寒士家族出身的严嵩来说，担子也随着加重。王世贞编传说，鹿鸣宴那一天，就是因为他“貌赢鹑衣”而爱到过主考官李遂“不复盼接”的冷遇。《家谱》说，自正德四年到十一年，严嵩生活清苦，加上日以继夜的劳累，不但家里“七字”短缺，而且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受到影响。“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病贫交加。“江山日日吹北风，茅屋拥被卧如弓，梦乡物色是燕山，晴雪楼台似画台。病骨总缘诗思瘦，屏诸长与岁月穷，毳裘貂帽忆京国，佩马朝天过苑东。”这首诗的标题是《雪后钤山寄友》。另外还有，如：“素琴远抱有余清，单阁孤峰眼共明；黄花残逢词客病，缘樽今对故人情。留君少作山中客，今我虚题榜上名；信有膏肓在泉石，十年从宦竟无成”。

　这首诗是从东堂寄给朝廷傅御史的。雪天、北风、茅屋、卧床如弓，想到当年长安街上的金榜，翰林院里的毳裘，抚今思昔，怎能不思绪千万，百感交集？从他后来在《钤冈秋集》所反映的事实看，当时他甚至沮丧到看破红尘，几至落发为僧。动摇、反复、矛盾、斗争，严嵩在东堂生活，与其说是隐居，不如说是在困难中搏斗。“闲搔短发从渠变，每得新诗只自哦，凭仗一生忠诚力，岂惊世人有风波！”后来严嵩终于用自己的毅力缓缓行进。

　十、起而复隐

　钤山时，严嵩曾一度奉召复职，但到翰林院两年不到，他又再次托病“卧家”，回到了东堂。

　这次“卧病”留家期间，严嵩在分宜做了两件事，一是正德十四年（1519），应赣汀漳等地都御史王守仁密约，与袁州知府徐琏一起，平判宁藩。由于“赞助有力”，事成后曾受到王守仁“采带燕席”的褒奖。还有一件事，是改建东堂为钤山堂书院，想在书院继续呆下去。王守仁对此十分赞赏，曾亲笔给书院写了“钤山堂”三字，并精制成匾相赠。江西提学副使邵宝并为其著有专《记》。详细记叙钤山堂的来龙去脉。但是，钤山堂刚刚落成，武宗驾崩。随着世宗的继统，严嵩最后还是被召返京师，离开东堂。

　严嵩在钤山时期，除埋头诗文外，还做了大量的文史考稽工作，许多文坛大师如王守仁，湛若水、李崆峒、邵二泉等名流曾一度云集分宜，对振兴地方儒学，促进文化交流有深远的影响，受到了不少历史名家的赞扬。李梦阳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朱国桢说“分宜大宗伯极有声，不但诗文可佳，其品格也铮铮。钤山隐居九年，谁人做得到？”

　十一、两次捐助县学

　嘉靖改元，严嵩再次奉召返京复职。从1522年到1562年，在这四十一年里，严嵩又在分宜做过一些什么呢？已看到的史料，有如下一些记载。

　嘉靖十一年拜南京礼部尚书后，严嵩再次回到了分宜，来到了母校县学。当时的分宜儒学，在袁州相对而言比较落后。据《分宜县志》记载，当时的县学自知县莫立之之后，单房屋一项，就隔了四十六年没有检修过，学宫藏书更是少的可怜。作为昔日的门生和当代大宗伯的严嵩，便“捐俸摹印”，再次捐书县学。

　关于这件事，同治辛未增修本《分宜县志》卷四有记载，学官蔡玉瑞在他的专《记》中谈得更为具体，他说：“今宗伯介翁先生严公......乃掌留部，位居百揆，摹印南雍十七等史经集群书，如千部备之学宫，以为后进习读之资”。袁州郡守李惴还曾督县“茸阁增架储之”，并将“书目镂于版，昭之学宫”。另外，据同治，《袁州府志》记载，严嵩在这次捐书的同时还曾出资帮助县学建造了一座“尊经阁”。严嵩这种关心文化，热心儒学的精神，曾受到乡梓父老的好评。

　十二、兴建钤麓书院

　严嵩二次返京复职后，官运亨通。为此，家里的“公文典籍”和“御赐批扎”愈来愈多，以至“充满私箧”。如何处理和保管好这些东西，严嵩对此当时甚感苦恼。

　嘉靖二十二年（1543）五月二十六日，严嵩为了妥善处理这个问题，终于向世宗提出了疏请，要求在故乡分宜建造一座书院，以便对其加以收藏保管。

　世宗看过疏文后，对此极为重视。据严嵩在他的《感恩楼记》中说，书院的所有匾额题词，全部出自“御笔恩赐”。五月二十六日，单是为了给题词挑选词语这一项，世宗在璇雷殿上，就曾亲自“握笔凝思”，反复斟酌，认真考虑，直到“漏下十二刻还定不下来”。二十七日才以“黄贴手书，出御批赐”。

　据吏部尚书许赞说，钤麓书院于钤山北麓，袁水南岸，依山面水，与分宜古城隔水相望。山腰祠，名“至善堂”，专供祭事和藏书之用，顺坡而下，左右各设一亭，左边树木参天，亭名“林皋”，右边泉涌为池，匾题“碧澗”，出亭而北，是书院的重点建筑，即“延恩之阁”，阁上有匾，题“川峦萃秀”，属专供读书治学之所，由阁而下，是山泉汇集之地，池水清澈，鱼跃其间，池中建阁，匾题“天光云影”，阁岸之间，以桥相连，隐状曲折，情趣横生。全院砌墙以围，总以“钤阳书院”四字置身其中，如图似画，环境幽美静雅，是当时分宜城郊读书治学十分理想的地方。

　严嵩被削籍后，书院也先后遭受到株连。万历丙申和丁酉（1596－1597）间，分宜知县兼推官徐孟之在上级的指使下，将其拆毁，其料材移到城内修理学宫。后因“椽桷不符，聊且从事”，仅仅过了十一年，新修的学宫竟不幸又“倏焉尽倾”。严嵩捐赠给学宫的经籍典章同归于尽。

　十三、悬车堂之建

　严嵩古稀大寿那一年（1549），　世宗特赐他在故乡建造一幢准备将来退休后用于安度晚年的房子。这幢房子就是悬车堂。地点选在袁州府城西门。

　嘉靖二十八年（1549）正月，是夏言被杀后的第三个月，严嵩因年届古稀，要求致仕归田，但未蒙赐准。世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派了鸿胪寺卿吴祖乾送去了一百九十九字的手敕谕旨，全面表彰了严嵩入阁八年后在“清弊政、肃宫常、陈边计、遏丑虏，重岩恤，惠黎民”等各个方面的功德，后来，还赐严嵩“乘舆入禁”和严世蕃“带俸侍亲”。严嵩受宠之余，深感皇恩难却，引退一事，不敢力请。悬车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兴建造的。

　悬车一词，取自《汉书》“身修国治，致仕悬车”。严嵩说：“予童而游焉，壮而从仕，周两京三十余年，务剧形劳，思搞志于埃尘之外，矧年既老，而发种种矣。揆之止足之义，于退休为宜，故择地于郡治之西，使营一区，而将老焉，而题其西圃之舍，曰悬车堂”。堂内高悬两匾：曰“忠弼”，曰“琼翰流辉”。“皆出自睿皇之笔”。悬车堂落成之后，严嵩还念念不忘引退一事，写过不少关于悬车归田的诗文。他说：”他年诏许归逢筚，广得真悬上赐车“。又说：“黄阁此身长扈圣，赤松何计许归田”。可见，悬车堂之建，与严嵩年老思归关系很密切。

　嘉靖四十二年（1563），徐阶、林润、郭谏臣诬称严氏在袁州府城有个“招纳叛卒，阴养刺客，昏夜杀人，夺人子女”的“朝堂”、“五府”。所谓“朝堂”、“五府”指的就是这个悬车堂。

　十四、扩修分宜县学

　分宜县学，自北宋雍熙元年开创后，历元至明，中间几经兵灾天祸，时兴时废。弘治十六年（1503）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分宜县学一直没有扩建修缮，学宫藏书短缺，书舍破旧不堪。嘉靖二十八年江西巡抚傅凤翔到分宜，巡按视学之后，立即下令分宜有司“克期”修建。

　严嵩对巡抚此举，十分高兴，极力赞赏。在扩修分宜县学过程中，曾“捐俸助役”，解囊相助。事成之日，还听从乡里儒生呈请，再出金雇工，在原“尊经阁”旁增建了一个“敬一亭”，使分宜县学面貌为之一新。修建后的县学（学宫在内），就规模而言，为袁州一府四县之最。占地约二十多亩，在古袁州建筑史上是一座不可多得的木石结构的古代建筑。直到1958年，才毁于水。（分宜县城迁城）

　十五、“七桥一路”

　所谓“七桥一路”是指严嵩捐俸助修的七座石桥和一条一百二十余里官路。广泽桥（俗称秀江桥），建在袁州古城袁山门外，时间在甲戌前后，世宗赐名，徐阶为，《记》，广润桥和广济桥，均建在宜春下浦，世宗赐名，邹守益为《记》，种德桥，嘉靖二十五年（1546）其子严世蕃奉旨营修祖茔时所建，严嵩自为《铭》，萧家桥，建在分宜白芒村西，《县志》署名为“明一品夫人欧阳氏建”。永济桥，建在分宜城南马墩坡，《县志》署名的建造者与萧家桥同，万年桥；以及从分宜老城到安福的穿山官路，全长约一百二十华里。

　下面着重介绍一下万年桥的建造。

　嘉靖三十五年（1556），“沿海倭乱”在赵文华、胡宗宪等将领的组织围剿下，沿海前沿捷报频传。八月，寇首徐海伏诛，陈东被缚，麻叶、辛五郎相继就擒，浙直沿海，倭势大挫。献俘京师时，群臣庆贺，世宗十分高兴。赵文华加少保，胡宗宪擢右都御吏，严嵩恩赐肩舆并免朝贺，此外，还“敕谕褒奖，荫子加恩”，备受殊荣。正在这个时候，分宜的地方父老曾以城东浮桥常毁一事，“合词世蕃” ，致书京师，要求严嵩为地方“千古长计”，改渡为桥。

　当时严嵩已寿高七十六岁，为了建好该桥，曾一面派其子返里筹划，“度地兴工”，一面亲往吴中（今苏州）“雇匠买石，水运回县”。整个工程自嘉靖三十五（1556）九月开始，到三十七年（1558）六月完工，历时一年又十个月，共费白银二万余两。是分宜古代桥梁史上工程最大，费银最多的一座石拱大桥。

　建成后的万年桥，全长一百二十丈，阔二丈四尺，十一孔，两头各有大型石狮一对把守，造型雄伟，结构坚牢。严嵩自撰〈〈桥记〉〉，袁州知府季德甫和分宜知县戴廷忞曾联名为其刻石立碑于桥头。1958年，分宜迁城。全桥被淹，桥面石块被盗殆尽。但直到1988年（枯水季节），整个桥身淹在水中却仍是巍然矗立，如卧龙嬉水。

　十六、重筑分宜县城

　北宋建县后，分宜原无城廓。正德七年（1512）因瑞州华林兵起，知县萧时宾始奉令筑城。当时因“绌于财力”，城墙“高仅丈余，厚不及三尺，甚陋不称”。嘉靖三十七年（1558）七月，赣南兵串复起，袁州形势告急。兵部疏请筑城。袁州郡守季德甫、分宜县令戴廷忞以及乡里父老联函严嵩求助。

　关于这件事，严嵩后来在《新城记》写：“始者群议或阻于无财，或病于劳民”，深恐力所难及，后赖巡抚何迁“新为划规，财力联自公帑，不烦民一钱之费，用其力而计日受值，发仓粟给之”，整个筑城工作才有赖以成。严嵩说：开初群众“不免怨咨”，但新城建成后，大家都十分高兴。严嵩在他的《新城记》中还这样写道：“事所当举，则不计其费，知有以惠于民也，役所当兴，则不恤其劳，知有以供于民也“。在严嵩当时这种思想指导下，经过地方官民努力奋战，分宜的筑城工程终于顺利完成了。

关于上述筑城一事，同治以后府、县各《志》的建置城池篇中皆有记载，其中还特别着重指出了“小北门等城楼五座，水关两道，明少师严嵩捐金三千助修”。这反映严嵩在修筑新城的工程中，不但在组织上化费了心血，而且在经济上付出了代价。

　十七、最后的日子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致仕南归，在南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生他养他的分宜老家。其时家产被抄，又不愿连累在乡为民的弟弟，便和孙子严鸿住进村头的关帝庙，终日念经，熬度着风烛残年。隆庆元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临终前手书“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

　严嵩辅政二十一年，不仅“寿君爱国”，而且惠及乡里，为抢救振兴家乡文化，发展家乡教育，促进家乡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受到乡里称颂。

严曰文  中学高级教师  晚年执着研究严嵩  正在点校注释《严嵩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