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与分宜文教
严嵩(1480-1566),字惟中,号介溪,别号勉庵,时称严分宜,位居明朝辅臣20多年。他五岁入书塾,八岁有神童之名,19岁中举,26岁中进士并入翰林院侍读,63岁拜相入阁,83岁致仕南归,享年87岁。其一生的生、死、钤山隐读等重要时刻的共40年时间,是在分宜度过的,这里有他的大量历史遗存。“分宜县严嵩研究小组”已是全国拥有严嵩文稿、遗物数量最多的收藏单位,为人们研究严嵩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严嵩研究热”至今方兴未艾。随着近两年在分宜境内新发现大量与严嵩有关的文物,以及《走遍中国》栏目在分宜拍摄严嵩专辑,再度激起了新一轮研究严嵩的热潮。笔者试从严嵩对分宜文教的影响作简要阐述,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一、 分宜文教和严嵩的成长
严嵩“少孤多病”,“气素薄弱”,唯好诗书。八岁便“属对辙有奇语”,能过目不忘,被乡里“目为神童”。在诗联应对上,他是信手拈来,乐此不疲。被收集在《家谱》的佳句妙对非常多:“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肃指寒梅一枝,漏破春消息;喜攀丹桂十年,成就我功名”;“三级浪中,看尔龙门一跃;九重殿上,容臣虎拜三呼”;“儒门高耸入云霄,独此沉;圣道流行照日月,问何迟”……由于严嵩的善对神童之名,被县试破格“补为博士弟子”,“饬县给以国士待遇”,在县痒很受学官和师长器重,成为该县重点培养的学业苗子。
严嵩果不负重望,于弘治十一年(1498)秋在南昌乡试中举,榜序十六。为分宜县在鹿鸣宴上夺得了一个难得的席位。(当时分宜县学较落后,自成化十三年(1477)严瑛以后到弘治十一年(1498),分宜县在乡试中连续七届共二十一年榜上无名)。返乡之日,县令以酒相迎。尤其是弘治十八年(1505年)春严嵩在京会试列二甲二名,获赐进士出身。再经吏部朝考后,以《雨后观芍药》一诗夺魁,在该届新进士中,仅屈居崔铣之后,以朝考第二名的优秀成绩与湛若水、翟銮等三十人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中秘”读书。
这是分宜文教史上少有的盛事。严嵩这次高第是分宜人继明初刘仲质,黄子澄之后,进入翰林院的第三人。自洪武十八年(1385)起中间隔了一百二十年,无人进过翰林院。
二、 钤山隐读的文教影响
因祖父、母亲先后去逝,严嵩按制须丁忧27个月,但守制期满后,因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他便以“养疴”为由,于正德四年(1509年)秋,把家从界桥村迁到原分宜老县城,借居当时闲置的“视学之堂”的东楼,把它辟为“读书园”,也叫“东堂”。于是开始了前后(8年、2年)两次总计长达10年的“钤山隐读”生涯。
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他文才诗书再提高的“韬晦养望”重要阶段。养望,是当时社会风行之习。唐顺之曾说过,正德年间,一些臣僚士大夫,无一不优游寺庐,隐身山林,苦心攻读,借以提高身价,以期更大的发展。这一时期,他对当地文教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收集整理、发掘抢救地方文化史料上。一是总撰《正德袁州府志》;二是校订刊刻《云台编》。
入明以后袁州改路为府,自明天顺七年(1463)几任知府把纂修府志当作头等大事,但皆有始无果。到正德八年徐琏继任知府后,听说时为翰林编修的严嵩丁忧在家,即飞函请严嵩续纂府志。经八个月的艰辛,到正德九年(1514),严嵩任总纂的《正德袁州府志》终于告成付梓,成为现存最早的袁州府志,也是一部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的地方文献。
该府志被人们称之为“博采旁搜,创为义例”。金陵东桥公所称,“并美都元敬《黄山图经》、李懋卿《东莞志》、邵国贤《许州志》者也。”至今还得到“该志讲究编纂法则,体例较为严谨”的赞誉(《中国地方志大辞典》第261页)。
为了收集资料,严嵩化了很大的气力去“稽郡乘,观星野,采摭子史传记之说,网罗金石之文,旁听博闻山氓故老之谭,以补益其事以为志。”在编纂中,严嵩发凡起例,明确阐述这次修志“以明政教法度之体”为准则。入志内容的选择要严,“境内山川不能悉书,书其名胜者。”对户口、贡赋等类项中,不可考者则“阙焉”。于名宦与人物,坚守“生不立传”之常规。对“其见存者,虽有美缋,法不得书。”即使是入传人物,则应坚持“据事直书,义自见云”。从同时代的志书来看,象这样宗旨明确,法度严细者是不多见的。在《正德袁州府志》卷一中,严嵩还专设“风俗”一目。采用纂辑式,收载了《隋地理志》诸史籍中有关袁州民情风俗的资料数十条。其中包括了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时节礼仪诸多方面。这在同时代的志书中所见不多,在方志编纂史上也是有一定位置的。
《云台编》,原是我国唐中期以后《鹧鸪诗》在《芳林十哲》中的部分作品选编。作者郑谷,是古宜春籍人,僖宗(874-879)时进士。曾做过都官郎中,因诗著名,有郑鹧鸪之称,是唐代名诗人之一,其诗传至明代,已经“世罕全集,郡中无传”。
严嵩对郑谷十分推崇。他说“都官郎中郑谷,摘藻铸词,见推当时,每得一编,咸可脍炙”。又说:“都官之作,精刷洗炼,时有月露烟台之思,永夜静吟,至谓得句”。另外,严嵩不但称颂郑诗,尤为赞赏都官的为人品格。对其在僖宗后期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知足不辱,韬晦里闾,全去就始终之大节”和“收剑锋芒,隐藏才能”的大丈夫精神,十分钦佩。
在广为收集整理,挖掘补充的基础上,经过严嵩反复校订核实之后,《云台编》终于在正德九年付印刊刻。
严嵩在“十年钤山隐读”时期,除了在东堂埋头古诗文辞外,还化了大量的时间去踏山游水,探胜寻幽。例如袁州的状元洲畔,宜春的仰山顶上,分宜的洪阳洞,庐陵的洞灵观都留有他当年的足迹。“平沙觅句看云立,极浦回舟载酒过”,“沿泗意未及,川瞑月华明”。具记载着他当年兴致勃勃,深夜忘返的情景。严嵩打坐得最多的地方要算钤冈古岭。在他的《钤山堂集》中,标题中含“钤山”、“钤冈”或“钤”、“仰山祠”的诗达20多首。他爱春天攀登钤冈,凭高远眺, 也爱陪友秋游古岭,举杯邀月,就是白雪皑皑的冬天,也不肯放过这些地方。他的许多诗文,虽是成自东堂,却多来自钤山。“阙望长回首,岩栖不记年”和“扫榻云林白昼眠,行藏于我固悠然”等等,这些诗句都是他在钤山时留下的笔墨。他为洪阳洞,也流下了三首诗。
严嵩在钤山时期,除埋头诗文外,还做了大量的文史考稽工作,许多文坛大师如王守仁,湛若水、李崆峒、邵二泉等名流曾一度云集分宜,对振兴地方儒学,促进文化交流有深远的影响,受到了不少历史名家的赞扬。李梦阳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朱国桢说“分宜大宗伯极有声,不但诗文可佳,其品格也铮铮。钤山隐居九年(应为十年),谁人做得到?”
严嵩传世的著作中,除《南宫奏议》、《嘉靖奏对录》、《历官表奏》、《直庐稿》、《南还稿》以外的大量诗文,都冠以《钤山堂集》收录之,形成了一笔丰富的钤山堂文化财富,为分宜的文化传播作出了深远的影响。
三、 捐书、修县学、筑书院
严嵩召返京师后第二次卧病回家两年之中,便改建东堂为钤山堂书院,想在书院继续呆下去。与之交好的王守仁对此十分赞赏,亲笔给书院写了“钤山堂”三字,并精制成匾相赠。江西提学副使邵宝并为其著有专《记》,详细记叙钤山堂的来龙去脉。
但是,钤山堂刚刚落成,武宗驾崩。随着世宗的继统,严嵩再次被召返京师,离开东堂。直到嘉靖十一年他被拜南京礼部尚书后,严嵩再次回到了分宜,来到了母校县学。当时的分宜儒学,在袁州相对而言比较落后。据《分宜县志》记载,当时的县学自知县莫立之之后,单房屋一顶,就隔了四十六年没有检修过,学宫藏书更是少的可怜。作为昔日的门生和当代大宗伯的严嵩,便“捐俸摹印”,在钤山堂留用县学的基础上,再次捐书县学。
关于这件事,同治辛未增修本《分宜县志》卷四有记载,学官蔡玉瑞在他的专《记》中谈得更为具体,他说:“今宗伯介翁先生严公......乃掌留部,位居百揆,摹印南雍十七等史经集群书,如千部备之学宫,以为后进习读之资”。袁州郡守李易还曾督县“茸阁增架储之”,并将“书目镂于版,昭之学宫”。另外,据同治《袁州府志》记载,严嵩在这次捐书的同时还曾出资帮助县学建造了一座“尊经阁”。严嵩这种关心文化,热心儒学的精神,受到乡梓父老的广泛好评。
严嵩二次返京复职后,官运亨通。为此,家里的“公文典籍”和“御赐批扎”愈来愈多,以至“充满私箧”。如何处理和保管好这些文扎,严嵩甚感苦恼。
嘉靖二十二年(1543)五月二十六日,严嵩为了妥善处理这个问题,终于向世宗提出了疏请,要求在故乡分宜建造一座书院,以便对其加以收藏保管。
世宗看过疏文后,对此极为重视。据严嵩在他的《感恩楼记》中说,书院的所有匾额题词,全部出自“御笔恩赐”。五月二十六日,单是为了给题词挑选词语这一项,世宗在璇雷殿上,就曾亲自“握笔凝思”,反复斟酌,认真考虑,直到“漏下二十刻还定不下来”。二十七日才以“黄贴手书,出御批赐”。
据吏部尚书许赞说,钤麓书院于钤山北麓,袁水南岸,依山面水,与分宜古城隔水相望。山腰祠名“至善堂”,专供祭事和藏书之用。顺坡而下,左右各设一亭,左边树木参天,亭名“林皋”;右边泉涌为池,匾题“碧洞”。出亭而北,是书院的重点建筑,即“延恩之阁”。阁上有匾,题“川峦萃秀”,属专供读书治学之所。由阁而下,是山泉汇集之地,池水清澈,鱼跃其间,池中建阁,匾题“天光云影”。阁岸之间,以桥相连,隐状曲折,情趣横生。全院砌墙以围,总以“钤阳书院”四字置身其中,如图似画,环境幽美静雅,是当时分宜城郊读书治学十分理想的地方。
综上所述,在严嵩少年时,家乡分宜的文教对他的成长给予了重要的帮助,严嵩积极反哺家乡,撰志、捐书、修县学、筑学院,钤山堂隐读及其后来步入仕途对家乡各方面的捐建,都对分宜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及以后的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祖孙并荣”、“父子进士”、“兄弟同科”等科场盛事屡见不鲜。据清《同治袁州府志》和《民国分宜县志》记载,在明清两代袁州一府四县共举的116名进士中,分宜有43人,占全府37%强,高出全府平均数15个百分点。随着对严嵩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对分宜文教的影响还将进一步挖掘并广为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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