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富强之道的先行者,用胡适先生的话说,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一生历经教学、译书、办报、讲学、参政,其中以译介西学名著影响最广,按黄克武先生的评价,“在国人认识西方思想、回应西力入侵的历史发展上,他不但是一个开创性,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严复所力图引介的,是引领西方近代化过程的革新思想,因为他认为,西方的强大,根本原因不在于器物,也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思想。在严复看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而将个人能力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正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当然,如史华兹已经指出的,严复的理解带有相当的误读成分。严复试图通过翻译向中国人介绍完整的西方思想体系,而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他通过意译、误译、缩编、添加案语等工作所创造出来的。
作为严复研究的经典著作,《寻求富强》一书对六种严复译著分别作了专章研究,并藉此对比了严复与斯宾塞、亚当·斯密等人之间的思想。然而拘于作者写作的目的,史华兹的解读是框架性的,也未对严复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作深入分析。
近代中国对西方学说的回应是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题材,而严复思想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亚当·斯密与严复》作者自承,他是在《寻求富强》一书中有关斯密《国富论》专章的基础上所做的专题性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弥补了史华兹解读之缺。全书的核心是通过整理严译的310条案语,分析严复对《国富论》的理解,以及严复本人的经济见解,其学术价值不言自明。
在史华兹看来,严复的观点与斯密存在相悖之处,“斯密的目的是纯经济的,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幸福”,严复则认为,“经济自由所以是正确的,显然是因为它会使国家‘计划’的扩大成为可能”。赖建诚从现代经济学的眼光出发,进一步分析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博大精深,涉及价值理论、分配理论、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等诸领域,要想有深入的认识,除了要“读通”斯密的著作外,还需用古典经济学的相关著作加以对比。也因此,严复的理解必然是“介绍、补充与批评性的,是较表层性的”。
严复译著的价值当然并不因此而有所逊色。一方面,作为开先河者,在毫无前例的情况下,想要理解另一种完全陌生的思想,必得借助于某种程度上的误解与扭曲。另一方面,今天我们重读严复的译案,所能引发思考的,早已超越了作品本身,而迈入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史世界。
在严复的诸种译著中,《天演论》的反响最大,可以说对“20世纪初的一代青年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难当头之际,严复通过《天演论》所阐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引发了同代文人阶层对“自强保种”的更大忧虑,并令渴望变革的青年们热血沸腾。它具备了所有超级畅销书都拥有的共同特征,抓住了整个时代的精神,引起轰动是不难理解的。
相对而言,严译《国富论》尽管也被认为是经济学引入中国的标志,但流传范围要窄得多。史华慈敏锐地指出,一方面“严复的译著《原富》受到了广泛欢迎”,另一方面,严复所努力宣传的经济利己主义观点并没有引起明显的反响。赖建诚教授进一步分析道,“从智识面来看,知识界并未因严复的译介,而对西洋经济学说有更明确、更系统的理解;西洋经济学真正传入中国是较后来的事”。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此书的写作视角有意识地与《寻求富强》形成了对比,后者关心中国对西学入侵的最初反应,前者则借力于西学在中国的不断深入过程。用副书名来说,一个是“严复与西方”,另一个是“《国富论》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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