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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天演论》
严复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由于祖父和父亲都因科举落第而弃政从医，他们把光宗耀祖的期望寄托在少年严复身上，为他延聘名师，悉心管教，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14岁时，因父亲去世导致家境大衰，无法继续走科举入仕之路，遂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洋务派所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76年，他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严复感受到了国危民困的切肤之痛，也唤起了他救亡图存的激情和勇气。在天津《直报》上，他一连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为武器抨击时弊，呼吁国人因时而变，维新图强。同时，为了开民智、警人心，他决定把西学的精髓——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到“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主张，再到唯物的、提倡行动和斗争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等——系统地介绍给国人。于是从1896年起到1908年间，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译《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严译《原富》）、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严译《名学》）和《论自由》（严译《群己权界论》）、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严译《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严译《法意》）等。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天演论》。1859年，达尔文著成了《物种起源》一书，强调了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在西方思想学术界引起轰动。而在达尔文的著作面世之前，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斯宾塞提出了一种类似于“自然竞争论”的社会学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一种有机体，个人对私利的追求最终将达成集体的最高利益，因而政府不应该干涉社会事务，只要顺其自然就行了。这两者构成了严复译介赫胥黎的相关知识背景，也是他“改做”《天演论》的重要思想资源。1894年，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发表了《进化论与伦理学》，对进化论的原理作了哲学上的阐释，同时又认为社会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因为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人类社会的进展不应该模仿宇宙过程，而应当在同它斗争中不断走向完善。这种观点引起了严复的共鸣，因而在甲午战后国家困顿、志士彷徨、顽固派仍然抱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拒绝承认现实的情势下，首先翻译此书。
严复并没有对原书照搬直译，而是根据需要选译了其中的导言和第一部分，以自己的理解改名《天演论》，内容上有增减，有改造，且多有“按语”形式的借题发挥。对原著者的观点，严复并不完全赞同，他经常引用斯宾塞、达尔文的理论批驳赫胥黎。他赞同赫胥黎关于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而应当自我持存、积极进取的主张，又不同意赫氏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分为两截的观点；他同意斯宾塞所认为的自然进化是适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又不接受斯氏把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视为理所当然的强权逻辑。他抱着“唯我所需”的态度，在不同的观点中进行选择、提炼，宣扬的是“适者生存”的绝对性和“与天争胜”的必要性，强调无论是草木虫鱼还是人类，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是“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天演论》导言按语），只有自强、进取，才能生存、发展，倘若昧于时势而无所作为，必将被淘汰出局。民族的自决自救、奋发图强，是《天演论》所演绎的主旋律。
严复强调因时而变，但并不赞同激烈的社会革命，甚至也不赞同康有为式大规模的制度变革。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具备实行民主政体的条件，主张从根本上着手，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培育社会自新的机能。因而，尽管承担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启蒙者的历史重任，严复本人却一直置身于阶级和民族的群众性斗争之外。有人说严复晚年落伍了，变成了一个复古者。其实，改变了的只是世事，严复并没有变，或者说，严复心智的底色并没有变。严复的悲剧是所有孤独的思想者共同的宿命：他们能洞察真理的逻辑，却理解不了实践的辩证法，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便被历史的回潮裹胁而去。
在骨子里，严复是一个致力于在自己的传统中寻找未来的“国学家”，对民族文化的深层价值情怀独衷。他认为天下大道是相通的，西学所发明的宇宙公理与古代中国哲人所阐明的人间大道可以交相映发。因而，在用西方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知识框架和公理去重新解读古代大师和经典的同时，他处处颇费心机地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西学的对应物。例如，他认为，能量不灭定律通于《易学》的“自强不息”说；“易不可见乾坤”之旨与热力学定律所言“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天演论》译序）；斯宾塞的社会改革措施与“《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原强》）。实际上，严复对贯穿宇宙人生各个层面的天演体系和公理的追求，依然是传统“致广大而尽精微”、“一以贯之”的路数。他把“进化论”翻译为“天演论”，也是传统“万物一体”的天道自然观和社会人生观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