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认为庄子消极厌世是一种误解

【作者】王洪波
【内容提要】
傅佩荣,1950年生于台湾,祖籍上海。曾任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现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著作逾百部,已出简体字版的有《哲学与人生》、《智者的生活哲 学》、《自我的觉醒》、《解读论语》、《解读庄子》、《解读老子》、《解读孟子》、《儒家与现代人生》等。


  

  据说,在台湾,人们或许不太了解哲学究竟是什么,但一定都知道有个哲学教授叫傅佩荣;更夸张的说法是,谈起哲学,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傅佩荣,彷佛哲学就等于傅佩荣。近年来,傅佩荣的著作一本又一本地在内地出版,他并且频频出现在大学和企业的讲台上,出现在荧屏上,在内地,有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了这位讲起孔孟老庄就口若悬河的台湾学者。

  日前,记者从中华书局了解到,傅佩荣将与中华书局开展全面合作,其创作的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都将交由这家在古籍和传统文化普及出版方面享有盛誉的名牌出版社出版。这一合作的首个产物就是在第十九届书博会上首度与读者见面的《向庄子借智慧》。

  这本新书脱胎于傅佩荣在北京电视台“养心堂”节目中的讲座,精选《庄子》一书中18个著名的寓言故事,结合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展开思考,并随时拿西方哲学的观念与庄子思想相对照,显得耳目一新,甚至有些出位。《庄子》可以这样读吗?将《庄子》熬制成现代人的“心灵鸡汤”是否背离了《庄子》的真意?……近日,傅佩荣在北京接受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为什么这样解读《庄子》,同时,他也回答了记者关于百家讲坛、国学热等方面的问题。

  读书报:您的很多著作都不是单纯讲哲学、读经典,而是重在发掘经典中包含的人生智慧,《向庄子借智慧》也是这样。请问您写这本书时是怎样考虑的?

  傅佩荣:写作《向庄子借智慧》,我有三个策略:一是以清楚明白的白话文叙述原典的意思。二是与西方一些思想家的观念进行对照,像书中引述了苏格拉底、笛卡儿、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尼采、弗洛伊德、梭罗、怀特海等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揭示《庄子》一书丰富的哲学意蕴。三是联系现代人的生活处境,发掘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人生智慧。这样写,或许能让大众对《庄子》发生兴趣。

  今天研究中国古典思想,不能关起门来念,必须问问它对现代人有什么启发,与西方的思想有什么关联,打通古今中外,才能让经典充满活力。譬如谈到“庄周梦蝶”,我们就要了解,西方怎么看待梦这件事,像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是怎样理解梦的;接下来是跟现代人的生活相结合,我提到了人有梦想、幻想和理想,讲解怎样从哲学上分辨这些概念。

  读书报:《向庄子借智慧》重点不在文本的注释,也不在庄子哲学体系的分析,而在于为普通读者提供可资利用的人生智慧,这样读《庄子》,会不会偏离了《庄子》的原意?比如,您从“庄周梦蝶”读出了“让梦想点亮人生”,从“大鹏南飞”读出了“如何看待我们的潜能”,把庄子塑造成了一个很积极的人,这似乎不是一般人理解的那个庄子了。

  傅佩荣:把庄子看做一个消极厌世的人,其实是误解了庄子。庄子讲到人生,强调“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是指外在方面跟人同化,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内化指领悟“道”后内心安定自足,没有缺乏。庄子避世吗?战国时代中期,是个危机四伏的乱世,凭庄子的本事,做官不是问题,但是要付出什么代价呢?避世并不困难,难的是避世之后转而修炼内心世界,使它广阔到超越天地,以至可以作逍遥之游,享受无比的自得之乐。我们就算生活在治世,不是也常受俗人俗事干扰而心烦意乱吗?庄子的示范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读书报:您将《庄子》与西方哲学相对照是出于什么考虑?

  傅佩荣:这要从我的求学经历说起。由于父母信教的原因,西方思想从小对我影响很大,我学习哲学,最早接触的也是西方哲学。上台大哲学研究所硕士班的时候,我遇到了方东美先生,他主要讲授佛学,但很注意与西方哲学以及中国儒家、道家的哲学相对照,在方东美先生的影响下,我对中国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后来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老师中有余英时先生,也有许多西方的学者。我越来越意识到,如果继续研究西方哲学,最好也不过是一个二流水平的学者,因此我就决定,要把中国哲学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由于我受过西方哲学的学术训练,所以在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拿西方思想与中国哲学相对照。

  读书报:请问《庄子》给您哪些人生智慧方面的启示?

  傅佩荣:我学庄子最大的收获三个字:“不得已”。所谓“不得已”不是说委屈无奈,而是说: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我就顺其自然;当时机不到,就不要勉强。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庄子哲学偏重在透彻观察自然界与人世间,发现其中变化的细节与微妙的规律。他有一种整体观,从“道”这个整体来看待万事万物的状况,尤其是个人的具体处境。一旦明察处境,就不会贸然浪费力气或作无谓的牺牲。由此可以转向“审美”心态,亦即“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可以欣赏万物,体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意境。

  读书报:前几年有消息说您会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但我们一直没有看到相关的节目播出。

  傅佩荣:三年前,就有朋友帮我联系到“百家讲坛”试讲《易经》,讲完后,现场的老太太把我给围住了,她们说终于听懂了《易经》。编导对我讲,既然老太太都这么喜欢,那在电视上播出的效果一定是不错的。然而,由于电视台顾虑到“《易经》有迷信倾向”,这个选题最终“夭折”了。“百家讲坛”曾经希望我来讲《论语》,我也很有兴趣,但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没能付诸实施。最近,“百家讲坛”邀请我去录了10讲孟子,节目可能会在今年五六月份播出,而根据讲座整理的书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与“百家讲坛”的合作过程可以说是蛮曲折的,我的态度是,理解对方的难处,绝不强人所难。这类事情,我从来都是“逆来顺受”。不是我能掌控的,我统统接受。做人要学会从忍受到接受,再到享受。这就是我上面说到的“不得已”三字的真意,也是我从道家学到的人生智慧。

  读书报:如果让您来讲《论语》,您会怎样讲?

  傅佩荣:研究《论语》,我至少读了400种不同的注解,关于文本本身,至少有十余处我与多数人的看法不一样。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人们把“行束脩”理解为给孔子送干肉,是错误的,我同意郑玄的说法,“行束脩”代表了男子15岁所行的礼。还有“六十而耳顺”这句话,“耳顺”这两个字很难讲得通。我认为,“耳”是衍文。“六十而顺”接着“五十而知天命”讲,是说六十而顺天命,怎么可能是耳朵顺呢?至少有两位大家很熟悉的哲学家都持这种看法,一位是冯友兰教授,另一位是唐君毅教授。孔子一以贯之的,就是一个“仁”字。弟子问“仁”,答案都不一样,理解上争议最大的可能就是“克己复礼为仁”,大多数人都理解成“克制自己、约束自己,去实现礼仪的规范”,怎么可以这样讲呢?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而颜渊是孔子弟子中最没有欲望的,你跟颜渊还要说克制自己,这还是因材施教吗?其实,这里的“克”是能够的意思,“克己复礼”就是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现礼的规范,这样才能讲得通。还有大家常常谈到的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理解,其实没什么可争论的。一个人讲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描述当时的社会现象,一种是表达自己的主观见解,孔子这样讲当然是前一种情形嘛。所以,我们根本没必要批评孔子歧视妇女,更没必要歪曲文意来曲意回护孔子。

  读书报:这几年来,内地有一个“国学热”的现象。在国学热不断升温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国学走热持批判态度,认为国学无助于推动我们的国家走向现代化,与当代生活格格不入;还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西方,而不是沉迷于传统中,您怎么看?

  傅佩荣:我们不要认为西方的社会是完美无缺的,每个社会都有它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我们根本不必对西方的一切东西都顶礼膜拜,全盘照搬。我们也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万灵丹”,以解决人类社会和个体人生的全部问题。传统不可能尽善尽美,但它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切入点。人的生命有身、心、灵三个层次,我的理解是,身体方面的需求是必要的,心智方面的需求是需要的,灵性方面的需求是重要的,努力满足身、心、灵三个方面的需求,人生才能趋近于完善。在这方面,庄子给我们很多启示,他说,“精神生于道”,什么是精神呢?庄子告诉你八个字:“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意思是,当你的身体像槁木一样枯死时,但你心智中的欲望冲动像死灰一样不能复燃,才能有“精神”的出现,才能有“精神”的自由。这些思想都永不过时,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

  《向庄子借智慧》,傅佩荣著,中华书局2009年4月第一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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