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庄子》，已从二千年前流传至今，一门庄子学，也已从二千年前“学”到今天。二千年庄学之树常青，二千年庄学历久不衰，不仅表明庄学中确有大“学”，其实也不能不说庄学中更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么，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尤其是在一个新的千年开始的时候，能否对庄学进一步有所发展和推动，能否进一步解开庄学中的一些奥秘？方勇教授积十余年之功，著《庄子学史》近二百万言，对二千年的庄子研究进行全面审视和总结，不仅系统完整地梳理了二千年来庄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最精细的庄子研究的学术地图，而且也显然称得上是近年来庄子研究取得的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成果。

    首先，对于这么一部《庄子学史》而言，二千多年的漫长历程，史料的搜集和发掘就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著者方勇，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到在杭州大学读博士再到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甚至直到做教授做博导，一直把大量时间泡在各大图书馆。其对于相关文献资料的积累，可以说做到了无所疏漏。然而，对于大量史料的掌握，由于很多都是年代久远，学术界又往往说法不一，所以，对史料的辨析尤其是真伪的判断，更需要足够的眼光和功底。从这部《庄子学史》来看，在关于史料的采用和辨析方面，作者不因袭前人，不迷信权威，尽量做到一切以最原始的资料说话。如关于庄子作为道家的核心人物，其师承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一条线索？《庄子学史》指出庄子的学说基本上是对老子学说的继承和发挥。而在关于庄子研究的起始年代问题上，包括闻一多在内的许多大家都曾经认为秦汉时期无庄学，《庄子学史》却列举出大量文献和典籍，说明战国秦汉时期对于庄子的评论和解读以及引用已经非常广泛。

    判断史料的真实性，比较各家观点的原始出处和源头，认定某一具体文献的实际贡献和价值，都是学术史研究责无旁贷的事情。《庄子学史》中对于各个历史阶段不同观点的来龙去脉也都能够尽量揭示其最真实的面貌。如明代庄子学存在着严重的空疏、浅陋、抄袭之弊，该书中对那些抄袭现象都一一厘清。即使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末流的虚伪、空疏深恶痛绝的杨慎，书中也指出了其庄子学著作中多有利用前人成果而不曾予以说明者。至于其他的一些剽窃、篡改的现象则更是难逃《庄子学史》著者慧眼。

    毫无疑问，就一部本体意义上的庄子学历史而言，肯定不会仅仅是孤立地、单纯地对于一部《庄子》的文字解释和意义讨论。一方面，庄子之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所以，庄子学史的发展也就始终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纠结在一起的。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的发展变革，也常常会直接影响或制约对于文化经典的研究与解读，因而不同时代的庄子研究也显然带有具体的社会时代痕迹与文化特色。由此可见，《庄子学史》的撰述，必须具有宏阔的文化历史眼光，必须能够在极其恢弘的社会文化的多维联系和复杂结构中把握庄子学的历史脉络。应该说，方勇的这部史著，完全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例如:该书第一编，在对战国秦汉庄子学的阐述中，已经注意到秦汉辞赋、儒学、医学对《庄子》内容的吸纳；在第二编中，又通过对“玄学”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弼、阮籍、嵇康、司马彪、向秀、郭象和以佛道解庄及其代表人物如支遁、葛洪等庄子研究的梳理和诠释，凸显了“玄学”思潮和早期佛教、道教思想与庄学的某种内在关联。

    自战国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我国的社会形态变革尤其是改朝换代的历史演变不断发生。庄子思想也常常被从各个思想角度上加以发挥和利用。其实这也是庄子之学能够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方勇的《庄子学史》在对每个时代庄子学特征和意义的发掘中，都能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从而深刻把握不同时代庄子学出现不同成果的土壤和气候。如明代因为朱元璋曾经在其取得政权的过程中得益于道家的支持，所以对《老子》大加推崇，而同为道家经典的《庄子》，则由于其剽剥儒学，反对君主政治，却明显受到冷遇。但至明中叶以后，近代化的人文启蒙思潮带动了心学发展，庄子之学因此开始兴盛。该书对这样的历史关系大都分析得细致入微。此外如不同时代的科举制度，不同时期的经学思想与考据风格，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发展和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文化氛围下的社会风尚等，对庄子学的影响和相互作用等方面，书中也大都能够做出鞭辟入里的学术分析和考察，从而把庄子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和社会生态论述得极有筋骨。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一部《庄子学史》，几乎就是半部中国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