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王：轻物安贫与重生保性的隐逸思想

性，是自然的朴素，自由的内质，拒社会浸染而自成。它是人类最可珍贵的，美丽的，是一切灵魂，意念及外物肉身的内在依据。它更是神圣和真实的，致道者不以生之身和外之物而易其性。故庄子面对外物的诱惑，能特珍重自我生性的护养不丧失。他纵有失物陷贫，甚至伤生之时，亦能终保内性的神圣和尊严。这真的有点“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保性味道。从这一点看，庄子的重生保性思想，似乎是残酷的，但也是高贵的。人类由于无法改变其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因此保性，庄子于社会中寻求避世的隐逸之途，即以隐逸之途来达到其重生保性的目的。这就是本篇庄子所阐发的思想实质。

本篇文的思想内容，在历史上受到了怀疑。许多人集中认为，本篇文及以下诸篇都存在有很大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宋苏轼，他在《庄子祠堂记》一文中写道：“然余疑《盗拓》、《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剑说》，皆浅陋不入于道。”（《东坡全集》卷三十二）于是，他主张删去该四篇文，让《寓言》直与《列御寇》篇对接，“是固一章也。”其后，议者复盛，一般都断定该四篇文的思想及其文体与庄意不合，属伪作。但近人和今人大都比较宽泛地从其思想的归属上作出划分，故有30年代的罗根泽和60年代的关锋分别在《庄子外杂篇探源》和《庄子外杂篇初探》中，划本篇文为道家隐逸派所作（参见崔大华《庄子研究》第76页表）。这样就已跳基本跳出了对其真伪判断的圈子，而能较客观地把握其思想的主旨。但在这里，我们除了基本肯定其作为隐逸派之外，还将从其思想的总体构架来理解，断定本篇文恰是庄子三重间架的低层次的社会性内容。这不仅是由于其文义的浅陋和粗俗之故，而且也是由于起所诉的是仁义之道和未能深及自然之道，更无超脱社会之道和自然之道的缘故。他对重生保性的追求，亦无非是限定在社会性的前提下作无为安顺的渴望。它有作追逐自然性的一面，但远远不够，更未能终至上正途，而是悲烈地以违性害身的死亡途径来召唤和护卫质性的纯洁。文中，庄子具体提出了“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三个层次的修养过程，这就是我们将依次进行分辨的基本线索和路径。

养志者忘形

志，即志向、意志、志气，也是一种生性。庄子讲生性与心性的修养，首先就提出了要达到养志表征的水准。故庄子先讲养志者忘形。形即人的形体外在修饰，忘形即在于忘却了人的形体外在修饰，而养志者就必须忘形，也一定会忘形。如曾子至贫，“蕴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屦而踵决”。但尽管如此，曾子却能志养于胸，气贯于体，能忘形拙而不失志，故“曳徙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然而，曾子的这种养志忘形，亦不过是其养生中的最末档。形是简单的容易给忘的外体，它没有“利”的强大诱惑力，更不是“心”的内在的难以把握的精神体。志在生性中，亦属较强烈的有目的的理性追求，它不是内在灵慧超脱的产物，尚属“心”的域内。故养志亦是养心的一部分。但庄子最终将要实现的目标却是忘心，非养心。故养志忘形反映了其养生思想的最低层次。

养形者忘利

人是宇宙万物的一体，凡万物中的每一个个体，无不具有其自身不可动摇的存在价值。这价值以自性为特征，以每一个不同的自性参与宇宙的无限包藏和显示为存在，但不是靠自戕自害，或他戕他害来完成改变和破坏自性的存在价值。人同万物一样亦必然拥有这种不可动摇的自性，参与宇宙的神圣过程。但人类偏偏最容易滑离自我自然本质的持守，用自以为超越万物的心智欲求来改变、违抗和戕害自己的本性。这在人类所自我构造的社会性关系中就不可避免要有这种悲情的蔓延。在这里，人类逐渐受到了外物的利诱，激发出越来越张狂的物欲冲动，久而久之使自性丧失殆尽，完全羁縻于物欲，为之倾倒、陷落和毁圮，苟活于没有自我真性的形骸中，形成一派物欲横流的惨状。于是，庄子极度悲悯人类生命的堕落，感伤人类自性的沦丧，呼唤生性的复归，让生性持守原有自然本质与独立存在的价值。故庄子数举寓言阐述“养形者忘利”的观点。

所谓“养形”实指养生，其形不同于上述“养志忘形”之形。成玄英疏证：“摄卫之士，不以利伤生”（《庄子疏》），故养生者忘利，据利而护生。其利主要有天下，国家、土地、物品、货币、地位、功名等等。如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受。又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也不受。“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生（性），又况他物乎。”同样，舜后来也把天下让给子州支伯、善卷、石户之农等，但亦均遭拒绝。他们不过追求“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最终，他们或避及深山或逃于海上。周人先辈古公亶父为避狄人保众民生，宁弃土地，远徙岐山脚下。“夫大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利累形。”故古公亶父能尊生，受到了庄子的盛赞。越国王子搜为不当国王，“不以国伤生”，躲避于山洞，庄子亦以为能爱生。韩魏两国相争土地，有人为他们开示，认为争地害生，犹如截失两臂。“两臂重于天下也”，何苦争地呢？于是解两国之争以养生。尊生爱生和养生，不仅要善于排据客观外物的利欲和破坏，还要注意不为自身主观的有为努力所影响。如中山公子虽有意尊生和养生，居江海之上，但内心却放不下对社稷大事的关心，故同样害心。于是瞻子劝他要重生，要善于排除自己关心国家的念头，但又不要勉为其难，要自然顺从，否则会受到双重伤害，更不利于养生。故庄子尊崇生性至高的价值，旨在守护生性不被外物所伤害的原则。

养生忘形，还表现于安贫。即能在生活的困境中，不为利诱而动心害性。在庄子看来，外物和内性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凡对外物的追求就必损其内性；对内性的持守就必免于对外物的追求。在生活中，贫富属外物范畴，故庄子主张追求内性而漠视外物的贫富，认为应该是穷不丧性，安贫乐道。但“进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因此，庄子又称赞能按贫乐守的人。如得道之人颜阖，“守陋闾，苴布之衣自饭牛”，以“道之真以身，起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他只求真道，“完身养生”，但不在乎是否贫穷。认为贫穷与求真道养生并不矛盾。进人崔大华认为，这是庄子后学的“通道”所为（《庄学研究》第204页）。但我们并不关心起是否属后学所为，我们只断定它是庄子底层次的求真道的养生之道。因为其所谓求真道亦仅在于养生，却非是超脱人生困境的精神境界。他把贫苦也当作养生的一种手段，几近于苦修行，实则无助于人类持守自性的目的很生存本质的提高。另有列子穷，“容貌有饥色”，郑君给粟。但他拒受，理由是为了保生。故他以为；“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听别人说我穷，才送粟给我，以后也会听别人说我有罪，而加害于我。故为保生宁穷不受。再有屠羊说随楚王共赴国难。楚王复国后，欲嘉奖他，但他不据功受奖，依然操持屠羊旧业。这就是说屠说不以有功损性，即不以高官厚禄而丧性来换取其贫贱且能保持的好处。总之，庄子的养生思想重在忘利。

致道者忘心

    所谓“致道”，从庄子思想的实质看，主要有三层次意思。本篇文包含了前一二层次的内容。一是指致“仁义”之道，这是儒家思想的混淆，不能算是庄子的真道。如原宪特贫，却无“任意之（失）”，以之“仁义“之道而忘贫。即为了仁义不把贫放在欣赏。再“空子穷于陈蔡之间，其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故空子至穷益乐，这是由于他能“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所谓“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这就是庄子所说明的得道者及其快乐的原因，当然其所寓的仁义之道，是典型的社会性内容，仰或如有人认为是庄子思想儒学部分的内容，体现的是社会道德规范。然而致这种道又岂能忘心，至多不过能忘穷窘困之心，却忘不了社会普遍的欲求之心。二是指致养性之道。致养性指导，在忘窘枯饼之新的基础上还将进一步忘村身之新，即要置生死于不顾，以最终获得为保性而弃生的悲惨结果。其理论根据是表明，人的存在是生命体与本质的结合，庄子护卫人的价值在于保全生命与质性两方面。生命体是人存在的外壳，是承载生命内性存在的肉身，是可爱的、感性的很生动的，但也是粗糙的、浅薄的和冲动的。它较之人以外的物利来说，是重要的，不容损害的，但相对于质性来说，却是次要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是可以抛弃的。比如迫于特殊的环境，若知识牺牲一方才能保住另一方，那么根据其致养性之道，就必须是抛弃形体，才能保性，即保质性完好无异，不受损害和玷污，这实质上是庄子的弃生保性的无奈所为。如舜要把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但北人无择却以为舜是辱谩其性，反其内质。“以其辱行谩我，吾羞见之”。于是“自投清冷之渊”而死。又如“汤将伐桀”，先后欲与卞随，瞀光谋，但都遭拒绝。卞随，瞀光都认为汤无异于“漫我以其辱行”，是置其“非义”、“非仁”的境地，故不忍质性受辱而投水身亡。再如周兴时有伯夷和叔齐二烈士，武王欲授给高官厚禄，但二者志在追求无为质性和名节之道，有感于天下昏暗，功伐行暴，追逐物利，认为与其同周武王并存污垢自己，“不如避之，以洁吾行”，遂饿死以其阳山上。很显然，其二烈士瞬间可的富贵，却为了“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用牺牲生命的代价来换取起致养性之道。然其所致养之道，依然离不开仁义节操的内容，同上一层次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共属儒学思想的范畴，是低层次的社会性内容。故本篇文所蕴涵的两种“致道者忘心”，均未能真正忘心，其所谓“忘心”不过忘却了生的权利，是伤寒自我之所忘，以忘却生命来换取致养仁义节操之道，是毫无价值的，这与庄子的本相思想完全背离，故苏轼谓之“浅陋不入于道”，是完全有根据的。

    但除了上述一二层内容外，离开本篇文，其第三层意思却不漂浮于仁义层面，而是通过“一种整体直观的，总体全息的感受”和超理性的体认宇宙的本根与总源，把握道无或道一所总领的天地万物的最后真宰。相形之下，前述致仁义之道及其弃生保性之道实在渺小，其不过是这种真宰所外化的一种有物的尘埃而已。故此间所缺乏的一种逻辑思维的认识，也只是对道宰的直感和自悟，但它却是庄子重生保性的真实和基础。庄子的重生保性只有在这一层面上作“致道忘心”，才有实际的价值。他绝非是致仁义之道而忘心与忘生，他不能超拔其浅陋和低俗的社会性浅表含义。当然，这浅表含义也是庄子社会性思想本身所能容纳的，更是本篇文隐逸思想所建构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