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跖:尚自然情性驳诘伦序与贪求

本篇文有三段辩辞组成,双方激烈互诘。尤其是盗跖斥盗丘一段,痛快淋漓,入木三分,十分精彩,对儒家的批判臻至毁灭性的打击。在其谩语相加的情势下,庄子突兀尊崇人性自然的享有,企盼摆脱儒家礼教和社会伦序对人性自然的干扰、破坏和束缚,以一种极端张狂的形式,强有力地与现实作抗争,并尽情地展露自然质性。其后两段,同样都围绕着自然人性人生的轨迹,反对衷信节义等品行,反对无限贪求的欲望,也反对富贵显达等观念,揭露富达者无耻与巧倭的本质,但称颂知足不争的品性。总之,本篇文旨在摆脱社会一切有为有物有累有伦序枷锁的桎梏,追逐自然人性人生。

然而,对于本篇文特殊的义旨文式,历史上多有疑义。同《让王》篇一样,有人怀疑其存在的真实性。但我们以为本篇文的主旨与庄子思想的总体蕴涵基本契合,并不抵牾,但当属庄子思想三重间架层的第二间架层,即自然性的内容。其缘由在于它所阐述的自然人性及其对社会规范的批判合乎自然的要求。同时,其文式虽然特殊,是阳刚激烈的表现,是大气魄的渲染,是排山倒海式的抨击,但它不过是改变了阴柔的格调,以适应其不同论辩环境的需要,从而能更有效地表达其主旨思想,终与其另一种深邃远逸阴柔绵延的表达形式殊途同归。因此,其不同文式的表达,不足以否定本篇文的真实性。

 

盗跖与盗丘:掊击圣人 言情性

 

天底下何人谓盗?在统治者看来,凡人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地接受社会规范的约束,不违背统治者的意志,绝对尊崇现实统治的秩序,不论是贵是贱,是贫是富,只要承认现实社会的等级差别是绝对的合理,不违抗,不斗争,便是本分的人,否则就是盗。故盗跖之所以冠名曰盗,就因为他是现实统治的反叛者。“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抠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他完全破坏了这个社会的统治秩序,使统治者不得安宁,故“名曰盗跖”。

但与此相反,在被统治者看来,真正的大盗是盗国,盗天下,盗名声,盗人性以及破坏自然秩序的人。庄子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上,从自然性的角度出发,给盗以正名。首先认为,破坏“至德之世”的是为盗。

 

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可是自然和谐的“至德之世”被黄帝,尧,舜,汤,武等帝王所破坏,导致了人类堕入痛苦的深渊,故上古圣王是大盗。

其次认为,矫言伪行是伪盗。如孔子“鲁国巧伪之人”,“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故盗跖以为:“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可见,孔子最堪称盗。

 

今吾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闭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国四五日而已矣。天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意志,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

 

故情性,人生皆循自然之道。但在现实中,偏偏有圣王,贤士和忠臣“以利惑真”,“强反其情性”,互为攻灭和加害,以致“离名轻死”,自戕自灭,逆情强谏,遗祸性命。如黄帝,尧,舜,禹,文,武,伯夷,叔齐,鲍焦,申徒狄,介子推,尾生,比干,伍子胥等“皆不足贵也”。他们欺世盗名,是为大盗。

总之,庄子完全站在统治者的对立面给盗以正名,这不仅反映了其思想的批判性,更反映了其思想的斗争性,这表明庄子思想有他的积极的一面。他对盗跖的肯定,无疑就等于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反抗斗争的鼓励和礼赞。他对自然人性人生目标的追求,对“至德之世”社会理想的向往,说明庄子的思想并非全然是随性安命的消极一面,同时也有他积极进去和斗争的积极性一面。这就是本篇文思想价值的最高点。

 

子张与满苟得:随顺圆机  弃忠信

 

庄子以空子门徒子张为儒家思想的发言人。子张从现实名利与任意角度出发提出辩辞,认为人不修行就无信,无信就不被任用,不被任用就无利。故修行最终目的是为了利。但起修行的内容不是别的,恰是以任义为真实。于是说:“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仁义)乎!”作为士必须时时修仁义之行,否则将无利而丧失生存的基础。从这一点看,儒家士人倒是非常的现实。但事实上,子张所言之利非物利,而是名利。因为富贵之人若无修仁义之行,同样会为人所贱。贫穷之人,若诚修之行,虽穷亦能为人称颂而获名利。如桀纣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但为“小人所贱也”。仲尼、墨翟虽“穷为匹夫”,却“未必贱也”。故“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这个“行美恶”就是一仁义为准则。在子张看来,人不修行同时还将导致社会混乱,使“疏戚无伦,贵贱无义,长幼无序。五纪六位,将何以为别人乎!”总之,人要修仁义之行,一可为己谋利,二可为社会谋秩序,于己于人都有利,其核心是有利于现实统治。

但满苟得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从自然性情的角度出发,反对仁义修行和追逐名利。首先认为,求名利富贵显达之人多无耻巧言,违背真性,“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唐人成玄英和令人陈鼓应都认为:“下文两信字亦作言解(《庄子疏》、《庄子今注今译》),可见只有无耻的人才富有,只有巧言馅媚的人才显贵。但要真正成为有道的人,就必须是”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行,抱其天乎!”即不作仁义修行和追逐名利,反省内心以持护自然情性。其次,认为所谓有义无义,是美是恶,是诸侯是强盗,是没有质的区别的。“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其首尾的不同只在于成败的差别。但成者为首未必美,不成者为尾未必恶。如“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可见,桓公与田成子常虽成却不美,而管仲和孔子也并未辩其美恶而分别效忠他们。总之,儒者所谓等差之别,美恶之分,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实则都违背和破坏其自然情性,因此庄子驳斥“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的观点。最后,庄子认为:所谓伦有何用?义有何用?序有何用?前代圣王及儒墨如尧、舜、汤、武、王季、周公、孔子、墨翟等,都尚且不伦、不义、不序、不别,今人又岂能有伦、有义、有序、有别?故或小人或君子,或求财或求名,都违背性情之情。而自然之人却不求仁义忠信之修和伦常秩序之别,不追求不当的东西,只顺应自然之性,“若枉若直,相而无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论如何,你只管执守你自然之性的道圆环中,同游于道。否则,你若固执你的有为、仁义、富贵和功名,那么你就必须远离道圆环中,舍弃你的自然真性,像比干、子婿、直聆、尾生、鲍子、申子、孔子、匡子等,都执著于离性而下场可悲。“故服其殃,离(罹。刘文典《庄子补正》说)其患也。”由此,庄子有力地鞭挞了儒家的仁义忠信思想和社会伦常秩序,揭露其违情离性的本质,而指出了其随顺“圆机”和返性自然的正确之途。

 

无足与知和:知足不争   爱自性

 

无足和知和是庄子假设的两个人名,虽是假设却有其相应的含义。无足是指贪得无厌和不知足的人,知和是指知足而不争和热爱自性的人。本段文便是围绕着这两层不同含义的互拮过程而展开的。

无足说:“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兴名就利就富有,富有就能让别人依附你,甘居你之下,就显得自己尊贵,就长寿,就体安,就快乐。这就是无足的人生之道。但知和却以为,无足的说法是可悲的。因为他"去至重,弃至尊”,即舍弃人生最重要的生命和最尊贵的自然大道,偏偏去追逐与生命价值和自然大道相离异的名与利,让世俗名利迷乱心灵,这又岂能有利于长寿,长安和快意。其追逐世俗的放纵之心将永远得不到满足,也将永远损害自我人生的自然之道。所以说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可见,庄子把人生的目标和自然的含义定义在内在的自然和顺与不争的标位上,但反对以人的外在无端欲望的追逐为人性人生的目标。庄子所肯定的就是这种自然和谐的人性人生,但否定破坏自然和谐的社会张狂欲望的人性人生,因此必造成本质性的堕落和崩溃,是真正人性的毁灭。庄子由是反对了无足人性人生的贪求而推崇和赞美了知和人性人生的自然理想。

但无足还坚持认为,财富对人无不利,拥有财富而享尽天下的利益是至人和贤人都不能企及的快乐。有了财富还可以利用别人的力量,智谋和美德来标榜自己的威望,明察和贤良。所以能享受到虽无国土却像君父的尊严。凡人不必学习就爱好声色,滋味和权势,不必教就懂得欲求,憎恶,避害和造福,这就是人的本性。故天下无人不要富贵和美色。但知和驳斥道;真正理解人性的人是顺任自然而不贪求,遵从百姓的需要行事,知足而不侵扰。人不知足就贪求,贪求就侵扰,侵扰就乱性,故无足所谓人的贪求本性实则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性是自然的知和而不是社会的无足。故要维持人的本质就要屏除人的无足贪求。如权势,对于爱自性不贪求的人来说就认为是有害于本性的东西,因此他不要权势而辞让。但其辞让不是为了邀名于天下,而是爱自性。如尧舜让帝位,并非对天下人表示仁爱,而是为了不让权势危害自己的盛生性。善卷,许由不受帝位,也不应该是假意的推辞,而应该是为了保存自性。总之,贪求财富,快乐和权势等绝非是人的本性,它只能是本性的祸害,而绝非是本性的本身。

最后,无足亦作反诘,认为知和”必持其名,苦体绝甘,约养以持生,则亦久病长厄而不死者也”。即认为知和还是坏了名声,甘愿自累形体,以苦养生,就像病困而不死罢了。对此,知和反驳道,无贪求的人既不为名也不受苦。因为他不求自性以外有害的多余,但求自性以内有福的均平。而真正受累,比久病还痛苦的是那些贪得无厌的富人。因为他们天天沉溺在声乐和美味之中,情意迷乱而遗忘本业,”若负重行而上坂也,可谓苦矣。”为追求财富还拼命积攒而不知足,满心烦恼而永无止境,”可谓忧矣”。有了财富在家而担心小偷的盗窃,在外又害怕强盗的伤害,故紧闭房门而不敢独自外行,”可谓畏矣”。总之,贪得无厌而追求财富的人违背自然本性和人生,是最苦最累的人,是”天下之至害。”这种人事实上,既无名也无利,除了痛苦,忧虑和畏惧别无快意可言,因此也是最’惑’的人。于是庄子彻底地驳诘了人性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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