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木:抛弃物利累 虚己顺化以游世

本篇文由多组故事构成。故事描写生动幽默,寓意深远,很大特色。其中,主要是从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上阐明了人类虚己免害,重性轻利的人生哲学问题。

    文中,庄子隐约地透露出了对人类存在的失望。认为在这个世界中,自然万物本无意、无知、无利害,更无谋求某种趋利避害的对策。如天劈雷火,洪水泛滥,地震灾害,肉弱强食,螳螂捕蝉等,都不过是自然发生的自然现象。它们无心机,无机巧,无怨无悔。无悲无哀。然而,由于自有人类的生产,人类与自然相异化,滋长了种种功利心态及其谋求种种有利可图的对策,自然万物则从此被瓦解,被人类的主观意志重新归纳和分化,出现了有为与无为,材与不材,利与害等不同的对立差别。但其对立的双方,无论是谁都得不到好结果。所谓有为、有材和有利的一方,不过成为人类竞相攫取的对象,遭人利用和吞没;所谓无为、无材和无利的一方,则被弃之如履,遭受冷落和虐待。同时,其对立的结果更使人类深陷与自身复杂的利害关系中,利害的双方均于对方为谋求对象,尔虞我诈,累累相害,永无休宁。于是,有受益者和受害者的分野。可见,人类的存在是世界的悲哀。但总的来说,庄子并无意否定人类。庄子在透露其失望的同时,却期盼给人类以善意的开导和指明其复归自然理想的解脱途径。故庄子指出,凡物有利都是有害的根源,告诫人类不要趋利,因为趋利的本身就是危险的过程。最后,庄子想以“建德之国”为理想祈盼人类抛弃有物利累,虚己顺化以游世,恢复人类的本然状态。

 

乘道德而浮游

 

    根据庄子的思想看,凡是有用、有材和有利就是害。相反,无用、无材和无利就是有利。如本篇文,庄子就是根据这一思想来解说其“材与不材”的寓言故事的。

    故事说:庄子带弟子进山林,见一棵大树,枝繁叶茂,自在无忧。问明缘故,伐木人说,这树不成材,没有用,故能自在无忧,不遭砍伐。这事说明了不材之材,得以终其天年。来到山脚下,住朋友家,住人高兴,命仆人杀一只鹅来款待客人。仆人问:“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该杀哪一只呢?”主人说:“杀不会叫的。”学生因此迷惑了,便请教先生:"山中之木,因其不材而终天年;主人之鹅,因其不材而被杀,这有该做如何解释呢?"庄子说:“我将出乎材与不材之间”。大木不材而免灾,这符合庄子的基本思想,但说住人之鹅因不材而被杀,则与庄子的基本思想不合。棉对这种矛盾情况,庄子显然无法自圆其说,所谓“出材与不材之间”,不过是为了逃避矛盾的含混说法而已。对于这个问题,历代学人均未能确证。有认为,它是浮游于生死之间的一种生命的智慧(参见杜宇民《论庄子的生命智慧》,安徽教育学院出版,1995年第1期)。也有认为:“‘材与不材之间’,意思是说:貌似无用,却不是真的无用,知识不为世所用。“(《遁世与救世》第87页)这些思想和庄子的一样含混,均未能说清楚起含混的说法。为能真正的把握其实质,我们就必须完全抛弃其含混的说法,直截了当的指出,庄子对主人之鹅,因其不鸣而被杀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鸣固然是一种材,但作为鹅的真正有材的表现,并不在于鸣,而在于其肥美的肉身,故鹅有肉身之材,就总要杀。不鸣的先被杀只不过是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而会鸣的暂且苟活,也终究逃脱不了被杀的厄运。其会鸣的而受到主人的暂时偏爱,又岂能是有幸。因此我们认为,大木不材而终其天年,鹅有肉身之材而遭害,这才完全与庄子的基本思想相契合。庄子倘若不被鹅的鸣叫之材所迷惑,而能真正理解其有肉身之材的实质,就不会留下“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含混说法,以致让后人也同样含混。但庄子亦非完全没有意思到这一点,因为紧接着庄子马上就作出了自我否定性的说明:“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很显然,“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它们最终同样都要遭害。故要能真正免害,就要完全超越其材与不材之上,顺应自然大道,浮游于虚无之境。         

 

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 ,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

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让生命置身于自由王国,以自然为目的,随时变化,如龙蛇显藏,不专主一端,与自然万物相和谐,茫然无心而漫游于万物的初始,主宰万物而不被万物所奴役。获得这种自由精神的人就不会受到任何外物的牵累和损害,这样,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充当不材而免害的被动角色,更不需要去考虑处在“材与不材之间”的尴尬境地,而是一超百超,万万超,所有一切累害都被抛落在九霄云外,自由自在地驾御着自己的自然本性,同流八极,与天地宇宙共生息。

丰狐文豹皮为灾

 

自然世界本来是一幅多彩多姿千奇百态的自由画面,万事万物各有自性的存在与灭亡,或美或丑,或丰或弱,都共存于和谐的自然状态之中。但由于人类自性的异化,点亮了贪婪的目光,始终瞄准着自然美丽的目标,并千方百计去攫取它,损害它,使自然本来的和谐状态被破坏,造成悲哀。如“丰狐文豹栖于山林”,自由自在,悠闲无灾。但在人类面前,它不能“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且胥疏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不幸的是,它尽管十分隐秘、警觉和谨慎,但终究“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自然美丽的皮毛反而招灾,其罪到底是自身的皮毛还是人?显然,人类的贪婪与凶残才是真正的罪根。

庄子描述“丰狐文豹”的寓言,虽不免有意谴责人类的劣迹,但其根本意向却是为了比喻说明,统治者拥有国家权利就如同拥有诱人的狐豹之皮一样,十分危险。因为人类的阴毒机心总是时刻不停地注视着比丰狐文豹更具诱惑力的君权地位。为君者身披绚烂的权力之皮,无论如何都逃避不了同类的猎杀。为君者为能躲避灾祸,唯一的出路就应该是“行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去过自然的生活。所以,庄子喻君权为皮毛是十分恰当的。纵观人类文明来看,人类之所以设机制巧,追逐名利,贪得无厌,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君权的诱惑。因为君权最实惠,最显赫,最耀眼,为君者据一切最高价值为己有,是最大的贪婪者,因此也就成为其它众贪婪者最大的摸夺对象。这众贪婪者的贪婪力量汇聚成强大的洪流,日益扩大和蔓延,无可阻挡,乃至殃及众物及其身,故庄子抓住问题的关键,劝谕统治者放弃权力,摆脱招灾的皮毛。这样既可以使自己免灾,亦可堵截贪欲洪流的源头,消除由于君皮引发的众生灾难。这美好的愿望,虽不过是海市蜃楼的虚幻,却不可否认庄子努力的诚意及其深切憧憬自然和谐的美丽目标,在此基础上,庄子还进一步提出了“建得之国”的自然理想。

 

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

 

    “建德之国”,君之所归。在这里,君已非君,军不再以权势傲视人世,君不过是自然一物,与自然同体,共享自然的自由生机。因此,君无须为食粮而操劳,不再以治理人民为牵累。“吾愿去君之累,除君之忧,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大莫之国,即超越了有自然具象的建德之国,是超自然的广漠空旷之域。在大莫之国里,概是精神的虚幻向往,即由万象的太虚及至已虚所构成,连自身的存在亦化作虚无之状,故绝无外物能加害,“人能虚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盖而言之,庄子针对丰狐文豹皮为灾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为君者应剖空形体,抛弃皮毛,洒心去欲,进入自然和谐的建德之国。之后,庄子再以这个自然性的建德之国为起点,而不断进入了其超自然性的理想王国,由此构成了其思想完整体系的内容,并反映了其全面彻底的人生处事态度。

 

为政自然无巧夺

 

    庄子由衷劝谕统治者"去果捐俗",放弃权利。但庄子又实在不愿意总停留在社会性的思想上打转,即从最低层次思想上谋划改变现实暴虐政治的方案。故庄子企盼能够以其自然无为的政治来取代现实的暴政。这样,庄子便十分委婉地描述了如下故事,借以阐述为政淡漠无为与自然无巧夺的有效途径。

    北宫奢替卫灵公募捐铸钟,在城门外先设了祭坛,三个月就完成上下两层的钟架。王子庆忌见到问他说:"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北宫奢说:"专心一致的铸钟,没有其他的方法。我听说:“既已雕切琢磨,还要复归于质朴'。我无知无识的样子,又好像淳真无心的样子;任大家聚在一堆,送往迎来分辨不清;来的人不拒绝,去的人不留住;不愿意捐献的任他自去;不赞助我的随他自便,依着各人自己的能力,所以虽然朝夕募款,但是人民丝毫不受损伤,何况有大道的人呢?”

    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藤文公章句上》)。统治者之所以能统治天下,就在于其赋敛制度的存在,对老百姓的剥削,依靠“野人”的供养。因此,赋敛的轻重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十分怨恨繁重的赋敛负担。“婴物之怨者,莫赋敛若矣。”(王夫《庄子解》)而老百姓的怨恨程度如何,也直接关系到统治者的存亡。于是,在统治集团中亦不乏有人深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并在为政过程中,反对竭泽而渔,把老百姓推向绝境的政策,而是能够采取一定的宽松政策,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起死回生,这可谓是开明的统治政策。但在庄子看;爱,这统治政策依然不过是有为的强制统治,尚非是为政的上策。为政的上策就应该是随顺百姓的意志,不作强制和有为,以自然无为为方式,如上述故事那样,淡漠无心,无知无识,不强求,不诓骗,任其捐募。这样也就丝毫不会伤害到老百姓的利益,而老百姓也就丝毫不会怨恨其统治。故庄子在不否定为政原则的前提下,表达了有限的政治理想。这理想在人心日益叵测,统治者贪得无厌的情况下,不过是善意的空想,将永远不可能实现。

 

孔子患难的缘由

 

    自古至今,天下纭纭众生,劳碌奔波,最终都没有谁能得到好结果。究其原因何在呢?庄子则以孔子为原型回答了这个问题。

孔子一生劳顿不已,但又每每患难不被人所理解。如孔子“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多次陷于危难境地。究其原因,庄子举例说:有个意怠鸟,飞得又低又慢,好像无能得很,与众鸟偎依在一起,它既不敢飞在前面,也不敢飞在后面,而是处在中间,故安全。俗话说,“枪打出头鸟”也是这个意思。在如直的树木先被砍伐,甘美的井水最先枯渴。而孔子却悖于意怠,同于直木和甘井,显露自己的才识,昭示别人的卑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难免不遭厄运。故庄子以为,真正有道德的人是不遭受厄运困扰的。因为他不夸耀自己的功绩,不炫耀自己的名声,“功成者堕,名成者亏”。他循性无心,抛弃权势,不追求功名利禄。总之庄子十分理解困厄的人生,也理解困厄人生的根源于出路。尽管其理解不无含有苍凉切之感,如意怠鸟,让人生充满呆滞的角色,这实在是对多彩人生的讽刺。但世间惨烈,人生又岂能不做意怠鸟呢?故庄子笔下的意怠鸟就正是人生哀怨的生动写照。有所不同的是,其哀怨的写照,不催人悲观和无奈,却促人返归自然的真实,表现了其超越思想的积极精神。故催大华指出:“毫无疑问,庄子在这里总结的是在一个悲惨世界里的悲惨的经验,一种掺透着悲凉凄苦的智慧。但并不是悲观的经验和智慧。悲观是认为苦难不可被克服,被战胜的观点,这在《庄子》中是不存在的。庄子中有苦难、困境,但它们是可以被克服,被超越的,这既是指前面已多次论及的那种充满自信,返归自然而获得精神自由的人生理想,也包括这里经历人世艰难而得到的处世经验。”(《庄学研究》第187—188)

孔子追逐功名利禄,与利相交,与性相离,而累遭厄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亲友益疏,徒友益散”。对此,庄子举一故事说,有一家国人在逃亡时,宁舍千金之璧,也不放弃负孩子而走。为何呢?其原因就在于,假人于璧不过相交于外在之力,“以利合者,迫穷祸患相弃也”;而假人与孩子则相交于内在之性,“以属者,迫穷祸患相收也”。这说明,孔子与亲友众徒相交于外在之利,故在患难时,随着外在之利的丧失,亲友众徒为保自性,也就必然要与孔子相离异。可见,孔子的人生累遭厄运,众叛亲离,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孔子只相交于在外之利,而不相交于内在之性。于是庄子以为。孔子的唯一出路加应该是,绝学捐书,逃于大泽,交于天性,“衣裘褐,食杼栗”,与禽兽为伍,同自然共生。总之,庄子的最终质疑是要排除一切社会性的外物追求鱼交往,实现“鸟兽不饿”,实现“鸟兽不恶”,人不相害的自然理想。

 

处昏上乱相之间岂能无惫

 

人类生存于世上,或安适或疲惫,或快乐或痛苦,所有这一切虽有其自身的主观原因,但其根本原因却是取决于现实存在的客观环境。尤其是现实社会的统治状况。庄子生活,“衣大布而补之”,“正 ——正履”,算是疲惫到极点,贫困到顶峰。究其原因,就正是其“非遭时也”,由现实的社会所造成。他的贫困与疲惫代表了全社会的遭遇,是人生遭遇于昏暗社会的缩影。为说明这一点,庄子还着意你、描述了如下的寓言故事。

 

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弈、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可见,再灵巧的猿猴若处于荆棘丛生之间,亦无法施展其能耐。由此比喻说明,现实社会险象环生,寸步难行,处在这样的社会里谁能无惫?故庄子直接揭露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的邪?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如此一个昏暴的社会,已是纣王统治行将灭亡的征兆。故庄子由对社会的揭露到对社会的控诉,集中地表现了其许多难以抑制的愤懑之情,但庄子又实在无力反抗这个社会,因此更增添了其内在精神的疲惫。不难看出,庄子在这里所表达的心境与《养生主》“庖丁解牛”和“缘督以为经”的观点完全不同。《养生主》寻求的是一种游刃而有余的自然空间的生存方式。但这里却与《人间世》相类,均表达了一种委屈求全与安之若命的生活方式与态度。故庄子深叹道:“欲无惫,奚可得邪!”其实,这恰是庄子情感没有出路的流露。但通贯全篇看,庄子的情感又并非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其主要所表达的依然是对自然理想的无限憧憬。

 

宁静   随顺和避利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在世总会遇上种种灾祸或困难。面对这种种灾祸或困难,人们又总会有各自不同的心理表现,或从容或恐惧,或积极或消极,或进取或退却,或无畏或怯弱。而所有这些人不同的表现,又必然有其各自相应的主客观原因。或社会或自然,或无为或有为,都能给人以不同的心理影响。于是,庄子从自然安适顺化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了如下几种人生处世的心理方案。

1、宁静:“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炎氏之风,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从中可以看出,孔子虽受困,陷于艰难的境地,但他始终能持守宁静的心态,不乱方寸,排除强大外力的干扰,依然我故地歌咏不缀。因此,持守自然宁静是人类摆脱困境的最佳心态。

2、随顺:除了宁静,在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变化的压力面前,人类尚须懂得随顺之道。庄子认为,凡人遇事随顺,可保无虞,即所谓“无受天损易”。如自然变化的饥渴、寒暑、穷困不通,谁都无法抗拒,但只要能随顺其自然天地万物的运行变化,就能通达。故人类随顺自然,是与自然相和谐的根本途径。

3、避利:在现实社会中,人类有鲜明的趋利倾向。作为人心,最难排拒的是利禄的诱惑。故庄子认为:“无受人益难”。但作为贤达之人,在难排拒的亦必须坚持排拒。因为利禄是外物,外物必与内在的本性相抗,人若专注于对外物的追求,就必然会破坏其自身内在的本性。故曰:“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如聪明的燕子一样,遇到不适宜的地方,就不再多看一眼,以免落入诱饵的网络,故燕子平安吉祥。但凡是贪得无厌者,最终都免不了受到利禄的引诱而遭罹难。

总之,人要与自然同一,持守自然的宁静之本,随顺自然的变化,排拒人类社会的种种利禄引诱,如圣人安然体悟天道之性,自然常行不息,终其天年。

 

趋利忘害是人生之大忌

 

人类社会虽繁盛热闹,多彩多资,但亦陷阱密布,险象环生。尤其是在贪欲的支配下,人类社会你争我夺,你死我活,相互劫掠和残杀。人的贪欲目光无时无可刻不处处注视着每一个人有利可图的对象,并加以吞没。其结果却给自然万物及人类自身造成了极大的危险,人人物物都深陷于环环相扣的被吞没的对象之中,水都需要时时刻刻加倍小心和警惕,谁都不能有半点吞没的差池和大意,否则就将成为被吞没的对象。如有“一异鹊自南方来”,其翅膀虽长却不能远飞,其眼睛虽大却很迟钝。显然,这种鸟来自祥和的自然王国,到了文明充斥的贪婪的人类社会中,虽不趋利却忘害,就必然要遭到灾顶之灾。因此,在文明社会中,或人或物既不能趋利又不能忘害,只有这样方能确保安然无害。

然而,普天之下,趋利忘害者实在太多。庄子认为趋利忘害是人生之大忌。于是,庄子生动地描绘了一幅螳螂捕蝉黄鹊在后的连锁画面予以说明。庄子说,有一只蝉正躲在浓密的树阴下乘凉,但忘却了自己的危险,因为此时恰有一只螳螂在树叶后伺机偷袭它;但黄鹊同样也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因为此时,庄子正拿着弹弓瞄准它。然而,当庄周看到这一切的连锁情况后恍然大悟,赶紧丢掉弹弓往家里跑。但此时的庄周也犯了忘害的错误,因为看管陵园的人看到了他,以为他偷窃园中之物,故拼命地追赶他并责骂他。总之,这一切环环相扣,物物相累的有趣故事,说明人与万物见利忘害,会有多么的危险啊!“螳螂捕蝉黄鹊在后”一俗语,遂成为训诫后人不要一味趋利忘害而不顾自己安全的警句。惟利是图责必亡,这就是装庄周六给后人的深沉说教。总之,人生无奢性,不遂利。不忘害,但以自我真性为满足,保障人生自然淡漠的平按状态。 

 

养德谦卑不自炫

 

天下本无美丑之别,美的可以是丑,丑的可以是美,万事万物都共存于齐一的美丑差别。人们根据各自的审美标准而确立了对象的美丑性质,并不断地养成誉美厌丑的心态。但与众不同,庄子却从修身养德的角度出发,对美丑作出自我标准的判断。譬如,庄子以为有人虽美且自以为美,则为不美;有人虽丑且自以为丑,则为不丑。因为凡自我炫耀的美,不美;凡自我谦卑的丑,不丑。庄子于是作出下寓言说:

 

        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日:“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阳子日:“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心,安往而不爱哉!”

 

庄子由是通过对美丑的判断与区别,寓意说明修身养德须前谦卑,切忌骄盈与矜伐。故有张甚说:“骄盈矜伐,人神之所不与,虚于循性,天下所推崇,依次而往,孰能拒之。”(胡远睿《庄子诠诂》)由于谦卑不自炫,蕴涵着人性至美的韵味,最富吸引人,故能受到世人的特别推崇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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