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状元庄际昌，字景说，号羹若，又号羹元。其先祖庄夏曾任漳州知州，后入朝任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官，又任学士院权直兼太子侍读，之后，任兵部侍郎。嘉定十二年（1219年），宁宗将庄夏祖墓在永春湖洋所在的山改名为“锦绣山”，并赐庄家建府第于泉州城，此后，庄家举家迁到泉州。万历六年（1578年），庄际昌出生于晋江青阳，他初名梦岳，应试时改为际昌。际昌属官宦后裔，除其先祖庄夏任侍郎外，他的曾祖父庄用宾曾任浙江按察司佥事，他的父亲庄龙光，登万历丙子（1576年）科副榜，赠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读。庄际昌少年时在庄用宾捐资创建的东岩寺书堂念书，后转到祖籍永春湖洋梅岭庵就读。他在永春原籍参与童子试，为知县陈龙所拔取，万历四十三年由永春县学推荐，乡试中第九名举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会试、殿试皆第一，在明代，连中会元、状元的，福建惟有庄际昌一人，一时名闻天下。
庄际昌中状元的那一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对明王朝来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接连发生了不少危及王朝的大事。年初，辽东的军情就非常紧急，正月十九日，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王元雅就辽东等处军事紧急的事上书献六策，建议“严责成、别功罪、戎欺蔽、督粮草、核战具”等。明神宗对该奏疏虽是肯定的，但并不将疏中建议付诸实施，明王朝失去了一次强化边防的好机会。二月十一日，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杨镐，乘努尔哈赤将率兵进攻海西卫扈伦四部之一的叶赫部时，在辽阳举行誓师会，分兵四路，号称大军47万人，计划于三月二日分道并进围攻后金。神宗还命特设户部侍郎一人，驻扎天津，专门负责辽饷事宜，以李长庚兼右佥都御史，出任该职。李长庚与有关衙门商定每年运给辽东米180万石、豆90万石、草2160万束、银324万两，但户部太仓库年年亏空，而专供皇帝使用的内府库则银积如山，物粮盈库。于是，李长庚请留金花银改折借税课，以供辽饷之用。神宗看到李长庚的奏疏，大为不满，认为金花、籽粒是“祖宗旧制”、“内供正额”、“不得借留”。新任的侍郎官李长庚无可奈何，对辽东的后勤供给无法保证。三月初一日，杨镐统帅的大军在辽阳誓师后，遇纷飞大雪，出征的军队迷路，延误了进攻的时间，四路合攻的计划泄露，努尔哈赤得到了情报，他集中精兵，伺机以待。明军西路总兵官杜松欲夺头功，领军率先渡浑河冒进，被努尔哈赤所埋伏的精锐骑兵全线击溃，杜松战死。后金迅速回师攻击明军北路马林一军，马林大败。辽东经略杨镐见西、北两路大军皆败，急令东路刘綎和南路李如柏立即停止前进。李如柏奉命回师。而刘綎一军被努尔哈赤用奇计，诡称杜松军已经获胜，诱刘綎军深入腹地，刘綎军遭前后夹击，刘綎战死，所部全军覆没。四路大军，仅李如柏一军得以撤回。五天的大战，明军三路丧师，文武将吏死亡300余人，士兵死伤超过4万人。朝廷内外一片震惊。辽东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后金从防御转入进攻。
四月十八日，正当明王朝缺少能统兵作战的将领时，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薛三才卒于京师，此人历任兵、户、礼三科给事中，数次上书言事，多为采纳。他晋升为总督蓟辽、保定的军事长官后，调兵筑营、演练火器、修整战车，很有作为。可惜正当辽东边防十分危急时，他死于兵部尚书任上，神宗朝的边防雪上加霜。
五月，福建漳州府民李新发动起义，建元“洪武”，与袁八老等人率众1000余名，攻打邻居各地官府，声势甚大。福建巡抚王士昌令副将纪元宪、沈有容等带领官军前往镇压，起义失败。这次起义虽失败，但在东北危机的情况下，起义对明王朝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六月，努尔哈赤亲自统兵4万进攻辽东重镇开原。明军开原总兵官马林不吸取萨尔浒之战失败的教训，没有集中兵力守城，把兵分散在四门之外，城中空虚，毫无防备，被后金精兵击溃。六月十六日，后金占领开原，总兵马林、副将于化龙等一批将吏战死，士兵伤亡惨重。明军铁岭卫派出3000人赴援，也被击败。七月二十五日，铁岭亦被努尔哈赤攻陷。八月十三日神宗下诏逮杨镐入狱论死，杨镐后被处斩。
六月二十二日，神宗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赴任后，发誓效死疆场，他上疏朝廷，建议收复开原，神宗准奏，赠尚方宝剑，以重事权。熊廷弼领旨后，于八月三日赶到辽阳，入城之后，边诛斩贪官、逃将，奏请免去铁岭总兵官李如桢之职，并亲自巡视城防，督造战车，治火器，修城池，招集流民，积极备战。后又请调兵力18万人，分守于抚顺等要地。辽东暂时安定。九月，熊廷弼认为土司兵精整可用，遂上疏请征调各地土司兵22000多人，官加衔，兵赏银，增援辽东。十一月，神宗又应兵部左侍郎杨应聘之请，令征湖广永顺宣慰、保靖宣慰司的土司兵13000千人援助辽东。
九月，因辽东兵力增加而军饷却不足，朝廷再次加征田赋，每亩加赋银三厘五毫（上一次加赋是万历四十六年，每亩加征赋银三厘五毫）。十二月，又令每亩再加银二厘。两年内三次加征田赋共加九厘，全国增派赋银五百二十万两。赋银屡加，民益困，财力日趋枯竭，明王朝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十一月二十四日，辽东经略熊廷弼上书奏陈辽东战事方略，提出制敌三策：上策为收复失地；中策为出兵进剿；下策为固守险要。收复、进剿为时尚早，固守比较可行。于是，他请派重兵布防清河（今本溪）、叆阳（今凤城东北）、抚顺、三岔河等各个险要之地，积极防御，以守为攻。同时，为对付后金10万军队，他请奏召募和征调官兵18万人，马9万匹，粮108万石，豆972000石，草2160万束。神宗一一准奏。在熊廷弼经略辽东时，明王朝取得了暂时的安宁。
不难看出，万历四十七年年底，明王朝是暂时安宁了，但是，这一年神宗皇帝实在是不好过，边疆形势十万火急；东南民众起义；明朝大将战败的战败，战死的战死，领罪的下狱，弃城的被斩，能干的又病死；明智之士有效的奏议没有被采纳；厘税征收不堪重负，新任的辽东经略虽略有成就，但后金强兵仍咄咄逼人。明王朝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险境，不仅失去了明太祖朱元璋那种强盛凌厉的姿态，而且再也没有明成祖朱棣那种四面扩张的气势了，就连明宣宗朱瞻基的那种退让守成的安平局面也一去不复返了。万历帝朱翊钧在这一年总的来说是非常倒霉的，多事之秋把他搞得焦头烂额。而在这一年，庄际昌进京应试。
众所周知，殿试是由皇帝亲自出题的，神宗皇帝在明王朝乱糟糟的这一年，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如何挽救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了，所以，他想问应试举子们的试题，也当然是治国的方略，他多想从未来状元的答卷中，找到治国的良策，以便挽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之中。
神宗皇帝或许正是以这样的心态来拟殿试考题的，他的殿试策问分三个方面：
首先，神宗皇帝重申了纲纪为上的治国古训，认为帝王经国治世，皆以纲纪为根本。他说：“自古帝王，兴化致理，政固多端，而振肃人心，维持世道，则必以纲纪为首务。《诗》云：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先儒之论亦曰：善为治者，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而后有风俗以驱之于下。”（参见卢美松主编《福建历代状元》，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81页）接着，他提问说：“御世宰物，术莫要于此欤？”（引文同上书，第281页），也就是说，管理国家的方法，是不是主要靠正纲纪呢？在他看来，历来朝代，惟有汉、唐、宋所经历的年代最久，英明的君主，历代不乏其人。在其所处时代，能以“立纲陈纪”而成为一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不是根据同样的道理呢？
其次，神宗皇帝颂扬他的先祖们的丰功伟绩：“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成祖文皇帝再靖家邦，制度典章超越千古，固可传之万世无弊者。”（引文同上书，第281页）而他自己承继帝业时也不错：“朕缵承鸿业，绍述罔愆。御极之初，政教修明，化行俗美，犹庶几祖宗之遗烈。”（引文同上书，第281页）但是，近几年来，情况很糟糕：“夫何迩年以来，法守渐隳，人情滋玩，德意壅而不究，诏令格而不行，申饬虽勤，陵夷日甚。在位者以恣睢为豪举，而职业则亏；在下者以干犯为故常，而堤防尽溃。甚至俾裨侵大帅，僚属抗长官，奸胥诬奏以倾有司，乱民煽祸以攘富室。冠履倒置，名分荡然。其他骄淫僭逾之风，躁竞嚣陵之习，不可悉数。盖纲纪之紊，至今日极矣。”（引文同上书，第281页）法规松懈了，人品堕落了，诏令行不通，在位的官员不司其职，在下的民众犯上作乱，本末倒置，名分尽失，纲纪紊乱到极点。对此，他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状况？
最后，神宗皇帝提出了关键主题：如何才能恢复朱氏祖宗往日的辉煌？他说：“汉人谓天下所以不理，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衰而不改；而宋人又谓纪纲隳坏，皆由上下因循。此其说孰为当欤？”（引文同上书，第281页）天下没有治好，到底是帝王久处安平之世未能更改旧俗，还是上下效仿，败坏纲纪？或者说，君臣都应该负责任，不该互相推诿？他很想能重回治平盛世，“夫更化善治，贵识因革之宜；起敞维风，在妙转移之术。兹欲常积弛之余，返极重之势，使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纲纪正，风俗纯，以复我祖宗之旧。”（引文同上书，第281页）为此，他问应试考生：“如之何而可？”并说：“尔多士学古通今，习当世之务深矣。尚各摅所蕴，明著于篇，以佐朕之不逮，朕将亲览焉。”（引文同上书，第281页）神宗皇帝几乎是求应试的考生了：大家学得好，有研究，认真答，写明白点，他朱翊钧是要亲自阅卷的！
在万历四十七年的那种局势下，神宗皇帝的策问是很诚恳的，朝中文武，对混乱的局势已束手无策，朱翊钧当然期望能在殿试中，看到治国的良方妙策。
作为当年应试考生的庄际昌，也很诚恳、很直率，同时又很巧妙地回答了神宗帝的问题。
首先，庄际昌回应神宗帝关于纲纪的论述，认为帝王经国济世，始终要有严肃统一的主导思想，他说：“臣闻帝王之经理宇内也，必有肃然画一之法，显与一世为动荡，然后风恬俗美，而国脉永享；其灵长又必有悚然振刷之神，默与一世为绾结，然后政立化行，而国势不虞于颓敝。”（引文同上书，第282页）然后，他强调纲纪在治国法道中的首要作用：“法以维众，则纪纲实首操之，为事之系，为物之准，廓焉合人心世道，而独居其会，不可一日废焉者也；神以维法，则上下且分任之，握事之繁，挈物之总，穆焉先立纲陈纪，而密转其机，不可一日弛焉者也。”（引文同上书，第282页）纲纪常守，不可随意废之，方能在繁事杂务中，掌握要领，做出合乎人心的事情。如违法乱刚纪，则弊病必多。他说：“法之创也，虑后常周，至蒙休袭故，而安生恃，恃生怠，视前王之成宪，若可听其自为行，自为止，漫无操而治日以隳；法之绍也，励世常勤，至临政日久，而习生玩，玩生复，视故府之彝章，又若任其可以行，可以不行，过自操而治竟以隳。”（引文同上书，第282页）在他看来，守法遵纪，常能善始而难以善终，久而久之，就视法为可有可无了。所以，必须使遵守法制与坚持道德精神统一起来，才能善始善终，使事业千秋永固。他说：“夫惟法与神两相附，守成之规常若创始之业，而旧章率由无愆忘；惟法与神常相运，使化成之后常若履实之初，而大号涣汗无壅格。上作之，下日成之，翼为明听以康庶事，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未有主忧勤而臣旷职者；上制之，下且守之，德泽法度以范人心，道术一矣，风俗同矣，未有朝饬法而下梗化者。古圣帝明王所以陶冶人群，宰割寰宇，有顿指挈领之势，而无委辔骀衔之失，兴化致治，超越千载者，必由此矣。”（引文同上书，第282页）
在这里，庄际昌通过回答神宗帝关于纲纪的问题，引述出治国的大道理，主张“德泽法度以范人心，道术一矣”。古代圣明帝王之所以能统御四方，心服民众，正是能掌握要领，避免驾驭失控，以使盛世永存。这实际上是把儒家的“仁治”（德泽）和法家的“法制”（法度）统一起来，把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合而为一。在中国古代，汉武帝以后，有作为的最高统治者，经常是儒法结合，软硬兼施，以高超的统治方式来治理国家。庄际昌在这里可谓点到了帝王统治术的要害，也是巧妙地应对神宗皇帝的提示和建议。
这一席话，道出了一套治国大道理，而帝王常常是高高在上，最不愿意受人教训，特别是神宗帝，高傲自许，故作神秘，庄际昌可能对此有所了解，所以他紧接着就改换话题，开始夸起这位万历帝王。他说：“钦惟皇帝陛下，大德膺福，惟禄位名寿之兼隆；至仁生威，暨东西南北以胥服。”（引文同上书，第282页）还说，能怜悯穷人，有专官负责，不图虚名；能挂心军队振兴，发库银劳军，而不是小恩小惠。“在师锡命，怀万邦以振长策，而雷厉风行之象，遍讫遐荒；止位垂裳，法乾坤以展大猷，而天覆地载之规，函盖夷夏。念东南杼柚其空，而以约己省躬为事；虑西北干戈未靖，而以筹边策远为心。文德旁敷，值群工辑瑞，而面与咨询，立通民情于黼座；武功遐鬯，当丑虏临城，而躬先保障，重奠四海于金瓯。固已吏习民安，垂万世永远之模；内宁外攘，陋往代偷安之辙矣。”（引文同上书，第282—283页）这段话把神宗皇帝说成是有大德，有至仁，怀外邦，振长策，能躬身亲为，能筹边策远，努力争取内宁外攘的仁德雄才的帝王，过分的赞语把神宗帝捧得神乎其神，高傲的神宗帝看了一定很满意、很欣慰的。庄际昌这些离谱的夸耀虽然明显的是阿谀奉承，但他用的是战国时纵横家的捭阖之术，他想让君王接受他的建议，最好的办法是先说些好话给他听，“欲先得知，必先予之”。果然，考虑到神宗帝读到他的赞语一定是很高兴的，庄际昌紧接着就说出他的真话：皇帝虽然伟大高明，但如今情况并不好，正需好好思考如何防范于未然，“圣不自圣，新期日新，进臣等于廷，诹以揆古宜今之画，纲提目整之猷，更鳃鳃焉于判涣之未融，泄沓之莫振，诚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之极思也。臣虽伏草茅，窃怀葵藿，敢不披沥以对。”（引文同上书，第283页）
庄际昌接着以“敢不披沥以对”的诚心讲述他的“君道”观念：“臣闻之，君犹天也，天道虽冥冥，而生长收藏，寒暑代禅，不潜不忒，一若有禀于成法者。是则天之治人，而人不能违也。君道虽穆穆，而礼乐刑赏，生杀予夺，不竞不絿，一若有归于定法者。是则君之治人，而人不敢轶也。故唐虞之世，君明臣良，而其交儆赓歌，惟日率作兴事，慎乃宪。所谓宪者，岂非法与？所谓慎者，岂非君与臣交守之与？所谓率者，岂非君先之而臣后之与？其时府修事和，地平天成，万世永赖，赖此法也。降而三代，各师其祖，夏称有典有则，商称监于先王，周称文谟武烈，皆不敢有厌薄旧章之心，亦各毖其臣。夏称臣人克有常宪，商称唯治乱在庶官，周称其尔典常，作之师，皆不敢忘董正治官之念。是以官倍唐虞，亦克用乂，则人与法之相维者得也。”（引文同上书，第283页）
这一段话很重要，是庄际昌治国理念的核心，也是对古代帝王之学的概括。首先，他认为，君犹如天，天道虽冥冥，但“有禀于成法”，天治人，人是不能违抗的。这种观点源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政治观念。中国古代天子常自认为是奉天行事，民众只能遵从，不能违抗。君道通天道，“君道虽穆穆，礼乐赏罚，生杀予夺”，君道如天道，也有定法，君王治人，人也不敢违抗。其次，他认为，“唐虞之世，君明臣良”，君臣皆“慎”，皆能奉公守法，而且君王起表率作用，臣子跟从，只有这样，方能“地平天成，万世永赖”。夏商周三代，均有典章宪常，所以能各司其职，匡正治官之念。庄际昌这是以历史实例，含蓄地要求“君明臣良”，主要是请求做皇帝作出表率。俗语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庄际昌敢对神宗帝讲君王表率，确实有点大胆。当然，这大胆是在前面对神宗皇帝吹捧一番后才说的。
道理讲了不少，庄际昌怕让皇帝反感，所以他赶紧又转向对朱家王朝先祖的赞扬：“我太祖高皇帝，扫荡擅腥，肇造区夏，真可自我作法，而所恃以提纲挈领、维风易俗者，毫不自用也。其建官之法，本之周官，六卿职掌，各有攸属。用人则问之冢宰，理财则问之度支，典礼则问之宗伯，诘奸威远则问之司马、司寇，鸠工庀材则问之司空，载在《会典》者详明且尽。大抵贱虚名而尊实效，恶浮议而责成功，流唐漂虞，涤殷荡周，真非前代所及。”（引文同上书，第283—284页）帝业传到了神宗帝手里，虽然朱翊钧也想有所作为，但并没有那么顺利了：“列圣相承，代有阐绎，至我皇上，觐扬独至，虽以聪明睿智之资，惟有率循成宪之念，宜下之遵之者，各以皇上之心为心，群奉皇祖之法为法。而顾嚣争成习，玩职掌而不循；泄沓为风，屡诘诫而莫惕。非不奖恬，谁是真恬者？非不旌廉，谁是真廉者？徒以口舌为功，不以职掌为事，则其害必移之民，而军、商俱困，公、私两穷，诚有如圣制所虑者。”（引文同上书，第284页）万历年间明王朝危机重重，确实是很揪心的时期。
从夸耀朱家先祖，到肯定神宗的表现，又指出了万历朝的弊病，庄际昌进一步强调依法守法方是治国的关键，他说：“臣以为，法在则事事可考，法明则人人可遵。”（引文同上书，第284页）法规是铁定的，不是因人因时而变：“赋有赋法，昔未尝以病民，而今胡有畏催科之令者，岂赋法得其人而后善与？屯有屯法，昔尝以之养军，而今胡有叹石田之不可耕者，岂屯法得其人而后复与？盐有盐法，昔正以之通商，而今胡有受壅滞之害者，岂盐法得其人而后行与？”（引文同上书，第284页）安闲时日久了，会玩物丧志；玩乐久了，会催生国家的蛀虫，创业时的进取锐气就渐渐失去了，这并不是法规衰落了，而是奉行法规的人败坏了。所以，“因时而思补救，因事而除弊端，必期振刷如初者，亦非法之修明也，奉法者自修明之也。”（引文同上书，第284页）奉行法规的人，如果不自觉，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有公然违法的，比较好办：“有显为法蠹之人，或借赋以剥民，或借兵以克饷，不辞婪墨之名，不止躁竞之习，上得执法而绳之，其为蠹也浅；”（引文同上书，第284页）而背地里违法的，就很难办：“有阴为法蠹之人，剥民也，而犹托于爱民，克饷也，而仍诡于清饷，行婪墨而语清廉，身躁竞而口恬静，井与其法而窃之，其为蠹也深。惟夙弊即在综稽之中，故反以综稽为名，然则欲夙弊者，必先使综稽之名无为人所托，一托之，则七日不复之丛神也。惟积奸即伏敕法之内，故反以敕法为名，然则欲清积奸者，必先使敕法之名无为人所假，一假之，则出以示人之利器也。”（引文同上书，第284页）庄际昌的这些批评，深刻地指出了万历朝的官场弊病，相信神宗皇帝看了，一定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些批评在当今，也应该让我们有深刻的反思，阳奉阴违的官员，危害特别大。
至此，状元庄际昌犀利的笔，并没有收敛，他继续写到：“且今日之时何时也？索饷则有兵，遇警则无兵；循名则有备，核实则无备；况丑虏入内地而未受创惩，他虏因狡酋而思挟重赏；东南之物力有限，西北之出孔实多。”（引文同上书，第285页）庄际昌认为，明王朝的事态已经这么严重，上下没有感觉到同处在漏船中，而还在吵吵闹闹，这是为何？明王朝边防已非常危急，还看成不如门户之争重要，没有意识到厝火积薪，危机重重，很多官员反而还渎职谋取私利，这是为何呢？为什么“君父之念”一直不能胜过“身家之念”呢？私心膨胀，德行败坏，大私无公，无君无父，大明王朝病入膏肓，只有从治心入手，下猛药医治：“蠹法之事易除，玩法之心难除，皇上欲举一世之人心而振刷之，亦去其玩而已。盖不提人君父之思，不足以去身家之念；而不先去身家之念，亦不克提君父之思也。不动人边陲之虏，不敌以平门户之争；而不先平门户之争，亦不克动边陲之虏也。”（284—285）
一位考状元的举子，敢直面万历朝的种种弊病，鞭挞入微地进行分析，是相当大胆，也是相当深刻的，值得统治者好好深思。神宗皇帝早年熟读过张居正为他专门编写的《帝鉴图说》，深谙历代帝王的统治权术，对庄际昌的分析，一定是深知其中深意的。
最后，庄际昌对其治国理念作了总结：“抑臣更有献焉，臣法君，君法天，有敕天惟几之虞舜，而后九德咸事，百僚奏庶绩之凝。有仰惟前代之周王，而后六卿分职，兆民被康阜之实。皇上者，臣工之法也；天地祖宗者，又皇上之法也。凡兵民之相资，公师之相济，边腹朝野之相需，其端无不求之于天心之仁爱，而况祖法厘然具备，取而修明之，固甚易易也。 以不迩不殖之心风励臣下，则素丝羔羊之节著矣；以无偏无党之念倡率群工，则涣丘集益之门宏矣。又何治人、治法不交维哉！”（引文同上书，第285页）
这是非常精要的帝王谋略，阐明了君与天的关系，臣与君的关系，以及历代君王的统驭经验。他特别强调：“皇上者，臣工之法也；天地祖宗者，又皇上之法也。”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同时，他还点出了“天心之仁爱”的至上作用，想以此作为解决兵民关系和边腹朝野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含蓄地提醒神宗帝要以中正仁爱之心来统御天下，治理臣民。应试卷的这个结论，精明、大胆，而又含蓄、适度，到最后，还说了句很谦恭的话：“臣愚，不识忌讳，干冒宸严，曷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引文同上书，第285页）
这确实是一篇十分高明的应对试卷，神宗皇帝在万历四十七年的那种心乱如麻，求贤若渴，苦寻良策的心境下，钦点庄际昌为状元，是非常合乎常理的。可惜的是，庄际昌满腹经纶，深谙治国策略，但他所陈述的治国理念，似乎未能在挽救明王朝衰败的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其深刻的原因是，朱元璋所开创的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中央专制集权最严重的朝廷，到了万历时代，所有的弊病都爆发了，谁也挽救不了，败亡是必然的。表层的原因是，连中会元、状元的庄际昌，未能在朝中发挥大的作用。据说，他在考试中把“马”字四点简写成一画，所以引起妒忌者上奏弹劾，虽然也有妙传说，他对此巧妙化解：“皇上英明，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没有战争忧患，自然是马停蹄……。”但事实上在嫉妒者的攻击下，他还是不受职而告假回归故里，直到天启元年（1621年），他才应诏入京，先后参修国史，编辑《六曹章奏》、《光宗实录》，会修《三朝要典》。后官至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而这时，钦点他为状元、深谙帝王谋略的神宗皇帝已经去见他的列祖列宗了，天启朝，明熹宗以国家为儿戏，也快亡了。
庄际昌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胸有智谋韬略，而终究不得其用，后来，在他的诗文中也流露出无奈悲情，不得不超脱了。让我们读他的一首诗，感受感受：
山如数马脱衔奔，水作游龙不见源。
一径宿云开夕磐，千林秋竹碎朝暾。
人生日日无非梦，举世沄沄何足论。
且借仙楼共高卧，酒香灯影伴吟魂。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