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开大学校园里，芳草玉树簇拥着一尊铜像，他就是南开的奠基人之——严范孙先生。
变革封建科举制度
严范孙，名修，号梦扶：别号缇X生，幼名玉X。他的书室名恒斋、X香馆、毋自欺室。先世浙江慈溪人。清顺治年间，其七世祖经南北来，定居天津。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入侵，全家避居直隶(今河北省)三河县。1860年4月2日严范孙就诞生在这里。
严范孙青箱传世，饱读经书。23岁应顺天乡试，正考官徐桐对他的经艺卷击节赞赏，中举人。回津后受到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接见。次年赴京应会试，中进士。此后他曾请教张之洞为学之道。张的治学思想对他很有影响，从此转向以实用。他研读古书多注重有裨世用的，并以很大精力学习《勾股举隅》《数理精蕴》、《地球新录》、《天文启蒙》、《格致入门》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这对他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产生重要影响。1886年4月授翰林院编修，8月正式入都供职，以后又任会典馆评校官等职。35岁授贵州学政。1894年10月离京，踏上黔轺五千里的征途。
这时，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爆发。一路上，严范孙不断听到清军战败的消息，“嗒然若丧”。到达贵州后，亲眼看到边省贫穷，士习闭塞，又使他受到新的刺激。他到任后，立即赶各州县考验生员，了解当地文化教育情况。针对学用脱节、言行不一等“方今士习之蔽”，颁发劝学告示，提出“敦晶励学，讲求实用”，并以此作为选科取士的标准，考试时一改旧规，考题力避纤仄，策论重时务，令考生“畅所欲言，无所逊避”，并加考算学。优贡、拔贡的考选，不但进行笔答，他还亲自面试，深入乡里察访考生品德。同时，大胆变通书院旧法；仿照经世学堂改组学古书院，选拔优秀青年入学。学习课程除经学外，增设格致、算学等西方科技知识和英文，使之成为晚清贵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
为启迪民智，开拓学习，他宣布读书要法，以看书多寡作为士子勤惰的标准、学官奖惩的参证。他还将自己的14箱书籍，大都捐存学舍，供众阅览，并亲自俸银1000两，筹开书局，从通都大邑购进西方科技书籍及报刊，亲往书院为学生解答算题，风雨无阻，十数月如一日，使学风为之一振。
严范孙大胆革处积弊。过去控照贵州惯例，补禀一名，需交上费、封印等费银10余两。出贡花费更多，贫寒之土有苦难言。他到任后，明令革除，每到一地主持考试，他力请府州降低供给，不可铺张糜费，严禁随员、家人索要受贿．他任满还京不仅未能因官致富，而且负债银4000两。离黔之后，贵州学界为他立“去思碑”与“誓学碑”，称他为“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严范孙在学政任上，亲身感受到封建科举的严重弊端。尤其《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深感“厝火积薪，危若燕幕”。不变革科举，兴学育才就是一句空话。1897年10月19日，他酝酿多日的《奏请设经济特科折》上奏。梁启超称严范孙的《奏请设经济特科折》为“戊戌变法之源点”。
居里倡办教育
严范孙任贵州学政期满1898年4月回到北京，因倡设经济特科为封建顽固派所不悦，也以此失欢于他的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翰林院职务被免去，仅留编修虚衔。严范孙长才难展，于是便以“请假”为名回到天津。
严范孙回到天津后以其家馆为基地，推进“西学”的传播，11月，聘请年轻的退役海军士官张伯苓作家馆教师。
1900年八国联军血染天津。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严范孙毅然站出来维持地方治安，同时千方百计发展地方教育．翌年9月，他以个人财力设义塾一处，并联合王竹林、林墨青等集资假灯髀公所设两斋塾学。为了“教育救国”，1902年，1904年他两次去日本考察。
11月27日，严范孙从日本回到天津，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兴办新式教育．这年冬，他创办严氏女塾，先以其女儿、儿媳及四姓近亲好友之女为学生，除国文等课程外，还聘请日本女教师教授日文、唱歌、手工、织布。女塾的创办，开天津风气之先，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同时，他又扩大原设的两斋塾学，改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这是天律正式小学之始。1903年他又筹设民立第二小学堂，并主持创办官立小学堂3处。为提高小学教师素质，他还成立了师范讲习所和教师研究所。这年秋，李琴湘、陈棱庄、刘芸生、胡玉孙、郑菊如、刘宝慈等就是在他的举荐下，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等科深造。一年后回国，担任学校教师。
1904年4月，他主持直隶学校司，领导全省教育工作。上任几天，他又去日本再作深入考察。这次去日本，主要考察师范教育和小学教育。6月中旬至下旬，重点考察师范及小学的教育管理和教材建设。同年八月严范孙回到天津后，在严馆和王益孙家馆的基础上，积极筹设成立中等学校，他多次与张伯苓等人讨论学校章程。不久即成立私立中学堂，后改名私立敬业中学堂，这就是著名的南开中学前身。当时校址仍在严宅，每月经费纹银200两，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张伯苓任监督(校长)。高等师范班最初有学生6人，教师三四人。第二年春，师范班又增招4人。经两年学习。高等师范班于1906年毕业，毕业生有陶盂和、时子周、孟琴襄、严约敏等10人，这是严范孙以个人财力倡办师范的尝试，也是天津最早的师范教育。
严范孙是女子教育的积极倡导者。1905年2、3月间，严范孙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子学堂，成为一所正规的民立女子小学。10月，又在女子学堂附近设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幼儿园)。保姆讲习所，即幼儿师范，是国内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园地。以家宅为基地创办小学、女学、中学、幼儿师范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校，体现了严范孙倡导新教育的胆识与魄力，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所少见，对天津近代学校的兴起，有着重要开创意义。
北洋女子师范是严范孙于1905年开始筹设的，次年正式成立。主要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造就女教员，1905年改天津校土馆为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学堂没有完全科、本科、简易科三科，为天津、河间两府培养小学堂师资力量。同时，还筹设北洋师范学堂，专门招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以及东北的学生，为中学堂和初级师范造就师资。年底，又选派一部分天津教员出洋考察。
1905年2月，直隶学校司更名学务处，并由保定移到天津分科办事。严范孙往来于天津、北京、保定等地。为推进全省教育，他首创劝学所，设立于直隶各州县，作为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采用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办法，订立章程，管理各地教育。在教材建设上，他最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创办了《学务报》，并选派合适人员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又编纂《国民必渎》、《民教相安》两书，印行10万册，以为启蒙读物。
1906年上半年，直隶各学堂学生已达86652人。其中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女子师范学堂1所。
除了兴办学校教育，严范孙还积极提倡天津的社会教育。1905年，他在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展出日本的图书、教具，任人观览。1907年与人合办《醒俗画报》，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同时，提倡妇婴保健事业，设“水阁女医院”、“范孙儿童医院”，提倡女子放足，禁止给女孩扎耳朵眼，反对纳妾蓄婢，对赌博、吸毒深恶痛绝，带头废除婚丧陋习；兴办平民教育，开设“贫民义塾”，赞助林墨青筹办广智馆，并提倡旧剧的改革，亲自指导，在自己家里演出新剧《箴膏起废》，成为天津最早上演的新式话剧。严范孙还与天津、北京戏剧界人士多有往还，讨论戏剧改革，不遗余力支持南开中学的新剧演出。
厘定全国教育规程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正式行政机关。荣庆为学部尚书，熙瑛为左侍郎，严范孙为右侍郎，均为政务官。
严范孙到任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参与起草请颁“教育宗旨”的奏折，正式提出了“全国之人，无人不学”的“普及教育”主张，提出了“尚公”、“尚武”、“尚实”，即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等内容。他自己参照在直隶的经验，把劝学所推行全国，并公布了《教育会章程》，使之成为各省、府、厅、州、县教育行政的襄助机关。
慧眼识英才
自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以后，满洲亲贵乘势控制权力，加深了满汉官僚的严重对立。严范孙在学部也多有掣肘，载沣几次借题发挥，给其难堪。1910年初，严范孙便离开学部回到天津。
他对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推行新式教育表示欢忭，赞同蔡元培提出的以道德主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等为内容的教育宗旨。6月，蔡元培致函请他出席临时教育会议。他虽未参加，但很关注会议的召开．他对临时教育会议要删除教育宗旨中有关世界观、美感等内容，认为“大奇大奇”，亲自去南开中学访见张伯苓，劝其在会上力争恢复蔡元培所拟内容。这年12月，袁世凯请严范孙任教育总长，他力辞不就。
南开中学自1913年建立校董制。他与卢木斋、王少泉任校董，特别关心学校校风和学生品德的培养。他经常到学校，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奖励优秀学生。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后，很快显露出其优秀品德和卓越才能，得到严范孙的格外赏识。
15岁的周恩来1913年自沈阳随伯父周贻赓来到天津，8月考入南开中学。入学第二学期即发起组织学生团体“敬业乐群会”，主办刊物《敬业》，不久又参加南开新剧团，任布景部副部长，参加话剧演出饰女角。周恩来学习成绩优秀，国文和数学的成绩尤为突出。
南开有周恩来这样才华出众的学生，严范孙非常高兴。1914年9月29日，周恩来到严宅请他题写《敬业》杂志封面，“周去即书之”。1916年5月间，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那时全校学生已近千人，各班纷纷推举本班作文好手一争高低，共有260余人参赛，卷子上的姓名采用密封式，由教师集体评阅，严范孙亲自参加评定。结果他从40份优秀作文中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周恩来所在的丁二班荣获集体第1名。严范孙亲自写了“含咀英华”的奖旗，奖给丁2班。
1917年6月，周恩来中学毕业。26日学校隆重举行毕业典礼，严范孙出席，井请了陈独秀等来宾。周恩来取得最优毕业成绩，并获“国文最佳奖”金质奖章，不久，周恩来离开天津赴日本求学。周恩来得知南开大学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五四前夕回到天津。9月经严范孙、张伯苓同意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重返南开，同席的有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长等人。
1920年1月，周恩来指挥各校学生赴直隶省署向省长曹锐请愿。曹锐是严范孙的妹夫。曹推脱不见，井逮捕了周恩来等人。5个多月后，周恩来出狱。严范孙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严范孙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1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日记载有：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周恩来对此十分感激。1922年旧历正月初五，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范孙。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范孙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严范孙奖学金”起了资助革命的作用。
倡办南开大学
严范孙是创办南开大学的积极倡导者之一。
严范孙、张伯苓很早就打算创办大学，1916年在南开中学内成立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就是为办大学创造条件。严、张决定考察美国的私立大学。张伯苓先行，于1917年8月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第二年秋，严范孙也到达美国纽约。张伯苓每天上完课，晚上去严下榻处给他讲教育学。有时他也去大学听课，更多时间则用于考察美国的教育，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人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详细了解这些学校的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方法及图书设备情况，对美国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严范孙还从他们当中物色了南开大学的教师。1918年12月严、张回到天津，立即着手筹备成立大学。
旧历年刚过三四天，严范孙不顾年老多病，偕张伯苓到北京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同时，严范孙本人也慷慨捐辅，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1919年他捐赠大学购书款2千美元，11月捐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1分8厘，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
严范孙不仅以其财力、物力给予南开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严范孙的办学思想对甫开教育有很大影响。南开从一开始就注重向外国学习，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都与严范孙的教育主张有密切关系。
1922年，严范孙曾打算与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梁启超自上年秋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就受到天津学界的热烈欢迎。严范孙间或也去听梁的课。当梁启超提出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时，立即得到了严范孙和南开大学的支持和响应．1922年下半年，严、张多次与梁启超磋商。但最后因得不到经费的赞助，东方文化研究院终未办成。
严范孙赓续国学，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一直没有泯灭。1927年8月，他与华世奎，林墨青等人发起成立一个研究国学的团体——崇化学会。其目的是；“窃查中国教育，近年取法欧美，日求改进，而于国学，不暇兼顾，致乏通才。修等鉴于此，爱集合同人募款，组织学会，以讲求国学，补学校所不及为宗旨，名曰崇化学会”。学会成立讲习科，分义理、训法、掌故等科目，招收学员，系统学习古代典籍，延请专门宿儒，定期讲授经义，按期命题试文，严范孙特辟私宅为讲堂，以自己藏书供学员阅读，“亲莅试所，亲书试题。”祟化学会的成立，是其“中学为体”文化观在他晚年的反映。
祟化学会成立不到两年，严范孙就一病不起，于1929年3月15日逝世，享年69岁。
70年之后，即1989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二次会议上，严范孙的名字重又唤起人们的怀念。会议通过提案，褒扬严范孙一生矢志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
贡献，南开大学为严范孙立了纪念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