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异化——天刑

　庄子哲学是一部人生哲学，而他的人生哲学又首先是一部关于人如何逍遥自由的哲学。既然有自由的问题在，便知庄生自己活得已不十分自由了。但庄子对人对人生怀有一种哲人的豁达，他认为："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又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人生注定要遭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由不得你喜欢不喜欢。"事之变，命之行"，即指社会矛盾与自然矛盾的客观必然性。不过人有生死，邦有存亡，天有寒暑，这丝毫也不可怕，因为它们有规律可循。人不能改变规律，却可以顺其自然"使日夜欲，而与物为春"（《德充符》）。人随口劳作，随夜安寝，与物俱化，这样"事之变，命之行"便能危害人。庄子认为，真正可怕的是人精神上的遮蔽。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人人皆有个"心中贼"，这在庄子的字典里叫"成心"，即今之所谓偏见。人的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意识，《齐物论》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人的社会环境即属广义的"成形"的范畴。有什么样的"成形"，便有什么样的"成心"；有什么样的"成心"，便有什么样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阿Q从未庄到县城，带着在未庄培养的成心，看县城的一切全不顺眼；中国人站在黄土高坡上看大西洋，自然觉得大西洋的蓝色也全不顺眼。人一有了"成心"，便不免有主观成见，便不免以已为是，以他为非。"成心"得到满足便是善，不尽人意便是恶，于是把是非善恶观念强加给社会，甚至强加给大自然。譬如"一犯人之刑而曰：人耳！人耳！"（《大宗师》）待人尽天年便"嗷嗷然随而哭之。"（《至乐》记庄子言）在庄子看来，实在是不通命，不只是不通命，而且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从人的认识根源讲，"成心"实系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方式，从"成心"出发，现实即为是非善恶所二元分裂。非我的世界被分裂了，自我的世界焉能不分裂，这种人的自我分裂，庄周称之为"天刑"。

　　"天刑"是一种人的自我纠缠，即人生目的非人化所引起的行为悖谬。这有些接近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只不过马克思的异化是从和私有制所引起的现实体论推导出它的意识表现，而庄周的"天刑"，则是从人的意识表现推导出人生的现实修论罢了。

　　就字面而言，"天刑"指违悖人的自然本质而遭致的惩罚。《德充符》载："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淑诡幻之名闻，不知至人以是为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叔山无趾受别足之难，这是人间的刑戮，固也不幸，但孔子所遭受的是"天刑"，是自己给自己的桎梏，这就更不幸了。孔子"克已复礼"，复兴以血缘为纽带的"宗子维城"的周制，惜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血缘纽带因世代相袭而松散。自春秋的私家化运动，把邦国之间的"亲亲"关系撕得支离破碎。所以，孔子试图以"仁"学来补周礼，这个"仁"实际上是"亲亲"观念的肿胀。《天运》记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一语道破，说虎狼亦父子相亲，则仁爱，虎狼之仁而且。这就是说仁是从血缘观念提升出来的。"亲亲"有差等，"仁爱"亦然，爱马不若爱人，爱庶人不若爱君主。强以仁爱消解天下纠纷，无疑于逼着焦大去爱林妹妹。庄子曰："至仁无亲"。（《天运》记庄子言）这恰好击中了仁学的弱点。墨子的"义"大约犯了和孔子同样的错误，《墨子·耕柱篇》云："义可以利人"。可是，从大禹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利"已经被私有制无情地分割了，"王公大人"和"农与工肆之人"，既不可能"交相利"，也不可能"兼相爱"，以义来消解天下的纠纷，然也是行不通的。儒墨之仁义，皆为一厢情愿的救世方案。若明明"知其不可奈何"（《人间世》），却"强以仁义绳墨之言稿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育典美也（用别人的恶名来换取自己的美名），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人间世》）孔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而穷于陈蔡，这些遭际在庄周看来，只能抱以哲人的悲悯。因为救世诚可贵，殊不知却成了菑己菑人的"爱马者"，这就十分可悲了。

　　庄子从他的自然主义立场出发，断定天底下本不存在绝对的是，绝对的非，儒墨之是非不过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日'益多'"，（《人间世》）给乱哄哄的世道凭添几多是非而已。《大宗师》云："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回：'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日：'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别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这等于说，强以仁义是非绳墨天下，反而会伤害人的纯正本性。《老子》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人本来有"贤与不肖"之分，如强求清一色，让神州尽舜尧，则天下必归于伪。

　　庄周认为，人性在于自然，这不是说人的本质只能从生物学方面去限定。《德克符》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益生即溢生，即以成心捐道，犹如生理上的骈拇枝指，是主观强加给社会的东西。庄周无意泯灭人的智慧，但他不赞成以抽象的知与名（知性）将世界二元分割。有分便有争，儒墨的本意是要去"争"，可是自家的理论就是用"争之器"（知与名）铸造出来的，把它强加给人，这就叫"益生"。"益生"违反了客观规律，必然受到辩证法的惩罚，这就叫"天刑"、"遁天之刑"（《养生主》）。可见，人生最大的不幸在于人自己，人的知识为知性所遮蔽，就象走进了柏拉图的洞穴，把瞬息即变的，两可的、相对的东西，误作不变的、唯一的、绝对的真理。人被抽象的、片面的、孤立的知性范畴所支配，所以人把自己也抽象化、片面化、孤立化了。实际上，黑格尔、马克思说的异化，从意识方面言，也是一种知性的遮蔽。马克思在他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评"国民经济学"（美国古典经济学）把人抽象为有生命的机器——"经济人"，认为这种对人性的剥夺，正是现实中异化的反映，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疏远化的理论形态。庄周的异化思想缺乏明晰性，但他的确认识到，人陷溺在"成心"的苦海中，便成了"外物"的奴隶，这与孟子说的"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相得益彰，都是说人心为外物所吸引去了。"外物"即指知性对象，为外物所吸引即存在的异化（黑格尔则表述为理念的外化）。所以人越是沉醉于外物，就越是丧失了自己，就越是不自由。譬如你带着"未庄"的成心去游县城看什么都不顺眼，自然逍遥不起来；可是你偏偏还死抱住成心不放，非要在县城实你在未庄的自由，那就无疑于咬着自己的尾巴试图飞奔的猴子，所谓"虎豹之文来田，猿狙之便来籍"（《应帝王》）。你越是努力，就越不自由。所以，庄子所触摸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矛盾，而是具有自我纠缠性质的"怪圈"，从逻辑学上说，这叫悖论或佯谬。从人本学上说，这就是意识误区所引起的异化。

　　《齐物论》描述了人在意识遮蔽下的心理状态：

　　　　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措，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瑞，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恤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

　　如果人生总是这样"与接清，日以心斗"，就算你身居要职，腰缠万贯，你的一生也是肃杀秋冬，毫无幸福可言。《至乐》载：庄子之楚，见空髓髅，髑髅半夜来见庄周，告诉他："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此语固然不庄重，所谓"好死不如赖活"，死难道真比生还令人留连吗？不过，如果人人为成心所羁绊，时时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自己斗的涡流中转圈圈，这难道就是生活的本然面目吗？　　庄子没有在认真追究异化的社会根源，"喜怒哀乐，虑叹变热，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齐物论》）人为什么会如此愚昧，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心理表现，这是难以追究的，但庄子认为，古代社会中人性是健康的，"古之至人，天而不人"。（《列御寇》记庄子言）在神农，黄帝之世，人们以"物物而不物于物"为"法则"（见《山木》引庄子语），未曾背上成心的重荷，未被知性思维所蒙蔽。庄子实际上已看到，异化是文明的副产品。《齐物论》云："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又云："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站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统而言之，人类的一切不幸可以归咎于"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这里的道指道术，爱指儒墨的仁义之学。细分之，从道到爱经历了四个逻辑阶段：其一为"未始有物者"，有物即有形。《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可见，物与形是分不开的。有物便有"成形"，用来比附历史，便是社会有了差别，有了培养成心的环境土壤。"未始有物者"，则是原始社会共同劳作的天放状态。其二为"有物矣，而未站有封"。这一阶段虽然有了差别，但私有制还没确立，国家尚未形成。封即分界，有封就各自封闭，具有对立的性质，彼此互不相融了。其三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这也就是说，阶级国家已经形成，而社会各方面尚未恶化，各种矛盾还可以调解。其四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也"。有是非就有了利害冲突，就有了成心，就有了爱憎，到了这一步，社会就彻底分裂了，人自我也进入永无指望的二元纠缠状态，这样的社会已无道理可讲，人人都以自己的爱憎为是非标准，根本不可理喻，每个人的爱憎又都打着各自的阶级烙印，什么是非善恶，说到底都是阶级偏见。当然，庄周只分析了由道及爱的观念发展，关于社会历史的演变，他没有去深究，他也无须去深究，因为古人素来怀有一种天地人三体对应的神秘信仰，论道与论史不分家，道术演绎的过程，同时也暗示宇宙分裂的过程和社会进化的过程，这三者是浑然打成一片的。《人间世》云："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可见，在庄周那里，一定的观念形态对应着一定的历史形态，道术观念的沦丧从尧舜开始，而人性分裂的历史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天运篇》载庄子曰："至仁无亲，……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至愿，名誉并焉。"理想的社会，须打破"亲亲"的血缘纽带，打破贵贱贫富的阶级差别，以及建立这种差别上的等级名分。这是庄周的理想，也是庄周对现实的批判。所以，庄周并非仅仅触摸到异化的观念因素，他对道术分化的抽象推演中，实际上也暗含着对人生悖论历史成因的敏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