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适之安：严復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读后

  严复墓在福州市郊北鰲头山东麓的小山坡上，去过的人一定会记住墓埕横屏上的四个大字“惟适之安”，这是严复一九一○年营建墓茔，安葬结髮妻子王氏时自己题写的。

  台湾学者黄克武取这四字作为他这本严復研究著作的主标题。黄克武认为“惟适之安”，或可视为严復对自己一生精髓的总结，“亦即国人只有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迁与外在的挑战，才能走向太平安定之境。”

  如果从严復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而言，这种理解很正常。自严復翻译《天演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来，“适”字可谓一时思潮之代表。胡适在《我的信仰》一文中有一段回忆，说到他名字的来歷，也揭示了严復在当日的巨大号召力。他说：

  我又读过严復所译穆勒的《自由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严氏所译赫胥黎的论著，于一八九八年就出版，并立即得到知识阶级的接受。有钱的人拿钱出来翻印新版以广流传，因为有人以达尔文的言论，尤其是它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运用，对于一个感受惰性与懦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个合宜的刺激。

  从启蒙到保守的疑问

  数年之间，许多的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誌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採来做自己的和儿辈的名号……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对于中国以进化论为时尚，也是一个证据。我请我二哥替我起个学名的那天早晨，我还记得清楚。他只想了一刻，就说：“‘适者生存’中的‘适’字怎么样？”我表同意；先用来做笔名，最后于一九一○年就用作我的名字。

  但严復取“惟适之安”为题字，并非把类似于“适者生存”的口号写到自己墓前，其用意应出自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在这篇文章中，韩愈描写他隐居太行山的朋友李愿，不遇于时，“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採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歷经世变的晚年严復对“惟适之安”心有戚戚焉，更多是回归到老庄的传统人生哲学，回归到中国文人自我调适的心理定势上，即其自谓的“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严復以充满进取精神的“适者生存”名满天下，却以调摄身心的“惟适之安”安放灵魂。一个引进西学启蒙新知而名垂思想史的人物，却日益回归中国传统思想与信仰。此种嬗变，是研究严復的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疾呼禁绝鸦片的人却陷入烟瘾不能自拔，一个洞察“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人最终却列名拥护帝制的“筹安会”，一个译介大量西方学术的人，晚年却相信扶乩卜卦和灵魂不死？

  在中西新旧之间

  不少研究者批评严復思想不断退步，如周振甫很早就指出严復一生可分为“全盘西化”、“中西折衷”、“反本復古”三个时期而日趋保守。西方严復研究的权威史华慈则认为严復身上有一贯的“两面性”，一方面从新知中追求国家富强，一方面又在“神秘主义”中寻求精神的避难所。

  黄克武此书试图以新的视角回答这一引人深思的问题。他既不贊同简单的“退化论”，也不认为“两面论”就可以道尽严復在文化转型中的复杂性。他认为，严復前后期思想虽有变化，但精神基础是一致的，在激进时没有放弃传统理念，在保守稳健的晚年也未放弃西方的自由民主。严復始终主张中西会通，在追求建立自由富强国度的同时，又坚持植根于传统价值的道德理想和形而上关怀。这种信念和严復思想的西方自由保守主义渊源有关，即认为社会是有机生成，逐步演化的，传统依然保有价值，在世界观中为“不可知”留有一席之地，不贊成决然而然的激进主义。

黄克武著《惟适之安：严復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台湾联经出版，二○一○年）

  研究严復思想转变的人一般多从严復最有争议的政治立场变化入手，解析他为什么支持开明专制。而黄克武则选取了另外四个维度来考察严復。

  第一个视角是严復的异性情缘。这部分主要叙述严復的家庭生活。严復先后有过二妻一妾，和普通人一样也有许多家长里短的困扰。尽管兴办女学、提倡女权，促成传统婚姻家庭形态的变化是中国近代转型中的重要一部分，但严復作为启蒙思想家，在婚姻上仍非常传统，他并不贊成婚姻自由，希望自己的妻妾恪守妇道。当然，严復生于一八五四年，比起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鲁迅那代人整整大了一辈，作为“过渡的一代”，延续旧式家庭并不足为奇。

  黄克武不惜笔墨叙述严復和吕碧城的师生关系。黄克武认为严復提倡女学是受吕碧城这位近代中国鼓吹女权最力的奇女子的影响所致，甚至认为严吕虽相差三十岁，但二人有爱慕之意，只是恪于师生礼法，未敢逾越，吕碧城终身未嫁部分应缘于此。

  黄克武对这种师生恋的揣测除了一两首香艷的诗词，没什么过硬的证据。其实比推测感情纠葛有意思的是，吕碧城虽然以特立独行著称于民初女界，晚年却皈依佛教，思想回归传统。一九四二年，即将弃世的吕碧城追忆严復，对严復译介西学的成就颇不以为然。她写了一首关于严復的诗，诗云：“祸水洪荒破太空，伊谁造译徂西东。争知饮鸩传天演，犹自伤麟怨道穷。门仰高风曾立雪，墓埋奇气欲成虹。惟怜燕许如椽笔，未作仁言溥大同。”诗前题记曰：“业师严几道先生学贯中西译述甚富，尤以首译《天演论》著名。然物竞天择之说已祸欧人，若当时专以佛典译飨世界，则其功不在大禹下。惜乎未之为此。而先生晚年有诗云‘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亦自怨深矣。”吕碧城的思想转换与严復有相似之处，她对晚年严復思想的理解也有参考意义。

  第二个视角是分析严復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的经歷，在这段长达二十年的歷程中，严復教学、仕途并不顺利，他为不由科举出身，不得重用而苦恼，于是花一百零八两银子捐了监生，于一八八五、一八八八、一八八九（恩科）、一八九三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甲午战败后，严復深受触动，撰写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一系列犀利的文章，包括入木三分地批判八股取士破坏人才，认为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天下士子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富。”一个反对八股的人却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上进机会，这种认知与行为的背反是转折时代中常有的事情。

  第三个视角是探讨严復翻译的词语与大量来自日文的新名词之争。甲午战败后，严復以翻译西学为使命，先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间完成了《天演论》的翻译，随后又翻译了包括《国富论》、《论自由》、《论法的精神》等一批经典西方著作。他提出的“信、雅、达”成为近现代中国翻译的准则。作为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的私淑弟子，严復翻译直接取自西方著作，行文用词力求古雅，但是在风行一时之后，严译名词却没有战胜同期大量转译自日文的和语词，大多数被淘汰。黄克武指出，严復以古典文化结合西方新知所传达的文化典范，在激进化、反传统的时代中也难逃曲高和寡的命运。

  黄克武用语词之争来观察文化转型是一个好视角。歷史上许多重要的文化转型，往往伴有语言文字变革。如文艺復兴之于意大利语，路德新教改革之于德语。中国歷史上两次大的文化转型，一次是佛教传入，一次是西学东渐，也都经由译介引入一系列新名词。严復坚持用古雅的旧语文去承载新思想，早期或有利于争取上层知识分子的同情。但是随着留日学生激增，新式教育发展，传播媒介推广，更简易的新词语、新文体显然容易获取社会的广泛认可。从古雅的严译到梁启超的“新民体”，再到五四的“白话文”，严译的失传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由“精英”趋于“大众”的一个註脚。

  第四个视角讲述严復参与上海灵学会的情况。以五四以来的“科学主义”传统看，严復晚年相信扶乩占卜、灵魂不死等实在荒诞。但黄克武认为严復之所以如此，除了理学、佛教、道教等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又根植于他所接受的西方学理。赫胥黎、斯宾塞等都认为科学无法解决一切问题，要为不可知的事情留一席之地。严復不是晚年才迷信，而是始终信奉有不可知、不可思议的东西。比如在翻译《天演论》的案语中，严復就指出“佛所称涅槃，即不可思议之一。他如理学中不可思议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至于物理之不可思议，则如宇如宙，宇者太虚也，宙者时也。他如万物质点、动静真殊、力之本始、神思起讫之伦，虽在圣智，皆不能言。此皆真实不可思议者。”西方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导致不可知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也合乎中国哲学的传统，但严復晚年相信灵魂不死，相信扶乩占卜等玄虚，显然超出不可知论的范畴，黄克武对此似无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能给“退步论”有力的反驳。

  值得称道的是，黄克武的这本书没有按照思想史的一般写法那样去大量摘引严復著作，反而花费不少篇幅来写人记事，叙述时代背景，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展开的社会画面，不管读者最后得出什么结论，都能更加立体直观地去观察严復。

  圣人亦在“运会”中

  总的来看，黄克武更重视梳理严復复杂思想与行为的内在因素与逻辑，强调变化之下的一贯性。但考察严復思想，社会变迁与时代思潮冲击可能更有重要作用。就像甲午战败促使严復从默而识之到起身疾呼一样。民初的政治乱象和一战的惨烈结果，对严復晚年思想转向影响很大。一战后，对西方制度与科学的反思是全球性的， “西方没落”的观点甚嚣尘上。在中国，梁启超于《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科学破产”或“科学不是万能的”的意见堪为代表。严復也在此思潮之中。他非常关注一战，包括给袁世凯呈送了不少《居仁日览》分析一战局势，同时也因为一战而对“平等”、“自由”、“科学”等西方“福音”产生了怀疑，他感慨“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反思“不佞垂老，亲见脂（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已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出于对中外现实的深深失望，严復对西式民主更加谨慎，对科学的信心有所保留，宗教热情逐渐升温，更多地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慰藉，这些变化都不难理解。

  一八九五年，严復曾经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提出过“运会”的观念，认为“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回顾歷史，一战结束，似乎确实出现了一个这样的“运会”。三百年来所向披靡的欧美式民主和科学乐观主义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当此“运会”，更多的人另谋出路，转求更加强调集体和组织、更行动有力的道路，而严復则回归传统，与时代潮流相背，被目为“保守退步”。用“运会”来理解严復亦不失为一种视角。

严复 严复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