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传(严范孙)

 一、家世与童年(1860—1872)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祖籍浙江慈豁。清顺治年间,其七世祖应翘以经商北来,定居天津卫,卜宅于西北城角文昌宫以西,地名四棵树,宅后临倭瓜园。严氏前后十一代,凡三百年,均居于此。南开学校前身的敬业中学、天津女学嚆矢的严氏女学亦滥觞于此。由于据说他家的远祖是东汉严光,所以严修曾撰其门联云。“邻巷四棵树,家江七里滩”(严光垂钓处),横额“故园瓜好圹。
  严修的父亲名克宽,字仁波,兼祧他的祖父道尊与本生祖父道亨。严修初名慎修,有兄名振修。后来其兄改名振,慎修则改名修。又因道尊字师范,严修遂字范孙。其兄则因祖父道亨字宇香,而字香孙。严修还别字梦扶,小字玉珪,据说是由于他降生前夕,其父梦见有人赠以玉杖的缘故。晚年别号偍屚生,典出《苟子·修身篇》:“难进曰偍,易忘日屚。”
  严修的本生祖父宇香(1805——1872年),年青时帮别人经营盐业,到咸丰初年自己占有引地,行盐于顺天府(令河北省)之三河县。咸丰八年(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侵入天津,严氏全家避难于三河县的段家岭。三年后,就在这里生下了严修,时为清咸丰十年庚申三月十二日,即一八六○年四月二日。
严宇香禀性慷爽,有任侠之风,肯于急人之难,虽家境并非宽裕,赒恤亲友从无吝色。此一品格曾给幼年的严修以深刻的印象。
  严修的父亲克宽少年时曾治举业,因应童试未中,遂弃儒专佐其父操持盐业。他自同治庚午(1870年)起即担任长芦纲总,先后共达十年。平日治事公正持平,不辞劳怨。地方每有兴举,必就商于他,并请他襄理其事。常设者如育婴堂、恤嫠社、施馍社、牛痘局、惜字社、备济社、灯牌公所,临时举办者如冬季粥厂、四乡放赈,还有书院值年等公益事务,可以说他是无役不从,而且无不黾勉从事。他承办赈务,往往先派人分往四乡调查贫苦人家户口与生活情况。严修兄弟有时也奉命同往,使能了解一些民间疾苦,因此严修十六、七岁时就曾跑遍天津西、北郊各村庄。祖父、父亲这种种言传身教,对青少年时代的严修无疑的会起到很大的影响。
  严修三岁(1862年)时,祖母逝世,才从三河迁回天津。六岁,开始入塾,从查帖青读书,开蒙课本为《龙文鞭影》,因能属对为老师所称赏。七岁,从孙竹泉读。八岁从周玉山读,开始作试律。十岁,从沈季平读,读完了“四书”。十一岁从于筠庵读,开始习作小讲,每月三、八日作时文,逢六作律赋,皆能遵限当日交卷,很为其师所称许。从这一年起,直到十六岁,他跟着这位当时也是天津名诗人的宿儒良师学习了五年,从而获益非浅。十二岁时,其兄严振应县试,他请于其师,一定要随同入场一试,结果榜发被黜,使他感到:“一出铩羽还,始知谈何易!”(乙丑《杂忆儿时琐事》)
  十三岁,应县、府试。
  二、从庠序到翰苑(1873—1894)
  同冶十二年(1873年),严修十四岁,应院试,被录取,入府学。次年,应岁试,取一等第七名。自光绪二年至七年(1876—1881年)间,他从举人张绅(子笏)学,曾用功读“四书”、《诗经》、《书经》、《礼记》、《左传》、《纲鉴》》与《朱子汇参》,并到辅仁书院按期应试各课,也间或应问津书院月课,所作课艺常名列前茅。
  严修十八岁,应院试补廪膳生。是年,始识博通西学的陈奉周,与之游,深获讲贯之益。二十岁应乡试,未中。因侍父病,辍学。翌年,父谢世,重温旧业,攻读益勤。除读完“五经”外,兼读《国语》、《文选》、《绎史》等书,并旁及笔记与类书,始习算术。二十二岁时见到了当时任问津书院山长的张佩纶,甚受赏识,并由张引见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年,中壬午科乡试举人。正考官徐桐对他的经艺卷大为击节称赏。
  光绪九年(1883年),严修二十四岁,得中会试,改庶吉士。清制,庶吉士经馆选后,三年考试散馆,按优次等第,留为编修、检讨等职。严修为了准备考试留馆课,曾谒见张之洞与张佩纶请益。张佩纶对他说:“学人之精力,两事困之:一为经学,钩稽繁引,累世莫殚,虽通经实不足以致用;二为词章”。又说“宜古宜今,有体有用,莫如读史。”这些话后来对严修的治学旨趣与学习态度都起到一定的影响。从此,他较多地致力于《史记》、《汉书》、《通鉴》,也兼及《说文》、《尔雅》。虽说所习多为准备留馆考试之用,但已转向于以实用为主,拿出了较大的精力来学习《勾股举隅》、《勿藿算书》、《数理精蕴》、《地球新录》、《天文启蒙》、《格致入门》等数理化书籍及《伤寒明理论》、《医学源流》等医书,并演算勾股开方及炮操算法,所涉猎的四部群书也多系有裨世用的,如《梦溪笔谈》、《齐民要术》、《国朝先正事略》、《圣武记》等。
  严修二十五岁那年年底,赴三河借居盐店读书。这时,他是满怀经世致用的信心与抱负的,临行前有《口占留别陈奉周》一诗明志:“世事艰难少不更,悔从纨袴度生平。晏安况味真无赖,剽窃工夫浪得名。知耻方能成大器,有才便不畏虚声。男儿胆气须磨练,要向风波险处行!”
  他留三河一年,除刻苦攻读外,还两游盘山,并探访当地文物掌故,风土民情,写下了好多首反映乡村旧腊新正景象、官场客套、民间淳俗等富有生活情趣的诗篇,和记述诸如铜作制器、涂树避蠹、马戏表演之类闻见琐事的日记。他并没有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而是肯于接触下层社会,开拓自己视野,这同他后来的关心世运、讲求实际的思想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严修回到北京,四月散馆,授编修,冬,补国史馆协修,光绪十四年四月与十五年四月,两次考试差。十五年二月光绪亲政,严修于十一月膺选充任会典馆详校官。翌年,充直隶省乡试试卷磨勘官。光绪十七年及十九年又两次考试差。光绪二十年大考二等,考试差。光绪帝曾先后召见三次。八月,授贵州学政,时严修三十五岁,正值甲午中日战争之年。
  严修在京供职的八、九年中,由于有了更加充分的时间可以利用,他得以博览群书,以充盈腹笥,开拓眼界。除重温“四书”、“五经”、“四史”、“宋五子书”外,还阅读了一些文集、笔记、政书、奏议,演作过几何图,行星、四时、日月蚀图,十二官及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图,以及车舆、考工记各器图。他常年坚持临帖、写白折,后来还学绘画。平素爱好观剧,还读《瑟谱》,研音律,喜好吹箫。对鉴赏文物字画,也很有兴趣。
  他平日特别注意个人道德修养,在日记中常有自讼自责之语,严于律己,对败德逾矩之事,往往提到“人禽关,生死门”的高度,来“懔之戒之”。
  这十几年的科场甘苦、宦海浮沉,使严修在思想上有了深刻的感受与体会。“十年宦味语长安”,归结到两句话,就是“苞苴事业污人易,袍笏文章问世难。”(1893年《冬日还京途中作》)夤缘奔竞,货贿公行,吏治腐败,同流合污,而官样文章、制艺文字又无裨于世用。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严修这一有心人的深思。他探索所以致此之由,已开始觉察到当时科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漏罅与积弊。这在他光绪十五年(1889年)《复姜少云》函中说得甚为透剔:“读书应试,但蕲科第;迨其通籍,便望迁除。”读书全为猎官,而居官又随波逐流,尸位素餐,“传舍之徙,既弊其神明,轇轕之例,又夺其夙习”。“堂司之权掌于吏胥,牧令之命持于门印,幸而无事,则循良上荐……治不自知之事,居不自主之官,名利两丰,何惮而不为耶?推之衡何莫不然?”这是他时常忧虑的,因而立下为国家作育人,以补偏救弊,力挽末流之失的志愿。他就是这样抱着“冀无渝夫初志,庶少答夫圣恩”的心愿(《到黔报接印日期折》),踏上黔轺五千里的征途。

 三、黔中劝学(1895—1897)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严修简授贵州学政。他九月出都,取道清苑、安阳、郑州、新野、樊城、江陵、常德、沅陵入黔。十一月抵贵阳,就任。
  严修在贵州学政任内,锐意兴革,显示了他卓越的器识与才华。三年瓜代离任之时,黔中士子为他树去思碑与誓学碑,称颂为“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这都不是偶然的。
  接篆之日,严修即上折奏报接印经过,这一奏折也就是他在黔一切措施的方针与要旨。他表示要“严去取以覈真才,慎关防以祛诸弊,揆圣贤立教之意,有行重于有文;体朝廷眷士之心,所习必课诸所用。”这段话正是他崇实学、育真才这个一贯主张的集中体现。
  下车伊始,头件事是“观风”,即巡赴各州县命题课士。所发《观风告示》,也就是他的按试纲领。他考课生员,出有策论四题:一、辨志,问“志趣何如”,“愿治何书”;二、明师,问“夙所宗仰”;三、评文,使试评“浅深同异之故”;四、匡时,使各举所知“军国富强之策,民物利病之源”。四题之间,有一个中心的宗旨和要求来贯穿,那就是打破一切拘墟与迷信,“勿空言,勿耳食”,敢于独立思考,“词必己出”,而且要“畅所欲言,无有逊避”,“抗希古人不为僭”,“覼举时贤不为私”。也就是说,要敢于向权威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特别语重心长的是,他在论题小注中所说:“方今时事,急需才矣!诸生有熟于经世之学者,各举所知,以相讨论,范文正作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愿诸生效之!”以上这些话,对于那万马齐喑的当时,夜郎故国的当地来说,不能说不是一声木铎晨钟!
  莅任不久,严修又发出了《劝学示谕》,这是他一向所主张的为学要旨。文告中首先切中时弊地指出:“方今士习之蔽,大要有二;朝而时文,夕而试律,迁道德而不谈,束经史而不观,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其蔽一也。口则诗书,心则货利,身则庠序,行则穿窬。言不能顾行,行不能顾言,其蔽二也。”要祛除这种学用脱节,言行不一的大蔽,就必须“讲求为学之本原,推究读书之实用”,在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上来一个彻底的改变。因而他在这里提出了“反己自证”这一新的命题。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联系思想实际,作自我批评与检查,用生活的实践来检验自己学习的成果。如“言礼义忠信廉耻也,则思我之应事接人、去就取与之间何如”。如已做到,自可“怡然自慊”;如未做到,则必应“蹶然自奋”,如正“中吾之病痛,或发吾之隐伏”,则“必有皇皇汗下,似若无所容者。”在文告的中心部分,他更强调地指出:“天下之治乱,视乎人才之盛衰。今日读书,他日致用,非止为进取也。”因为欲得朴雅之才,所以对诸生更需要“校其文艺,以觇其所造;察其气质,以验其所养;面课其言论,以测其浅深;密访其行谊,以聂其真伪。”“浮薄傲戾者,名虽久著亦黜之,以儆效尤;敦笃纯实者,文虽未工亦进之,以资矜式。”这都充分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敦品脱学,讲求实用,的教育思想。
  严修在黔,第一年按试了安顺、遵义各府,第二年按试了下游平越、都匀各府。所至循名责实,严格去取,特别注意剔除积弊。严禁考生冒籍、枪替,并示诸童互相纠查,如能指攻确实,格外奖赏,使作奸之徒,闻风歛迹。此外对廩、候廪,出贡的生员交纳上费的弊政,也予以革除,使许多寒士受惠不小。
  严修鉴于贵州地处边远,风气比较僻塞,为了启迪民智,开拓文风,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严修出京入黔,虽轻装简从,但携书甚多,达十四大箱。抵黔后又捐廉购进了一批书籍作补充。大部分都拿出来置存学舍,供士子浏览。后来又与抚藩合议,筹立官书局,刻印书籍,发售各州县,置放学舍,以供阅览,并以看书之多寡,作为士子勤惰考察之标准,学官奖惩之参证。他还翻刻《书目答问》等读书指导一类的书,教士子以读书之法。每月终审阅读书日记、省身札记,对成绩优异者,给以书资与膏火的奖励。
  贵州原有正本、贵山、学古三个书院,为了加强施教,严修改组了学古书院,手订《肄业条约》,令各州县保送优秀生员四十人住斋肄业。聘黔省名儒雷玉峰主讲席。所习以经史、算学为主,兼习时务、政要。他还曾电请湖广总督张之洞协助征聘算学讲师,并每日亲自前往督课,为学生解答算题。
  严修感于兴学敷教必须形成风气,乃使雷玉峰发起组织协会,约集同人,共申条约,以相互砥砺,使学风为之一振。
  严修诞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兵燹之中,从他束发受书到居官翰苑的二十年间,正是古老中国发生历史巨大变革的时期。他的家乡天津这时已被迫开为商埠,辟有外国租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侵略的桥头堡。外目人开设的洋行、教堂,学校、医院相继出现。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也于此时应运兴起,以天津为中心,办起了洋务学堂、制造局、铁路、轮船局等新型事业。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关心国家命运的严修,在思想上不能不有所触动。他出任贵州学政之年,又正是中日战争中国败衄的一年。次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满请政府丧权辱国,更使莽莽神州濒临危疑震撼之秋。严修在贵州听到这些消息,深感“厝火积薪,危若燕幕,感时纡轸,如何可言!”(1896年《寄辛蔚如》,见《蟑香馆书牍》)认识到“承敝易变,事有必然”,而自己却是“明知救时才俊,必不出于八股试帖之中,而较短絮长,执以进退。虽职思当然,不自觉其兴味之索然矣!”(同前)“朝廷当旁求俊义之时,学臣有教育人才之责。一筹莫展,负疚滋深!”(1896年《上张子笏师》),因而下决心要“研精课实,以应当事之求"(1896年《寄华壁臣》)了。
  是时,康有为等在京已有公车上书之举,万言书辗转传抄,强学会也展开活动。他们的那些维新论调与严修的看法正不谋而合。这时,严修已痛切地认识到“科举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若一无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1896年《复柯逊庵太守》)“近来时局日异月新,泰西诸学,俱为当务之急。”(1896年《上尹琅若师》)“不此之务,势将不拯!”对昧于时势的陈言积习,必须彻底予以扭转。他也意识到了:“迩日当轴颇务改絃,意者机殆将转乎?”(1896年《寄辛蔚如》),并在一封致徐世昌的函中赞许“康长素之疏真卓论也”(《黔轺信草》),肯定了革旧维新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推动下,严修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突破性的变化,这具体表现为一八九七年八月他的有名的请开经济特科奏折的提出。在这个奏折中他突出了“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材;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的改革与求实精神,提出了仿照康熙、乾隆年间两次举鸿词、一次举经学的特科的先例,打破常格,另设经济特科,对“周知天下郡国利病"者,“熟谙中外交涉”者,“算学译学擅绝专门”者,“格致制造能创新法”者,“堪游历之选”者,“工测绘之长”者,“统立之专名”,予以量材取用,同于正途。并规定“去取无限额数”,“录用无拘资格”,“赴试宜筹公费”,俾天下有志之士“争自濯磨,翕然奋兴”。为了减少阻力,防止幸进,还规定“责成内外诸臣搜访保送,蔽贤者惩处,荐贤者上赏。”法良意美,也充分体现了严修的深谋远见。
  严修的奏开经济特科一举,在他的一生历史中,乃至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因为它不仅切中科举制迂腐空疏的积弊,打破了唯一的通过八股以取士的渠道,也为学习西方文明,使新兴的有维新思想与技能的人才跻身政治舞台,打开了一线通道。但严修毕竟是一个出身于封建阶级家庭,受过一整套封建儒学教育,并且已沿着科举的阶梯爬到统治阶级上层的士大夫阶层,他的变革旧制、学习西方的思想不能不表现出很大的软弱性与局限性。他不能断然忘情于他自己所走过来的道路,也不愿甘冒离经叛道之不韪,一下子断绝了那一大群与八股文字性命相依的生员士子所必经的出路,所以他并没有提出废除科举制的明确主张,只不过在“科举未能骤变,学额又未能遽减”的情况下,开特科以为权宜,仍与八股取士并行而不悖。这样做,其作用正如梁启超在评论此事时所说的那样,“得此亦足稍新耳目”而已,是起不了多大的实质性的变革效果的。但在当时,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极为迁就的修补方案,也还是因触怒了那些顽固分子而胎死腹中,并为严修本人招灾惹祸。
  严修此折奏上,光绪帝于次年五月诏谕:“所拟六条尚属详备,即着照所请施行,并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各举所知,保荐人才,限于三个月内迅速咨送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一俟咨送人数足敷考选,即可随时奏请,定期举行。”(总理衙门、礼部《遵议经济特科详细章程疏》附片)但诏下数月,顽固派大臣仍迁延不肯荐人,严修的座师大学士徐桐甚至因此而拟削去严修门生籍,竟传语门房:“严修非吾弟子,来谒不准通报。”迨至八月慈禧政变亲政,此议更无形夭折报罢。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严修任贵州学政期满离省,取道岳州、武昌、上海,到慈谿故乡扫墓。翌年三月,回到天津。由沪搭新裕轮返津途中,曾与梁启超、康广仁相遇畅谈。
  严修贵州学政一任,因捐廉为士子购书、作奖金,所费不赀,任满还京不仅宦囊如洗,而且负债累累,只好托至戚举债,借八千缗又两千金于德厚堂,总计负债四千两。

  四、桑梓兴学(1898--1905)
  严修一八九八年三月返抵津寓后,闺三月十日晋京觐见光绪帝于颐和园。十四日谒李鸿章。四月,于徐艺甫处见康有为,因彼此心仪已久,所以虽系初会,亦畅谈甚久。越五日,与康及粱启超等陪日本公使小聚。是月底赴小站访当时任营务处总参议的同里同年至交徐世昌,并经徐的介绍,认识了袁世凯与段祺瑞。八月因见忤徐桐之故,被免去翰林院职务,仅留编修空名,全眷由京返津。八月十六日,慈禧政变临朝,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严修因在百日维新中很少在京,亦未参与康、梁之事,故得免于难。
  是年冬,请张伯苓来教严氏子弟及故人子陶孟和。讲授课目有英、算、理、化诸科,当时称为西学。
一八九九年,严修四十岁。有《四十自述》诗:“我年二十失双亲,又作孤儿二十春。八载京华糜廪禄,一官天末厌风尘。心伤岛国沧桑古,肠断鸽原墓草新。除却向平婚嫁事,世间无所用斯人!”(其兄香孙于上年六月去世,第六句故云)长才未展,事与愿违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一九○○年义和团事起。六月,八国联军侵入了天津。严修全家未及远避,且有戚友四十八家投他家避难。他亲眼看到当时地方糜烂、生灵涂炭的惨景。这场创痛剧深的、比以前的英法联军、中法、中日各役都严重得多的民族大灾难,使严修深受震动。此时,他不由得不觉察到,时艰势危,当务之急,已不仅在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而更重要的则在于民智的启迪与开通。要达此一目的,那就决非在旧式儒学与科举制中兜圈子,修修补补,所能济其事。而需要重新另起炉灶,认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科学,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创办新式学校,普及国民教育,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从养士教育到新民教育,这是严修思想的又一突破性的变化,是他从一个儒学教育的改良派转为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历史转捩点,而前此的奏开经济特科只不过是他从科举制度走向近代教育的一道桥梁。
  要学习西方,引进资本主义文化与教育制度,就需要到外国去学习与考察,以探求办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而出洋考察,应先去何方呢?严修在这里首先选中了日本。理由倒不只是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路近费省,更重要的则在于两国的国情相似。严修既寄希望于清室的中兴与维新,主张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那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自然就成为他所向往的鹄的与典范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在短短的两年内“两度瀛山采药归”(《五十述怀》)的缘由。
  一九○二年清政府从八国侵略军的殖民统治机关“天津都统衙门”手中接管了天津城,地方局势比较稳定了,严修也实现了他赴日本观光学习的意愿。从是年七月到翌年九月共在神户、东京呆了一年又三个月。他所参观的范围非常广泛:政法机关有贵族院、众议院、大理院、东京府署、警视厅、控诉院、地方裁判所、鸭巢监狱;社会福利机构有慈惠院、养育院;实业单位有纺织会社、麦酒会社、商品陈列所、电话局;文化机构有博物馆、水族馆、《朝日新闻》社。后一时期,同由清廷派来日本考察的五品京堂、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挚甫)一起参观时,更把重点放在教育事业上。他们参观了帝大、早稻田大、医大、农大、高工、高商、高师、女校、医校、音校、体校、美术学校、聋哑学校、小学、幼稚园与同文书院、庆应义熟。他们还访问了近卫公爵、大隈伯爵和嘉纳治五郎等教育家。严修每到一处,看得都非常用心和仔细,并随时作了记录,说明他对于日本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实行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经验是如何加意去探讨,特别是在教育思想方面,他所受的启发很大。他很欣赏日人福士在去神户的船上所说的“宜采东西文明利器,开我富强”那句话,认为“言之成理”。他对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所说“取人文明,则己之文明自进”,也深感“其言简括得体”。他认识到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从普及教育入手;而兴办教育,首先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建立新式学校。因此,当他东游归来,就立即以极大的热情与精力,投入新式教育的开拓与兴办。
  首先,严修在自己家中办起了严氏女塾,聘来日本人川本教日语、音乐,山口教手工艺,野崎教织布,从纺纱到织斜纹、直纹布,也织毛巾。还设有算术、缝纫各课。同时,在女塾首先宣传推行放足,严修亲撰《放足歌》,使女生皆习唱。与此同时,严修与林墨青、王寅皆集议,将王竹林、李子赫创办的,先是设于灯牌公所、后又移至会文书院的两斋私塾,和后来由林等增设的三斋私塾,归併在一起,定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这是天津有正式小学之始。
  一九○三年,严修又与林墨青共同敦促邑绅卞、张两家筹设民立第二小学。天津知府凌福彭、知县唐则璃约请严修出来,主持创办官立小学三处。后又在严的推动下,成立了补习所与研究所。前者设有文、理、法、商等学科课程,聘有金邦平、张伯苓等十余人担任教师,严修也常去听课,还有时亲自审阅教材和课业,后者则于每周末集合各小学教师及有志于此者研究改进课程与教学方法。各项活动,严修每次必到,并协助由国外搜集课本备用,或帮同自行编辑出版。是年,还协助向所培植的李金藻(琴湘)、陈宝泉(筱庄)、刘潜(芸生)、胡家祺(玉孙)、郑炳勋(菊如),刘宝慈(竺笙)等人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深造。
  一九○四年,由于严修的努力推动,天津除陆续设立了官立小学多处外,又筹设了工艺学堂一所和专为贫寒子弟而设的半日学堂九所。成绩斐然,冠于当时,因而颇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所重视,乃力约严修出任直省学校司督办职务。
  严修于三月下旬赴保定就职,但仍要求先赴日本考察,遂于四月间再次东渡,张伯苓偕行。严修前次赴日,主要是参观各类学校的规制、设备及课程编制;此行则重在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各学科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育行政管理。为了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他把重点放在普及教育与实业教育上。他曾多次到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听课,并听嘉纳治五郎(1902年创办的、专为中国留学生而设立的弘文学院的校长)讲小学之建设,听棚桥源太郎讲教科书编纂法,听文部省参事松本龟次郎(1908年曾受聘到我国京师法政大学堂任教,据其本人回忆:鲁迅、秋瑾、周恩来均为其学生,见日本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二章,1960年版)讲小学校之大略及有关教员诸事宜。他还参观了文部省各课、早稻田大学、女子职业、高等工业、寻常师范各学校以及实践女学校、幼稚园。学校司原有日籍职员渡边,此次亦随同访日,并由其聘请日本教员数人来华讲学。
  严修六月间访日归来。不久,学校司改称学务处。次年移学务处于天津分科办事。在一年多的期间内,严修锐意兴学的抱负和才略得到很好的展布和发挥。
  在天津:
  (1)一九○四年十月合并原有严、王(奎章)两馆,并招收新生,在自己家里办起敬业中学,是为南开中学的前身。为培养师资,又办了一个师范班,以陶孟和、时子周为师范生。
  (2)一九○五年改家中的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学,设高小、初小两级,逐步设置了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史地、音乐、图画各课,是为天津女学之发轫。
  (3)同年,于家中设保姆讲习所,培养幼儿教育师资,聘日籍女教师大野铃子主持,课程有保育法、音乐、体操、游戏等,还学国文、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课。学生二十余人,多属严、韩、林、华各姓女子。该所于一九○九年大野回国时停办,又成立过一个师范班。师范班停办后,学员留园任教,再以半天到直隶女子师范学堂旁听,继续深造。刘清扬、韩咏华、董洁如就是当年这样的师范生和蒙养师。
  (4)与此同时,还在家里设立了蒙养院一所(后改名为幼稚园)。保姆讲习所学生都要到蒙养院实习教学,开天津幼儿教育之先河。
  (5)继续发展民立小学,增达十九所。
  (6)一九○五年,将原铃铛阁普通学堂改为天津府中学堂。
  (7)一九○五年改天津校士馆为师范学堂。
  (8)一九○五年收回法国人在城西如意庵办的学堂,建立如意庵官立中学堂。
  (9)一九○四年建立天津公立女学堂,一九○五年又于河北西窑洼建立高等女学堂及官立女子小学堂。
  (10)一九○四年改东南角草厂庵的北洋工艺学堂为直隶工艺学堂。一九○五年又建立初级工艺学堂。
  (11)成立天津教育研究所,严修并曾亲往参加教授法的研究。
  在保定:
  (1)创设保定师范学校。
  (2)改保定校士馆为科学馆。
  (3)设立研究所。
  属于直隶全省者:
  (1)设各县劝学所。此为严修所首创,《清史稿》卷一百七曾特为之记:“劝学所之设,创始于直隶学务处。时严修任学务处督办,提倡小学教育,设劝学所,为厅州县行政机关。仿警察分区办法,采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法,订定章程,颇著成效。(光绪)三十三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即修呈订原章也。”
  (2)续派绅董赴日游历,先到天津考询,不拘人数,有一次多至数十人者,先后共达百余人。
  (3)派人赴日学习印刷,计选派学习雕版、铸字、石印、网目写真、配色电镀等技术者七人。
  (4)派定查学人员吴鼎昌(蔼辰)、李金藻、陈恩荣等分赴各府州考查办学情况。
  (5)规划每府设中学、师范各一所,督促各府积极筹款兴办。
  (6)筹设宣讲所。创办《学务报》,荐陈宝泉、高步瀛编纂《国民必读》、《民教相安》二书,以启发知识,共印行十万册。又编辑教育杂志、中小学教科书,推行全省。
  (7)设立客籍学堂,由卢靖(木斋)任监督。
  (8)筹办北洋法政、师范等学堂于天津。
  (9)规定留日学生名额,于日本东京直隶省留学生中设速成理化科。
直隶教育事业的日有起色,使袁世凯对严修更加器重。有一次袁曾对陈宝泉言:“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陈宝泉:《严范孙先生事略》)

 五、学部掌学(1906--1910)
  一九○五年冬,清廷诏“以各省学堂次第兴办,必须有总汇之区,以资董率而专责成,特设学部,命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严修于十一月到任,署右侍郎,几个月后转左侍郎。荣、熙均为旗人,熙又不久病故,继任者达寿,又因考察宪政,出使日本,迟迟未到部视事。所以学部事务,事实上大都由严修任之,这就使他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在总摄全国教育行政的中枢位置上,来施展自己的宏谟与长才。更由于他此次出膺重任,是在中国新式教育事业从无到有的发轫时期,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诞生以俱来的,因此,他的许多擘划和举措,都是带有开创性的,在旧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位置。其中堪称“第一”创举的,有以下数项大端:
  (一)第一份教育宗旨的提出与颁布
  新型的教育事业在几千年古国的大地上初次出现,首先需要明确揭示并公之于世的,应该是教育的宗旨究竟是什么。因为“必提挈纲领,而后条目可以扩张,扶植根本,而后枝叶因之发育。”(《奏请颁布教育宗旨折》下同)这是严修到学部后所要办的头件大事。
  在这个奏折中,第一次提出了“普通教育”这一新的命题,认为“今中国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所以要“全国之人,无人不学。”为了具体推行普及教育,他于次年即致函天津知县章师程,要先行“调查学龄儿童之确数,以渐谋义务教育之普及”,以“试行于一县,而递推于全国”,其次,是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的概念,认为“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因为“中国之大病日私,曰弱,曰虚。必因其
  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株,作其新机。”所谓尚公,就是“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所谓尚武,就是“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所谓尚实,就是“凡中小学堂所用之教科书,宜取浅近之理,与切实可行之事以训谕生徒。修身、国文、算术等科,皆举其易知易从者,勗之以实行;其他格致、图画、手工,皆当视为重要科目,以期发达实科学派。”这些提法,无疑都是不仅切中时弊,而且能彻革积习,关系到百年育人之大计,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后来入民国后蔡元培所拟之教育宗旨五项,对此三“尚”即予以保留,改称为“道德主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
  当然,作为维护满清君主统治的工具的教育宗旨,根本上是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因而其指导思想是不可取、也无足称道的,那就是奏折所提出的,“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尊君,曰尊孔。”这是统驭一切之总纲。爱国与忠君合一,正学以孔教为本,这决不仅仅是作为朝廷文告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提出的,同时也正是严修多年以来所形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的反映。正如他在一九一一年致陈宝泉函中所说:“学部奏定之新章,即五六年前鲰生所持之故见。”这些观点同他在十年前在贵州时致陶仲明函中所说的完全出于一辙:“中国之学,万劫而不可磨灭者,惟义理耳。西学虽明备,孔孟程朱之道不能畔也。义理之学愈深,西学之用愈实;孔孟程朱之道愈明,泰西之法愈见其可行。”他甚至认为:“孔子之教,大而能博,不但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亦五洲生民共仰之圣,日本之尊王倒幕,论者以为汉学之功。”(同前《奏折》)这种思想一直成为他晚年创立崇化学会的主导思想。
  (二)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教育行政机构的第一次确立与完备
  学部初立,需要从头做起地建立官制、规定职掌,登用人员。需要与礼部划分权限,把应归学部职掌的那一部分职权接过来,并作好学堂出身者与原有的贡士、举人、恩拔岁优贡及廪增附生的对口安排处理。在地方机构方面,各省裁撤学政,另设提学使司为总揽各省学务之机关,并规定提学使未经出洋考察者,须先赴日考察后再行赴任。学司与藩司、臬司同样参与考成,以加强对地方官员兴学育才的督促与考核。各省会设学务公所,分曹隶事。又别设学务议绅,延访本省学望较崇的绅士充任。各府、州、县设劝学所,综理各学区事务。区设劝学员一人,任劝学之责。又奏定教育会章程,府州县设分会,以辅助教育行政。这些,大都出于严修的擘划与拟议。
  (三)第一个女学章程的制订与公布,及各项学校章程的初步修补完备
  严修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但他开始时只不过是在自己家里试办,要想把女学形成体制,行之全国,那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那男尊女卑、闺范森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推行女学,首先会遭到卫道的顽固派和封建习惯势力的强烈反对。因而要想突破这层层阻力,那就不能不从“诗云子曰”方面去找出一些论据帮忙。所以在奏定女学章程的折子中,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提出:“中国女学,本于经训,故《周南》、《召南》,首言文王后妃之德……风化所被,普及民间,《江汉》诸篇,言之尤备。孔子日: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盖言王化始于正家。此先圣先王化民成俗所由必以妇学为先务也。”这样,才能堵住那些卫道士们的悠悠之口。由此可见,当时对女学这一破天荒创举的兴办,是经过严修等人的煞费苦心的。关于大、中、小学堂章程,虽早已于两年前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但当时各等学堂是从无到有地同时并起的,因而在招生入学上不得不采取变通考选办法。关于学制、分科、课程设置、考试、视学、游学等有关规定,也都未尽适合实际需要。所以对于这些章程加以修订补充,或另颁新章,使学校新制得以规模完备,纳入正轨,也是非常必要的。严修在这一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四)第一批各项教育事业机构的建立
  设立图书局。延聘王国维、汪荣宝编辑教科书及参考用书。
  成立名词馆。以严复为总纂,编定各种学科的中外名词表。
  成立京师图书馆。奏请将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及避暑山庄各殿陈设的书籍,内阁的宋元旧刻,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无论完缺破碎,都一并交图书馆管理,并饬拨净业湖、汇通祠各地址,兴工建馆,这为今日的北京图书馆奠定了初基。严修曾亲至大内,查看所收的古籍、档案(题本)。
设置京师督学局,统一督导都中教育。
  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此外,严修还督率学部人员详细擘划,编制了教育工作八年计划。
  严修在学部治事精勤,事无巨细,劳瘁不辞,曾有“勤劳甚于司官”之誉。他还手书应整顿事宜三则,告诫僚属:“一、守时限,严定功过,节制旷勤来去自由之习;二、戒喧笑,办公非会客闲谈之所,戒杂坐喧呶,哄堂笑谑,或指使仆役,声威并作;三、崇俭朴,部费力求樽节,晏安之途愈辟,则勤奋之机愈阻。”(陈诵洛《蟫香馆别记》)公余之暇,他还聘专家来部开讲习会,督率部属听讲,以增知识。
  严修虽锐意兴学,想有所作为,但在当时清廷腐败政局之下,所受阻力甚大。所以在任职的第二年(1907年)间,他就每自夜不成寐,感叹“不能退,不能遂,如之何?如之何!”“就中有益于人、有益于己之事,求一而不可得,乌乎难矣!”(《日记》正月初九日、五月廿日)所幸的是,是年九月张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乡谊旧知,甚相谐洽,所以才勉留其任。但到一九○八年慈禧、光绪死去、载沣摄政当国,情况为之一变。主要原因是牵连到袁世凯积忤放归,而严修上疏力保,并在袁悄然离京之时,亲往车站送行之事,载津曾数次借机给以难堪。转年张之洞病故,严修这时“确见天下事决无可为”,只得以扫墓为由,告假还津。一九一○年三月,奉谕准奏开缺,学部职务至此遂告结束。
  严修有《五十述怀》一诗,可做这段从政生涯的写照:“两度瀛山采药归,渔竿初志竟乖违。不惭高位腾官谤,可有微长适事机?推毂徒贻知己累,滥竽敢恃赞者稀?百年分半匆匆去,差向人间忏昨非。”
严修此次学部卸任归来,又负债银二万二千余两,银元一万八千余元,向交通银行借三万两偿债。

 六、里居办学(1911--1928)
  严修自一九○九年挂冠还乡,即绝意仕进,优游自娱。二十年来,静观世变,不问政治,凡所征召,从不一应,终不再出。
  (1)一九一一年六月,辞为溥仪授读之命。周自齐衔内廷之命,游说严修与严复作溥仪师傅,曾恳托张伯苓劝说严修接受此任,严一笑置之。
  (2)一九一一年九月,辞度支大臣。一九一一年袁世凯东山再起,受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清廷九月间下谕:“着严修为度支大臣”,严当即电请收回成命。廷谕不准,袁又续派李士伟来津促驾。严亲自晋京恳辞,获准。
  (3)一九一一年十月,辞南北议和大臣差命。袁世凯大权在握,企图用谈判方式,招抚民党,扑灭革命。严修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议和大臣人选之一,曾电示盼其“南行,参与会议事”。严以“识浅辞讷,置之议场,实非所宜”为由,复电恳辞。
  (4)一九一二年二月,辞直隶总督。直隶总督张镇芳辞职,荐严修以自代,袁世凯派李士伟劝驾,严正色辞之。
  (5)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辞国史馆总裁。袁世凯令其幕僚王筱汀传语,拟任严修为国史馆总裁。严复函不就,乃改任王闿运。
  (6)一九一二年十二月,辞教育总长。民国成立,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北京。为了破坏《临时约法》与责任内阁,逼走唐绍仪,导演了一出军警围攻参议院,强迫通过赵秉钧内阁的闹剧,对教育总长一席,授意卢木斋兄弟转告严修,挽其出任。严闻讯亲自赴京面辞。
  (7)一九一四年二月,二辞教育总长。袁世凯一九一四年一月解散国会,二月以孙宝琦取代熊希龄为内阁总理,发表严修为教育总长。其时严正在英国游历,乃将任命令电传驻英公使刘玉麟转授,严复电坚辞。
  (8)一九一四年六月,辞总统府高等顾问。袁世凯派潘之瑞来津,函聘严修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严晋京见袁辞薪。
  (9)一九一四年九月,辞清史馆总纂。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函聘严修为纂修兼总纂,严婉辞,后改为名誉总纂。
  (10)一九一四年九月,辞参政。袁世凯五月撤销国务院,改设政事堂,公布参政院组织法,任黎元洪兼院长,亲自选定参政七十名,严修亦其中之一员。严致书徐世昌提出辞呈。
  (11)一九一五年一月,辞中卿。袁世凯筹备践祚,先实行官制复古,一九一四年七月授国务卿徐世昌为上卿,严修等为中卿。严次年与徐世昌函商,以不辞不就办法,予以推脱。
  (12)一九一六年六月,辞黎元洪面商新政的电召。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电召严修面商国是。严以“里居已久,于政治情形一切隔膜,实无以仰赞高深”为辞,予以婉谢。
  (13)一九一六年十月,辞黎元洪代劝徐世昌来京之命。黎元洪为解决时局纷争,拟请退居辉县的徐世昌出山相助,恳严修前往劝驾。严婉谢,未往。
  (14)一九一七年六月,三辞教育总长。由于段祺瑞与国会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争持不下,爆发了府(黎)、院(段)之争,黎元洪准段辞职,以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电召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严复电婉辞。
  (15)一九一七年七月,辞临时参议院院长。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新主政,提出了国会改选问题。研究系梁启超等献策,另行组织临时参议院,因而引起了南北分裂的护法战争。马相伯承旨派陈宝泉专程来津,邀严出任临时参议院院长,严婉谢之。
  (16)一九一九年五月,婉谢黄炎培等签发对时局意见通电之请。直皖剑拔弩张,南北打打停停,和议难成,在沪闻人黄炎培、张元济、孙宝琦等与南游抵沪的严修晤谈,想请他与张謇二人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的通电,严婉谢说:“平日笑人好发电报皆空论,不愿效为之。”
  (17)一九二一年十月,婉拒张绍曾召开国是会议之倡议。直皖战争皖系败后,因总统人选与任期问题,发生了法统之争,联省自治运动也甚嚣尘上。吴佩孚为另树一帜,授意张绍曾发起在庐山召开国是会议。张曾就此事致电严修征求意见。严复电云:“惟兹会之成不成,全视各当局者有舍己从人之心,与改过不吝之勇气,又必握大权者抛弃其权,攘大利者退让其利,党人不为违心之论,政客不起兴戎之口,然后会议可得而言。否则,议必不决,决必不行”。
  (18)一九二五年九月,辞北京大学校长。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战败,段祺瑞再出组临时执政府,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代教育总长。九月二十日章派次长陈仲骞持函来津访严修,约其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而由陶孟和代表任事,严婉辞之。
  (19)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辞段祺瑞邀请晋京维持大局。段祺瑞为敷衍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提出举行善后会议的主张,委托李文卿来津邀请严修晋京维持大局,严婉辞之。在此之前,严曾封还国务院顾问聘函,并致书于段,声明不任职事,恳即收回成命。
  以上(2)至(11),所辞的都是袁世凯对他的征召与任命。他同袁世凯有非同一般的深厚关系,为什么袁世凯当年罢黜军机,祸且不测的时候,严修能不顾身家性命,抗疏力保,而到袁氏当国,北洋故旧鸡犬皆仙的时候,严修反而不拜一命,当其帝制自为时,更犯颜力争,沮其成议,在政治上采取了如此坚决的不合作态度?对此,严修一九二五年在《答陈诵洛》一诗中自己作了解答:“本为衰朝惜异才,几番铸错事同哀。拾遗供奉吾岂敢?幸未人呼裙彦回。”
  陈诵洛把严修当年疏保袁世凯,比作杜甫(拾遗)荐房琯,李白(供奉)识汾阳(郭子仪),这从严修当时的真正的思想动机来说,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严、袁二人在直隶共事期间,袁编练新军,创行新政,确作出了不少卓越的成绩,而以其干济才能显名于一时。严修在一九○七年(即疏保前一年)致天津知县章师程函中说:“非有见之于实行者不能示标准而折群言。以前事证之,巡警局也,习艺所也,陈列场也,半日学堂也,诸凡北洋已行之新政,昔日何尝不以为诟病,自项城宫保毅然行之,曾不数年,而规仿者偏于全国,此非收效大验欤?”这段话确系严修的由衷之言,并且也有他一定的事实根据的。他正是从这一认识基础和为国荐贤的愿望出发,才做出保袁这一举的。
  迨至袁世凯潜移清祚,篡窃民国,残民以逞,帝制自为,倒行逆施,原形毕露,严修才觉察到自己已铸了大错。这哪里是什么杜甫荐房琯、李白识汾阳,简直是办了一件褚渊荐萧道成那样的蠢事(褚渊受宋帝之顾命,而荐萧道成同辅幼主,结果为萧篡宋自立铺平了道路。褚渊后来又仕南齐为大臣)。严修能承认自己“铸错事同哀”,并因此而同袁世凯在政治上相决绝,没有被人指着脊梁骨呼作“褚彦回”(渊字),那已很值得自己庆幸的了。
  一九二三年严修的《伏处既久,忽蒙勋章之宠,矍然有作》一诗,很可以反映出他所以屡征不起的想法与心情:“脱却朝簪春复春,不夷不惠等闲身。犹闻此日呼参政,难免他年诔大臣。妄拟逸民原不敢,谬加新宠太无因。极知名器无轻重,祗是何须及此人!”
  严修“廿载悬车”,有的人把他看成是洁身自好、遯世高蹈的许由巢父一样的人物,这是不确切的。对此,他自己不仅做过严正的表白,而且发有极为透剔的议论。他说:“吾国相沿,以不仕为隐,遂以不事事为高。前说义有未充,后说弊尤滋甚。巢许洗耳,后世艳称,以修论之,殊无足取,假使在位,溺职无疑。盖不能皋陶,始不得不巢许……既适懒散之性,复攘高洁之名,此修所至不屑也!”(《答张仲仁同年》)这段话是对那些自鸣清高,无所事事,以欺世盗名的隐士之流的入骨三分的无情揭露与鞭笞。他在政治上绝迹仕途,并不等于在社会上摒绝世事,而是在彻底摆脱官场名利纠牵之后,能更潜心致志地从事己所愿为的事业。他认为搞政治是另一些人的事,而办教育才是他的责任,所以对前者一概敬谢不敏,而对后者却矻矻以求。这种把政治与教育截然分开的思想,也正是教育救国论者的重要特点。严修一九一五年在《修生恰两万日》诗中有云:“五十五年两万日,蹉跎不进奈余何?此生莫信无功过,但坐无功过已多。”又自撰过一联以自励:“天下之平资大化,吾人于世不为虚。”这都透露出他矢志兴学、不虚此生的积极问世的态度。他自言:“仕非干进隐非高,五十悬车亦自豪......不将箕颍强儿曹。”(《结婚满四十年纪念》)他不仅自己不想做巢由,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孙作巢由。他市隐里居,也决不象巢、由之遯处箕山、颍水,而是充满自豪和信念地致力于他所要做的事业。所以二十年来,除最后几年因病魔缠身,较少出行与会客外,他的社交、旅游、观光、治学、联吟、行乐以及应邀参加的各项社会活动,还是甚为频繁的,并且大都是围绕着办学这一目的而进行的。

 (一)考察教育事业
  严修在致仕之前,即曾南徂湘黔、两渡扶桑。里居之后,更得纵游国内外各地,几乎无年无之。从一九一○到一九一九年间,严修往南登泰山,谒孔林,过金陵,临焦山,泛太湖,访南通,小住沪滨,三游西湖,观浙江潮,凭吊严子陵钓台(桐庐)、禹陵、兰亭(绍兴),到慈谿。往北出居庸关,游明陵,抵张垣、宣化。往东小憩北戴河,出榆关,到奉天。往西经保定,去太原。还到过辉县、彰德、武汉、九江。
  海外漫游三次:一九一二年七月第三次到日本,九月归国。一九一三年七月,取道西伯利亚,经俄、德、比到英伦,又游法、瑞士、荷、意、奥,一九一四年六月再经莫斯科回国。一九一八年四月,取道朝鲜、日本赴美洲,到过加拿大及美国的西雅图、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十一月经日本返国。
  严修几次出游,有的是为了办教育或与教育事业有关的目的,如一九一九年保定、南京之行是为了访曹锟、李纯为南开学校捐款;一九一五年去上海和一九一九年去太原,是为了观光东亚和华北运动会。一九一三年赴欧是为了送袁世凯三个儿子游学。一九一八年赴美是为创办南开大学进行考察。即使是专为游山玩水而去的,他也不放过机会参观学校,访问教育界同仁,考察当地文化教育事业情况。这些年中参观的学校,有北京清华学校、慈幼院,保定育德中学、省二师,济南模范小学,南京金陵大学、高师,南通南洋中学、农校,无锡竟志女师,杭州省师等。会见过沈信卿、黄炎培,经亨颐和一些教育工作者,交谈教育有关问题。
  严修一九一三年欧陆之行,与他清末专为考察教育制度而两游日本的情势不同,因系私人观光性质,不便作公开正式之参观。但就是这样的观感所及,已使他大开眼界,增益非浅。他看到英国的一个居民不过一万六千人的小城市而有男女小学校四十四处,而且规制谨严,办得很好,认为此“并非高远不可几及”,“即以吾津论,虽去普及之日尚远,然学生人数亦累数千矣。果教授训练得法,收效亦甚可观。”(《严范孙先生手剳》)他还提出了仿行市政的设想:“吾津学务之退步,早在意中,此即市政不举之确证”,“欲社会之进步,非讲求市政不可。近时言者,最喜援引法兰西之革命与吾国并论,则何不举法兰西之市政与吾国一较量之?”并提出“欲行市政,当自天津始。”
  一九一八年北美之行,有张伯苓同往,是有目的的一次教育考察,以为归来后创办南开大学作准备的,因而着重于参观学校和访问教育界知名人士。他们曾参观访问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大学,美国的西雅图大学,芝加哥的高等学校、大学,纽约的林肯学校、工业学校、孟禄师范科、哥伦比亚大学和几所中小学,勃提摩的复式小学、中学,华盛顿的参议院、教育局,了解了以上各处的办学情况。在纽约逗留期间,张伯苓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每日往学校听讲两次,晚上回来,就为严修讲述大意,使他也能学习到一些教育理论知识。严有时也亲自到大学听讲教育课。
  (二)缔建南开学校
  张伯苓称严修为南开的“校父”,并说:“个人真万幸,遇到严先生,在严先生指导下作事”,“我们学校真幸会由严先生发起”。这位老校长的这段话,我们认为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严修所以无愧为南开的“校父”的光荣称号,这不仅由于他以自己的家馆为胚胎,在本宅偏院办起了私立中学堂——敬业中学堂,为南开学校奠立了初基,更重要的是,南开学校从中学、大学、女中、小学这整个学系体制的缔建中,无不倾注着他的精力与心血,特别是早期的筚路蓝缕阶段,没有象他这样享有较高的道德声望的人出来号召主持,奔走筹维,是难以有如此成就的。这从南开学校创业进程中的一些事例即可加以说明。
一九○四年私立第一中学堂时期,每月经费白银二百两,由严修、王奎章两家分担。
  一九○六年邑绅郑菊如捐地十二亩,严修、王奎章、徐世昌、声木斋、严义彬集银二万六千两,兴建校舍。次年袁世凯又捐款兴建礼堂。
  一九一一年学使傅增湘将天津客籍学堂、长芦学堂并入南开学校,每月又增得白银八千两。
  一九一二年直隶学务公所每月补助经费一千○六十元。一九一四年直隶工业专门和北洋法政两校附设的中学班并入,经费又续有增加。这都是在地方当局总督陈夔龙、巡按使朱家宝、民政长刘仲鲁的赞助下得到的。无疑,这也都是严修奔走联系的结果。
  为了筹办南开大学,严修更是不辞劳瘁地南北奔波。一九一八年访美国归来后,又派孙凤藻代表他遍访各省军政长官及教育当局请求鼎助。奔走结果,据严氏日记及南开学校文献所载,募得款项,为数不少,计有一九一九年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认捐之四十万元,黎元洪认捐之一万元;一九二○年陈光远认捐之一万元,蔡成勋认捐之五千元,一九二一年李纯弟李馨根据李纯遗嘱捐赠之五十万元;一九二二年徐世昌认捐之八万元,一九二三年靳云鹏认捐之一万元。此外还有李组绅捐助的矿科常年经费与袁述之捐助的建筑资金,严修自己也于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二年分别捐赠购书价款二千美元,还捐地折款一万八千元。南开学校自开办到一九二七年止共得捐款一百二十万元,对其扩建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以严修出力为最多。
  南开女中也滥觞于严氏女学。从一九○二年女塾到一九○五年女小以至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年的中学班,都是在严氏家中设办的。一九二三年开办南开女中也是以严修的老友言仲远捐款一千元为倡始的。
  一九二八年南开小学成立,实则在此之前,严修早就着手筹划。他曾于一九二七年五月约集天津商界王心容、纪锦斋、蔼竹斋,金小泉等人商谈筹募建筑资金,为其建校打下基础。
  南开建校之后,一切校务皆由校长张伯苓统筹负责,但对学校重大设施问题,在早期严修还是非常关心和过问的。他重视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培养,他手书的四十个字的《容止格言》悬挂在当年南开中学东楼甬道中大立镜的上方,成为多年来养成文明礼貌、遵守纪律、讲求卫生等良好校风的行为规范。他与张伯苓苦心摹划,确立了要求学生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的办学方针,设定了比较完备的课程科目,包括音乐、体育、美术各课。他对于有助于学生提高思想、陶冶性情的社团活动,亦热心给以赞助与支持,如亲笔为校刊《校风》题签,为作文比赛优胜者题词褒奖。一九一六年全校国文会考,周恩来选《诚能动物论》为题,获全校第一名,即由严修亲自阅卷选拔,并亲书“含英咀华”奖旗以赠。他还为学校邀请蔡元培、梁启超等学者名流来校讲演,增进学生知识。为师生上演新剧审定剧本,决定剧名(如《一元钱》、《一念差》),并经常观看演出,还于某次演出《华娥传>时亲自佩带稽查员徽章随同照料。他设立“范孙奖学金”奖掖优秀学生,并出资支助个别优异学生出国深造,如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即系出于严修的资助。后来周恩来在法参加共产党,曾有人(包括张伯苓)劝严停止补助,严以“士各有志”四个字回绝了他们,继续资助如故。
  (三)扶持文教事业
  (1)关心学校教育
  严修多年不问政治,很少发表政见,但对有关学校兴替因革重大问题,则决不自甘缄默。如一九一五年三月听说安徽督军倪嗣冲停办学校一学期,以学款移充军费,他写信斥责说:“武人之谋国,其谬如此!”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听说有废除小学之说,非常气愤,当致书陈宝泉表态:“修曾间接言之不止一次,果欲实行,虽在局外,必力争也!”一九二七年他闻天津官产处有变卖天津全县学产之议,认为学产存在系教育存在之关键,不能不出来加以制止,乃急电天津县当局呼吁,使原议得以取消,深得津人称颂。
  (2)积极参加教育团体活动
  一九一二年全国教育会议讨论教育宗旨事,对蔡元培所拟五项宗旨中的后两项“世界观”、“美感"予以取消,严修表示反对。经过开会时力争,在后来颁布教育宗旨时改为德、智、体、美四育。一九一五年在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一九二二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事务所成立会,次年在天津召开的该社董事会,严修都曾积极参加,并得与蔡元培、粱启超、经亨颐、沈信卿、胡适、陶行知等教育界知名人士交谈教育改进问题。一九二七年严修受国务院、教育部之聘为教育基金委员会委员。
  (5)赞助地方文教工作
  一九二三年严修与林墨青等地方人士成立文庙岁修办事处,筹款重修文庙。支持高凌雯重修天津县志,与他共同剔抉爬梳,斟酌取裁,并尽出自己藏书,供其探讨。又赞助林墨青筹办广智馆,并对社会教育办事处、宣讲所、讲习所、俱乐部等活动给予很大帮助。
  一九二四年严修捐赠古籍数十种给南开大学图书馆。在十年以前,他就已捐赠天津图书馆书籍五万卷。

 (四)留心社会风教
  严修留心社会风气教化,这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高尚品格与本色。他尝说:“欲强国家,先善社会,实不易之序。”(一九一三年致陈宝泉函)因而对于社会上的颓风陋俗、败德恶习,无不深恶痛绝,并以身作则地加以反对与抵制。他认为社会不良风气,会使学校教育的正面诱导受到削弱或抵消。
  (1)反对歧视妇女的世俗观念,反对冶游、征妓与纳妾严修在《结婚满四十年纪念》诗中说:“新吾持论最公平,世上宁唯女慕贞?”自注:“《呻吟语》卷五:‘夫礼也,严于女子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亦圣人之偏也。’”他在这里借明人吕坤(字新吾)的那段话,来表示对圣人重男轻女的立教的抗议,为妇女鸣不平。所以他自己“终身耻作狭邪游”,(同前诗)“平生不履平康里”;“宴会间遇有征伎侑酒者,即托故辞去”。(《蟫香馆别记》)反对纳妾行为尤不遗余力。一九一六年北京公园内设有社会改良会,于纳妾一事急呼痛诋,他因其宗旨与自己相同,当即加入该会为会员,并拟将一位叫松继云的所著斥纳妾之人“不齿于人类”的《臆说》一书推荐给该会择登。
  (2)反对赌博、吸烟等社会不良习染
  一九一○年李石曾著有《吸烟与经济卫生实业之关系及戒烟之法》小册子,严修阅后,大为赞同,特为之作序。文中有云:“吾国近十年间,风俗习染之骤,有至可惊至可惧者三,即麻雀牌、彩票和纸烟。”“惟纸烟一项使人靡然同风而不以为怪,需要大声疾呼,方能逐渐加以戒除。”他并以自身戒烟经验相告勉:“忍此数日之小不适,而为吾身去无形之害,为吾家吾乡吾国造无量之福,仁人君子诚何惮而不为耶?”
  (3)反对封建迷信
  早在晚清从政时期,严修对于禳祀、建醮、堪舆、唪经之类的诡异荒诞的迷信勾当鄙夷视之,这在他以前所写的日记中,时有可见。一九二五年《与友人谈宗教》诗中有云:“吾道衰时彼道兴,此谈十诫彼三乘。平生心契河间语,颇敬如来不信僧。”说明他非常赞同纪昀那句不信僧的卓论,认为僧道迷信之事不可信;不过应“待其自废,自废者其势顺,虽迟无大损,因本已立也。人强废之,其势逆,欲速反害。(1902年在日本埤市僧寺有感而发,见严曾符《年谱稿》)这就是说要因势利导,是符合思想问题不可压服的道理的。
  (4)改革陈规陋俗
  严修在鼎革前后,率先剪辫,提倡女子放足,不扎耳朵眼。避寿:遇生辰在家拒不见客,不受礼物;或避往北京。临终前两个月,他婉谢城南诗社同人为他七十寿辰征诗,并作避寿词:“寿言之体,有文无实。言苦者药,言甘者疾。使人谀我,人我两失。便活百年,不做生日。”
  改良子女婚俗:一九二三年为其子智钟迎娶,“易彩轿为双马车,为津邑之创格”。“又,津俗多不迎亲,此番新郎迎娶,且乘马,亦创格也,缘是亲友来观礼者甚多”。(《日记》)
  改革葬礼:一九二七年严修自觉寿将不永,因预作改订丧礼八则:一人死登报纸告丧,不必致讣;二、孝子不必作哀启,如作哀启,但述病状;三、不唪经,不树幡竿,不糊冥器,不焚纸钱;四、乐但用鼓;五、首七日辰刻发引,即日安葬;六、发引前一日开吊;七、开吊款客不设酒,不茹荤;八、通知亲友,不受一切仪物,如以诗文联语相唁者,可书于素纸。
  (5)树立良好家
  一九二七年严修手订《家训》八则,即:一、全家均习早起;二、妇女宜少应酬;三、夜不出门;四、消遣之事宜分损益;五、少年人宜注意礼节;六、少年人宜振作精神;七、勿妄用钱;八、周恤亲友。
  (6)注意师表作用
  严修留心风教,致力祛邪扶正,特别注意上层社会具有定资望和影响的人物的表率作用。他认为上行下效,一傅众咻,往往是社会上某些不良习染和歪风邪气得以滋生蔓延的主要根源,因而他对这类的事肯予破除情面,劝善规过。如当时林墨青正在大办天津社会教育事业,严修认为“掌社会教育者,一定一动,人将是则是儆”,乃致函林劝其戒烟赌,并说:“戏谑亦似恶习之一,愿共戒之”,他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致书梁启超劝其戒赌,语重心长地说:“先生即不暇救国,宁不当修己?即不及改革政治,宁不欲变易风俗?即不欲造就国民,宁不肯防闲子弟?”“岂有智如先生而不能自察?勇如先生而不能自克之理?”“先生志节识量矫然不与彼辈(赌魁)同,宁独于习染恬然不与彼辈异耶?”情通理透,充分体现了他的高尚情怀与卓识远见。他还特别注意教育人者的为人师表的作用,如一九一四年五月致陈宝泉函中所说:“小学教员之责任,其重可知矣!吾津小学教员肯研究者少,且染于习俗,以赌博、冶游为乐者,亦时有所闻。道德堕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以勤思职务?为学务委员者,固不应持放任主义,而凡我津人,曾在学界有一日之关系者,均不可不筹挽救之术也。”他建议筹设一教员俱乐部,内设小型博物馆、图书馆与各种音、体娱乐之具,使能“一面陶冶性情,以替其般乐佚游之习,一面补充学识,以裕其教授训练之资。”还拟出一份小学教员应读书目,使他们知所取裁。
  (五)提倡新剧运动
  严修雅好戏剧,尝言:“剧本加以改良,其功不下教育。”因此,他晚年特别重视戏剧改革工作,从鉴赏、评审、编剧以至指导演出,只要他有时间,总要热情参加,他早在一九○六年就在自己家里组织儿孙们演出新剧,并搭凉棚由张伯苓、韩询华等参加演出《箴膏起废》一剧,据说这是在天津最早演出的第一个新剧。其后又演过《天作之合》、《学非所用》(张伯苓编剧)。一九一一年他从报上看到通州人潘子寅过朝鲜仁川时,激愤于韩国灭亡而投海自杀,并遗书指陈国政的消息,深受感动,曾请袁世凯为之代奏朝廷请褒,并嘱李琴湘根据此故事编成新剧,从上海约来名伶三麻子演出。剧中有“仁川江外水粼粼,莫忘通州潘子寅”等句,即出自严的手笔。他特别欣赏汪笑侬编演的《立国难》、《党人碑》等新剧,并同他屡有往还,相与研讨。一九一二年他与王劭廉、林墨青等讨论戏剧改革事,向学使蔡儒楷推荐汪笑侬任戏剧改良社教师主其事。嗣后对南开中学的新剧运动支持更不遗余力。与热心戏剧改革的人士如剧作家韩梯云、天津新剧团的萧湛卿、益智新剧社的江北村、北京广德楼的杨韵普、南开新剧团的伉乃如等人,不断交换意见,并为他们评审剧本。他还组织林墨青、尹澄甫等赴北京观摩志德社、奎德社新剧演出,南开剧团的周恩来亦曾同往。一九一八年有一次天津学界俱乐部试演新剧《照妖镜》,严修与范源濂亲自导演、孙子文、李琴湘、邓澄波、马千里等分饰剧中人,一时传为佳话,当时严修还亲充招待员,其兴致之高可见。
  (六)关心普及教育
  为了便于开展普及教育,严修对推行语体文和拼音文字也非常注意。他认为“文言不可喻俗,俗不遍喻,则教育不能普及。”(英敛之所著《敝帚千金》序)他曾给宋则久著《白话珠算讲义》作序说:“教育之种类,除体育智育而外,实际教育为必要,”处“商战之世,非学此不足以制胜。”1907年他与王幼章合办一《醒俗画报》,为天津最早的通俗画报。对国语拼音文字,据吴敬恒《三十五年之音符运动》一文说:“第一位实行宣传这官话字母的,是天津严修,他家里人人都练习得很熟。”一九一六年四月,严修在答赵颂南函中说:“当先使国人知拼音之利,可为汉字之辅助。……中等以下之社会,得此足以通信札、阅书报。”
  (七)组织城南诗社
  一九二○年间,在津的诗人墨客时常举行觞咏之会,一时群彦毕集,佳什纷呈。当时任职于津浦路局的吴寿贤与王纬斋、李琴湘递膺冠军。严修看到这吟坛济济,笔兴遄飞的盛况,非常高兴,乃于次年发起组织城南诗社。参加者除上述诸人外,先后有冯俊甫、谢履庄、卢子修、杨意箴、胡浩如,步其诰、顾祖彭、管凤和,徐世光、孟广慧、王仁安、陈宝泉、陈中嶽、吴侣伊、高彤阶,林墨青、赵幼梅等人,他们“等是神交无故新”,声应气求,志同道合。后来陆续加入者达百余人,中间有息影遗老、在野名流、在职京官县令,也有地方缙绅,而以严修为“祭酒”。
  诗社的活动月有常期。社集之日,或招饮于私第,或宴集于饭庄,或移樽于严氏的蟫香馆,或作公园书楼之会,或为八里临流之觞。每次必有飞笺走笔,赌酒敲诗,题赠唱和,拈阄分韵,也有时为射复、诗钟之戏。诗作内容,无非是上已修禊,重九登高,即兴抒怀,赏心乐事之什;也间有愤世嫉俗之作。再有就是一些祝寿、祖饯、接风一类的应酬文字。严修在《社集用俊甫侣伊两先生唱和原韵》诗中流露的情调,可作为他们这群人当时心理状态的反映:“日日东园载酒过,域中今日事如何?凶年吉梦全无验,浊世清名岂足多?赤县河山伤破碎,黄金岁月任蹉跎。冯驩不为无鱼叹,偶遇周郎一放歌。”

  (八)倡立崇化学会
  一九二七年八月,严修与华世奎、林墨青,刘嘉琛、徐世光、王仁安等人发起创立了一个研究国学的团体——崇化学会,这其实是严修另起炉灶,与南开学校办学路线大相径庭的一所否以“学校”标称的学校,是严修晚年思想发生反复和倒退的表现。
  学会取汉代所行“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的遗意,而命名为“崇化”。它打着“延国学之坠绪,衍固有之文化”的旗号,以“为童年储师资,为学子谋深造”、“讲求国学,补学校之不及”为宗旨,科目分为义理、训诂、掌故三门。从讲学目的釉分科内容上看,这是同曾国藩在“卫道”的名义下,合义理(程朱理学)、考据(古文经学派)、词章(桐城派古文)而为一的儒学教育如出一辙的。
  所以学会组成之后,募集资金,首先得到当时的直隶督办兼省长褚玉璞慨捐五千元以为倡,办理备案手续,很快得到省长公署、省教育厅、天津警察厅和天津县公署的批准。省长公量在批示中特别指出:“当此邪说横行之日,全赖诸君子阐扬正谊,用挽狂澜”,给予高度的褒扬。这恰好说明这个“崇化”组织的社会效果。在北伐军即将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北洋军阀最后巢穴的历史时刻,濒于末日的封建势力正是把它当作一剂续命汤来看待的。
  学会聘在津流寓的苏州宿儒章钰(式之)主讲席。开办伊始,先成立讲习科,招收学员二十三人,因无讲堂,则借严修私宅上课。每周三、六两日下午讲课,学员各发以札记本,使逐日作自学笔记,每两周由主讲评阅,每月试文两次。学员学习成绩采积分法,每季酌给膏火之资。一九二八年春分科学习正式开始,学员认定的书目有《论语》、《史记》、《汉书》、《说文》等,这是同严修平夙所学和在贵州时手订的《劝学谕旨》中所开列的书目完全一致的。
  严修对学会不仅提供私邸为课堂,提供藏书供阅读,而且“坐听弦歌,忘寒忘暑;亲莅试所,亲书试题。”倾注了一定的心血。
  严修由一个资产阶级教育的先行者发生这样的倒退,是有其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由于他的阶级出身、经济地位、社会经历、文化教养等因素,他不能在思想上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彻底决裂,而往往表现为新旧因素的矛盾交插和摇摆反复。如他有时流露出怀念先朝的感喟(1919年五月十四日日记:“倦倦有故君之思,与余意同”),但又不以遗老自居,而与前朝一刀两断(1919年答华世奎诗:“惟君志节我弗若,能一表里贯始终”)。他怀疑中国国民“果能称共和二字否?”(1911年12月25日日记),但又认为“二十世纪帝制决难存在,岂犹恋恋于君主,而自处于殷顽?”(1914年复张一麐书)他认为泰西之学为当务之急,但又说:“西学虽明备,孔孟程朱之道不可畔。”他多年来提倡新学,师法欧美,但又认为“东西国学人之来游中土者,转能窥见经史大旨与夫政治民俗根柢所在。”(1927年崇化学会捐启)进入二十年代以后,他在改良变革上的局限性和软弱性暴露得愈趋明显,头脑中的旧的东西逐渐重占上风。如一九二一年的赠林墨青一诗,可以说明他的思想由锐进而转入迟滞的情况:“津庠半是旧祠庵,开创经营兴味酣。当日被嘲新学派,而今复笑老生谈。只因国粹当存古,未肯方铖变指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认为:“世人务枝叶,往往忽根柢。国要张四维,礼义与廉耻。人要守四勿,言动与听视。孔曾道忠恕,尧舜道孝悌。东西有圣人,此心同此理。”(1922年《寿林墨青六十》)于是老调又重弹了。这样,对他自己以极大热情办起来的“庠序莘莘人艳说”的南开学校,自然也就不免产生了怀疑,而感到“吾心功罪未分明”了(1925年《答陈诵洛》)。他又怎能不后退和更张呢?
  (九)预作自挽诗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部与美国驻津部队合修天津至杨村间马路竣工,严修应邀力疾往观,归后即卧病,益见不支。一九二九年三月二日,自知即将不起,乃预作自挽诗:“小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几番失马翻侥幸(自注:戊戌失欢学院,免于党人之祸;庚子避地未成,免于流离之祸,辛亥弃产,约已定矣,彼方中悔,反获保全),廿载悬车得隐沦。从此长辞复何恨?九泉相待几交亲。”
  严修是历史新旧交替激流中的教育先行者。二十年代,历史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成为强弩之末,濒临曲终人散之际了。就在这又一历史转捩关头,一直看不中暴力革命,执着于教育救国的严修,在进退取舍的选择中,他没有能够跟上去再前进一步,而是倒退了。这在他预作自挽诗前所写的最后一首诗《和缨蘅江亭诗韵》中,就充分流露出他当时那种惶惑、消极的情绪:“见说天从此日青,新春又顾旧园亭,津桥频遣鹃声报,楚产重教鴂语听。过眼几回苍狗白?惊人一吼睡狮醒。大愚奈我聋兼瞽,惟有终身谢不灵!”是时河朔易帜(天从此日青),南风北渐(楚产鴂语),新朝开始,必有一番“鹃声”、“一吼”的宣传运动。但严修对此;表示装聋作瞽,闭目塞听,只有终生敬谢不敏,他甚至以孟子摈斥主张君民同耕的许行所用过的“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也”那段话来作类比,其不屑一顾之情更为可见了。他就是这样,由一个本来与时俱进的先驱者,变为跟不上历史潮流的时代的落伍者。当他走到人生结局时,因看不到历史的未来,而趑趄不前,终于无可奈何地死去,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历史悲剧。

                     结束语

  严修是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巨大变革时期的教育家。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看到了时代发展的趋势,以毕生精力投入近代教育改革这一宏伟事业中,并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通过他二、三十年来的不断实践,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近代教育改革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正是中国近代教育历史进程的一段缩影。
  严修创办新式教育的路子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从自强出发。西方近代教育的改革,是从十八世纪开始、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进行的,而中国的近代教育改革则是从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以民族危亡为契机、在御侮图强的标帜下发展起来的,严修就是开拓这一历史进程的代表人物。他的教育改革进程应该说是从一八九七年请开经济特科起步的。在此之前不久,为立誓学碑事所说的“方今时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尤非尽人皆冥志朴学,不能有成,而济时艰”这几句话,就是他改革教育的出发点和主导思想。
  二、从西方引进。严修肯于认真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并特别注意日本学习西方维新改革的经验,自己数次出国赴日、欧、美考察,并支持办学人员出国观光学习,这一点抓住了进行改革的关键。
  三、从传统过渡。为使新教育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中扎根生长,具有自己民族的特征与色彩,严修着重地做好了从传统的儒学教育向新兴的资产阶级教育转变的过渡工作,如从改良私塾做起,试行采取新式教材教法,以为逐步过渡到新制学校作准备。从严馆到敬业中学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四、搞试点实验。对女学、幼儿园、幼儿师范这些新生事物,严修都是首先在自己家里作试点实验的。敬业中学的初期也是如此。
  五、发动地方办学。严修除以私人力量创办南开学校,以为天下倡外,并在直隶首创劝学所,在各地倡组教育会,发动地方人士办学或赞助兴学。
  六、废庙兴学。在严修倡导支持下,天津进行了废庙兴学运动,把寺观改为学舍,庙产充作学款,不仅很快地把学校办起来,而且也有助于破除迷信,开通民智。
  七、向权势者劝募资金。通过募捐方式,将达官贵人、巨绅大贾手中用以挥霍享受或盘剥牟利的资财,转用于百年树人的公益事业。如严修所说:“盗泉之水不可饮,用它洗洗脚,总不失为一有益之举。”南开学校从建校到扩展都得力于此者不少。
严修以上办学经验,大多由天津开其先而各通都大邑靡然响风于其后,对早期我国新教育制度的推行,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就确立了严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先驱者的地位。

  严修著述目录
  年谱:
  严氏两世事略 (1915年,石印本)
  严范孙先生自定年谱 (1943年,刻本)
  文存:
  严先生遗著 (铅印本)
  严范孙先生文存 (手抄本)
  严范孙先生会试珠卷 (刻本)
  宣统二年奏折 (底钞本)
  诗集:
  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 (1933,铅印本)
  欧游讴(附东游诗)   (铅印本)
  同甲吟草  (1931年,石印本)
  日记:
  严范孙先生日记  (原始本)
    蟫香馆使黔日记   (影印本)
  函札:
  严范孙先生函信底草(1888--1929) (原始本)
  严氏家信原稿(1891、1896、1898) (原稿本)
  家信粘存(1906--1909) (稿本)
  严范孙先生函稿 (稿本铅本)
  严范孙先生手剳 (1930年,石印本)
  严范孙先生遗墨 (1932年,石印本)
  蟫香馆手剳第一辑 (1932年,石印本)
  蟫香馆书牍 (手抄本)
    严修手札    (1932年,石印本)
  杂记:
  炳烛脞记 (原稿本)
  严范孙先生丛脞 (原稿本)
  注疏:
  严范孙先生注广雅堂诗手稿 (1930年,影印本)
  杂著:
  严范孙先生诗钟 (1933年,影印本)
  寿诗挽联底稿 (原稿本)
  金孺人殉节事略 (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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