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太极”为庄子首创说似难以成立。就空间的最高极限而言,“六极”一词(指三维空间的六个极限,即“六合”之极限)已足可表达。《庄子》书中另有几处说到“六极”,如《应帝王》篇的“以出六极之外”,《天运》篇的“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太极”一词在《庄子》书中仅一见,其与“六极”相对而言,意义并不明确。俞樾在《诸子平议》中认为“先”与“高”不相应,故将此句改为“在太极之上”。若谓“六极”之上还有空间的极限,殊难理解;若谓“太极”是指空间最上的极限,则其只是“六极”之一而已。庄子首创一个意义不明的词,且只用一次,似无此必要。如果说这是针对“易有太极”而发,则符合思想发展的逻辑。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中“太极”写为“大恒”,此为《易传》的别本。帛书中的《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篇,则证实了易学与孔子儒学的联系。《论语·述而》篇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亦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还载有孔子传《易》的谱系,即:“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这一谱系虽然未必完全可靠,但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庄子·天下》篇在评述儒家思想中写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天道》篇中有:孔子“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十二”或为“六”的传写之误。《天运》篇载孔子对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老聃则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以前学界大多否认先秦时儒家已有“六经”,但在郭店楚墓出土的儒家著作《六德》篇中已有:“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一起出土的《语丛一》也有:“《诗》,所以会古今之恃(志)也者。[《书》,□□□□]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这说明至迟在战国中期,儒家已把《诗》《书》等并列为六部经典,《易》是其中之一。
《语丛一》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又云“察天道以化民气”,这说明当时儒家已经根据《易》来建构“天人之学”。《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可证“阴阳”是儒家所发挥之易学的重要范畴。从郭店楚简看,“阴阳”在道家文献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重要,简本《老子》中无“万物负阴而抱阳”,在《太一生水》中“阴阳”的位置在“太一”、“水”、“天地”和“神明”以下。那么,“阴阳”在《庄子》书中位置的提升是否为受到儒家易学思想影响的反映呢?
《庄子·天运》篇载有一则孔老对话的寓言: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君……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
这段对话说孔子求道于“度数”、“阴阳”,于是引来老子的一番教训,似正说明了当时儒家对“阴阳”的重视(《易传·系辞》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而道家看待“阴阳”——正如其看待“通天下一气耳”一样——认为是“终不近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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