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天津

　　当时李鸿章就想建立北洋舰队北洋海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有海军，所以他很希望从福州引进一些人才到天津来办水师学堂，来培养海军的干部。他就把严复从福州调到天津来让他作总教习，总教习就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长，当时李鸿章对他的评价很高，所以委以他重任。

　　这一年严复刚刚27岁。他在教育上小试身手，便显示出不凡的才华。据《光绪纪要》记载：北洋水师学堂“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名躁一时。

　　严复工作过的北洋水师学堂就位于现在的天津市河东区，北洋时期这里还有著名的天津机器局，所以天津人一直管这里叫做“东局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学堂和机器局都被焚毁。

　　最初李鸿章还算赏识严复，但严复的自负清高和不懂报恩让李鸿章心存不悦。由于严复长期不能得到升迁，所以他就想去走科举这条道路，一共参加了四次科举，但都落榜了。很难想象有这么大学问的人三番五次的参加乡试，连个举人都没拿到，最后连捐带保最后弄了一个道员，就相当于地级的一个官阶，所以最后才坐到了水师学堂总教习(相当于校长)的一个位子上。

　　但是从现在来看，严复这种苦闷的心情不得志的状况，对他后来的成长反而是有利的。中国历来的思想家，有作为的人都是在不得志的情况下做出很多优异的成绩。

　　天津是严复的第二故乡。那么严复到底住在哪儿？他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翻译《天演论》的呢？根据对严复来往书信的仔细研究，专家们发现了他在天津的确切住址，即天津卫大狮子胡同。但天津叫狮子胡同的地名远不止一处。经过考证，严复住的地方就是现在南开区的古文化街一带。

　　天津大狮子胡同的“严公馆”，究竟是怎样的规模现已无从可考。据推测，所谓严公馆至多不过是个普通的四合院。

　　严复初到天津上任时是只身一人。三年后，才把家眷接到天津。严复的母亲和妻子先后都病逝于天津。他在天津还娶过一房夫人，并在“严公馆”生有二男一女，1900年后严复才搬离此地。

　　从时间上看，严复1895年翻译《天演论》时，就在他所住的“严公馆”里完成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加之连续四次科考的落榜，对严复刺激很大，更加深了他对封建旧制度的绝望。

　　这一年，严复在天津相继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政治论文，为变法维新鼓吹与呐喊。

　　1896年他资助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第二年，他又与天津知识界友人一道创办了《国闻报》，这是中国人在天津开办的第一份报纸。当时叫“南有时务报北有国闻报”，所以当时的天津是维新变法一个舆论重要的发源地。应该说天津对戊戌变法的影响贡献很大，毫无疑问严复做了很大的贡献。严复一直寄希望于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办法来实现救国。因此戊戌变法失败后侥幸躲过了被清算的危险。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救亡图存的努力，一个更大的计划在严公馆内悄然进行着。

　　《天演论》——这部伟大的作品终于诞生在了19世纪末天津的一条名叫大狮子的小胡同里。

　　“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康有为曾赞叹说“《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今天人们经常提到翻译的评价标准“信、达、雅”，就是严复首先提出的。而且他成功地实践了这一原则，为后世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译作，成为举世公认的一代翻译大师。

　　严复决心要系统地把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有今天，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所打的基础是严复时期给奠定的。严复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孙中山拜会严复时曾说“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称：严复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严复晚年先后担任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的校长；而他的学生张伯苓则创办了著名的南开学校，严复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当之无愧的成为第一集大成者。

　　一生近一半的时间，严复的身影始终没有离开过天津。天津这方舞台成就了他思想文化上的卓越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