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严译《天演论》正式刊行一百一十周年，但是就其始译时间与初版时间以及严复翻译活动始于何年，国内译学界、史学界、思想界、学术界经常混淆，是个值得澄清的问题。
　　《天演论》始译与初版时间，国内目前有几种看法，拟举最近十年颇具代表性的观点：
　　严复从一八九六年起到一九○八年间，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译：《天演论》）……（李宪堂：《严复与〈天演论〉》，载《光明日报》二○○七年十月十一日）
　　严复于一八七九年回到中国，仅一年过后，使他闻名于世的译著，即基于托马斯·赫胥黎（T. H. Huxley）的《进化与道德》（Evolution and Ethic）翻译而成的《天演论》出版了。（孙迎风：《离散译者的文化使命》，载《中国翻译》二○○六年第一期，6页）
　　一八九六年，严复翻译了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闵杰：《戊戌风云》，2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严复的翻译活动开始于一八九二年，最早译出来的是宓克（A. Michie）的《支那教案论》（Missionaries in China），……一八九七年，严复翻译及出版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中《序论》及《本论》两篇，名为《天演论》。（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90页，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九年版）
　　严复的译事开始于一八九八年，他以精熟的海军战术和炮台学的留英学生的身份，而去译介西方的人文学术思想著作，这本身就值得注意。（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总主编罗进德在“刘宓庆译学著作全集代序”（见刘宓庆：《文体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六年版）中指出：“我们有的学者教授，谈起外国理论和术语如数家珍，可是谈起中国事情，开口便错。有的说严复从英国回来'仅一年过后’就翻译出版了《天演论》。”翻译学界有些学术专著也是如此，如果说上引王宏志的认识有偏差，可归因于作者来自文论研究领域，有所偏误，可以理解，那么高惠群、乌传衮著《翻译家严复传论》在“附录二·严复年谱”中未注明严复开始翻译的年代，沈苏儒在《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28—36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版）中论及严复的时代、生平及其翻译业绩，对其翻译活动的肇始也只字未提，则有些令人遗憾。
　　严复翻译活动到底始于何年？《天演论》出版于何年？不仅翻译界需要澄清，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也需要了解。其实，严复最早的翻译活动始于他留学伦敦的一八七八年十一月，时年二十五岁，译蒲日耳著《游历日记》，又译《泰晤士报》报道文章《中国初次遣派驻英钦差大臣将启程离英》，送呈驻伦敦中国公使郭嵩焘。一八七九年回国，他并未马上投身翻译。究其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致力于学术，而是受时代潮流的激荡，往往一个时期无意为学，有心问政。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熊十力等莫不如是。……但是中年以后，渐悟政治之不可为，转而潜心学术，又卓然立说成家。”（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总序》，55页）严复正是此类人物之一。回国后，一八八○至一八九四年他一直从教，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会办；其中四次乡试，还是一门心思要入仕途，严复屡考屡败，屡败屡试。其间还曾与人合股开矿，以实业改善经济状况；仅在一八九二年读英国传教士宓克著《支那教案论》，并着手翻译此书。十五年间，因好诤言，由原先的为清朝高官所看重落得后来只为其专用的境地，他感到官场失意，心怀满腔激愤，又恰逢一八九四年民族危机加深，因此决意“致力译述以警世”，转入规模性的翻译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天演论》起笔翻译应该在此之后不久，而不是学界所说的一八八○、一八九七年，更不是一八九八年。
　　我们不妨用排除法和推测法来探究《天演论》的始译时间。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至一八九八年二月，严译赫胥黎著《天演论悬疏》（即《〈天演论〉导言》），载《国闻汇编》第二、四、五、六册；一八九七年二三月间，以《天演论》乞吴汝纶作序；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五日，撰《天演论》序。上述事实表明，《天演论》应该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间。而且《天演论》的始译时间与甲午战争相关。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甲午战争爆发；十月至十一月为战争第二阶段，清军陆、海两条战线均显败绩；十二月至次年三月为第三阶段，清军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全面溃败；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七日，北洋舰队覆灭，半月之后他写道：“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原强》，载《天津直报》一八九五年三月四至九日）。此间，严复最有可能翻译《天演论》。另外，现今发现最早的《天演论》译本，一八九五年三月由陕西味经售书处刊印，它无自序和吴汝纶序，无译例言，文字与后来译本有较大出入，表明该译本为初稿，是应急之译，情急之译。进一步表明：一部五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严复独译，毛笔书写甚至是誊抄，大约需要两个月；译稿从天津传至陕西，加上刻版、校对、印刷、装帧等，大约需要一个月。从译到印，前后至少得三个月。从一八九五年三月往回推算，起译时间也应在一八九四年底至一八九五年初。而一八九八年六月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私自木刻印行的是第一个通行本，同年十二月天津侯官嗜奇精舍石印发行的是刻印质量最好的版本之一。一九○五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铅印出版。
　　严复从译时间持续了三十八年（一八七八——一九一六），前十六年基本上无成就，除《天演论》外，其余七大名译成于后二十二年（一八九四——一九一六）：《群学肄言》（一八九七——一九○三）、《原富》（一八九七——一九○○？）、《群己权界论》（一八九九）、《社会通诠》（一九○三）、《穆勒名学》（一九○○——一九○二）、《法意》（一九○○?——一九○九）、《名学浅说》（一九○八）。一九一二年后，五十九岁的严复拟续译《穆勒名学》，未果；一九一四年，译了卫西琴著《中国教育议》，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并在湖南、云南、浙江等地报刊上连载；一九一五年，摘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状况，呈送袁世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用英文撰写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中国古代政治结社小史》）刊于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学报》）第一卷第四期，同时拟续译《法意》和《穆勒名学》，未果。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严复不再涉及翻译。就在他去世的一九二一年，《天演论》印行第二十版，可见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