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始译与初版时间,国内目前有几种看法,拟举最近十年颇具代表性的观点:
严复从一八九六年起到一九○八年间,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译:《天演论》)……(李宪堂:《严复与〈天演论〉》,载《光明日报》二○○七年十月十一日)
严复于一八七九年回到中国,仅一年过后,使他闻名于世的译著,即基于托马斯·赫胥黎(T. H. Huxley)的《进化与道德》(Evolution and Ethic)翻译而成的《天演论》出版了。(孙迎风:《离散译者的文化使命》,载《中国翻译》二○○六年第一期,6页)
一八九六年,严复翻译了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闵杰:《戊戌风云》,2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严复的翻译活动开始于一八九二年,最早译出来的是宓克(A. Michie)的《支那教案论》(Missionaries in China),……一八九七年,严复翻译及出版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中《序论》及《本论》两篇,名为《天演论》。(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90页,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九年版)
严复翻译活动到底始于何年?《天演论》出版于何年?不仅翻译界需要澄清,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也需要了解。其实,严复最早的翻译活动始于他留学伦敦的一八七八年十一月,时年二十五岁,译蒲日耳著《游历日记》,又译《泰晤士报》报道文章《中国初次遣派驻英钦差大臣将启程离英》,送呈驻伦敦中国公使郭嵩焘。一八七九年回国,他并未马上投身翻译。究其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致力于学术,而是受时代潮流的激荡,往往一个时期无意为学,有心问政。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熊十力等莫不如是。……但是中年以后,渐悟政治之不可为,转而潜心学术,又卓然立说成家。”(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总序》,55页)严复正是此类人物之一。回国后,一八八○至一八九四年他一直从教,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会办;其中四次乡试,还是一门心思要入仕途,严复屡考屡败,屡败屡试。其间还曾与人合股开矿,以实业改善经济状况;仅在一八九二年读英国传教士宓克著《支那教案论》,并着手翻译此书。十五年间,因好诤言,由原先的为清朝高官所看重落得后来只为其专用的境地,他感到官场失意,心怀满腔激愤,又恰逢一八九四年民族危机加深,因此决意“致力译述以警世”,转入规模性的翻译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天演论》起笔翻译应该在此之后不久,而不是学界所说的一八八○、一八九七年,更不是一八九八年。
严复从译时间持续了三十八年(一八七八——一九一六),前十六年基本上无成就,除《天演论》外,其余七大名译成于后二十二年(一八九四——一九一六):《群学肄言》(一八九七——一九○三)、《原富》(一八九七——一九○○?)、《群己权界论》(一八九九)、《社会通诠》(一九○三)、《穆勒名学》(一九○○——一九○二)、《法意》(一九○○?——一九○九)、《名学浅说》(一九○八)。一九一二年后,五十九岁的严复拟续译《穆勒名学》,未果;一九一四年,译了卫西琴著《中国教育议》,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并在湖南、云南、浙江等地报刊上连载;一九一五年,摘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状况,呈送袁世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用英文撰写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中国古代政治结社小史》)刊于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学报》)第一卷第四期,同时拟续译《法意》和《穆勒名学》,未果。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严复不再涉及翻译。就在他去世的一九二一年,《天演论》印行第二十版,可见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