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新加坡“经济沙皇”严崇涛，29年担任新加坡最高级别的常任秘书

他，生前被敢怒敢言的前国会议员殷吉星（Inderjit Singh）称为“爱着新加坡的批评者”（loving critics）。

新加坡政论作者、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契连·乔治（Cherian George）曾经形容他为亲体制的“良知”，即便提出异见，也能落在人民行动党的“舒适区”内被包容。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昨晚在面簿发文悼念时，称他为：新加坡的经济沙皇。

生于1937年的严崇涛（享年83岁）在40年的公共服务生涯中，有29年担任政府部门行政官中最高级别的常任秘书。

他在33岁那年加入交通部担任代常任秘书，成为新加坡当时最年轻的常任秘书，之后担任财政部、贸工部、国家发展部和总理公署等多个政府部门的常秘，直到1999年离开民事服务。

他也曾担任经济发展局、星展银行（前新加坡发展银行）、中央公积金局、建屋发展局等多个机构的主席。

退休后的严崇涛并没有远离公众的视线，他经常在公开论坛和讲座上提出尖锐的意见，表达自己对新加坡的担忧。

不过，他的家人告诉《海峡时报》，过去四年半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

吴作栋：他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昨晚在面簿上悼念这名朋友、同事和备受尊敬的公务员时透露，自己当年在财政部还是一名年轻公务员时，曾从严崇涛这名上司身上学到很多。后来，吴作栋在新成立的贸工部担任部长，严崇涛是该部门的常任秘书。

吴作栋说，他成为总理后，偶尔也会邀请严崇涛共进午餐，听听这名“新加坡经济沙皇”对本地经济的观点。

他也说，严崇涛为新加坡作出杰出贡献，并向他的夫人颜春娘及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星展集团主席佘林发受访时说，严崇涛在引导星展银行支持本地公司的成长和区域化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也坚信星展银行应该灌输勤俭节约的价值观。

佘林发补充说，尽管严崇涛是一名高级公务员，又身兼星展银行主席，但他过着非常朴素和节俭的生活，突显他谦逊的一面。

“他会去直落亚逸街一带光顾他最喜欢的咖啡店，在午餐时间和其他人共享一张桌子，吃他最喜欢的潮州粥。”

星展集团财务总监林淑慧则说，严崇涛致力于栽培银行职员，任内推出的内部职务轮换计划一直沿用至今。他也奠定了银行现代风险管理的运作基础，并特地了解什么是全球风险管理最佳做法。

严崇涛也曾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名誉副校长近20年，刚在去年底获颁国大最高荣誉的“杰出校友奖”。

国大校长陈永财教授说：“他多年来以教育者和顾问的身份为国大贡献良多，他的智慧和洞察力使我们受益匪浅。”

三人口中说的他都是同一个人，就是将半生（40年）都献给公共服务的前高级公务员严崇涛。他过去四年半与病魔抗争，于昨早（8月20日）辞世，享年83岁。

过去24小时，不少现任与前任部长都发文追悼这名深受爱戴的金牌级公务员。李显龙总理今天傍晚6点多在面簿上悼念严崇涛时，形容他是“我国建国那代的一名多才多艺优秀出色的公务员”。对于他的逝世，总理感到极度悲伤（deeply saddened）。

总理说，严崇涛无论是智商、同理心、或者直言不讳的态度，在同辈中脱颖而出。40多年来，他在不同政府部门服务时，表现十分卓越，33岁就被擢升为新加坡最年轻的常任秘书。

“我有幸在贸工部与他在工作上紧密接触，当时我是政务部长，他是常任秘书。身为一名年轻的政治职务担任者，我从他丰富的经验和睿智的建议中获益良多。我在1985年担任经济委员会主席时，他是其中一名委员，建议了许多政策来帮助新加坡渡过独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经济萧条。他的建议令我们的报告如虎添翼。”

总理补充说，严崇涛任职于建屋发展局时提出的预购组屋计划和电梯翻新计划，不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建屋局至今依然持续开展这些计划。最后，他向严崇涛夫人与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严崇涛虽然离开了我们，他的精神遗产将持续下去，而且他的贡献将触动未来好几代新加坡人的生活。”

严崇涛曾担任财政部、贸工部、国家发展部和总理公署等多个政府部门的常秘，前后长达29年。他也曾担任经济发展局、星展银行（前新加坡发展银行）、中央公积金局、建屋发展局等多个机构的主席。

晚年敢怒敢言掀风波

严崇涛晚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退休后，针对新加坡政府、人民行动党、公务员体制以及部长薪金制的敢怒敢言。

严崇涛在1999年退休后就开始写书。2008年出版《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一位老常任秘书的回顾和反思》，2010年出版《新加坡成功故事的动力：严崇涛之见》。

他在第一本书中曾批评政府部门的擢升制度过于机械化。

“如今你工作五年，就可当上助理秘书，十年就可当上常任秘书。在我看来，这样提拔人才非常消极，而且过于机械化。也许在军队里管用，但在其他部门，这不是个积极的做法。我们不应该担心有太多的人才不知如何安排，而是应该担心人才不足。”

2003年，他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则批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最大忧虑在于“我们正启动自动导航系统在飞行”。

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时，严崇涛解释说：

“新加坡一些精英分子慢慢开始以「新加坡品牌」感到骄傲自满了 。一些公务员的表现就好像得到了皇帝授权一样肆无忌惮。我们都自以为是小李光耀。”

“我们的人口学家追踪数据时，思维流于死板。即使生育率下滑时，卫生部和计划生育署依然乘坐在「自动导航的飞机上」，继续对生育第三胎加以惩罚。”

批评部长薪金制惹争议

2013年，严崇涛在接受新加坡医药协会报刊专访时，被问及他对年轻部长的期望。他当下直言，有些年轻部长不再具备元老级部长的品质。政治职务担任者在部长薪金提高后，反而在工作上不那么尽心，表现每况愈下。

“当你将部长薪金提高至几百万的薪金收入，每名部长……在想到百万薪金时就会犹豫不前。当薪金如此高时，哪名部长敢离开，除非他们决定加入反对党？因此，整个政坛都变成一种公务体制，我再也看不到任何人敢于开口了。”

在同一个访问中，严崇涛也指出，人民行动党已经变得过于精英制（too elitist），不像“第一代行动党几乎都是草根出身”。当记者问他何谓“精英制”时，严崇涛回说“他们对人民缺乏感情”而且“整体上缺乏同理心”。

可想而知，严崇涛的这番话当时犹如平地一声雷，引发激烈的争议。在访问刊登后，严崇涛立即发文告表示自己的一些说法“不合理”也“不公平”，并澄清和收回某些说法。

“我在1999年退休离开公共服务。自那起，我就没有参与任何一个内阁会议，也没有亲眼看过李显龙总理主持任何一个内阁会议。因此我说部长们都不敢在李显龙总理面前有话直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我没有全面了解今日内阁会议是如何召开的情况下，就作此断言。”

“我也意识到，我所说的部长们领高薪后可能不敢畅所欲言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有些部长是放弃了光鲜亮丽的私人企业高薪工作，加入公共服务后领取的薪金远远低于他们原有的收入。其他部长则有能力加入私人企业赚多一点钱，但却选择留在公共服务。他们既然坚信自己在为新加坡人做对的事情，没有理由不畅所欲言。”

严崇涛还指出，关于他所说的新一代领导人都过于精英制的说法，也是“在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来自贫苦家庭”的情况下说的。

当时，李显龙总理还发贴文回应严崇涛的澄清说：

“我很高兴他澄清了自己的一些说法，尤其是对我的部长的评语。严先生很多年前在贸工部担任我的常任秘书。我希望他在退休后，能继续支持他在杰出长时间的公务员职业生涯中，所参与建立的机构与体制。”

爱之深责之切的批评者

有意思的是，严崇涛在2008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曾经说了这么几段话：

“当我还是常任秘书时，每年总有一两次单独与（当时的）李光耀总理进餐的机会。我很自豪地说，他一开始就告诉我，我们进行的是平等的知识性交谈。他尊重我，我也尊重他，虽然我们曾发生口角（笑）。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李光耀总是仔细聆听他人的观点，再综合大家的意见。”

“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是我的太太，都不时警告我不可越轨，否则会招惹事端。说实在的，我不相信我们的领袖是那样的人；当然我也自律，不提忌讳课题如语言、种族和宗教等。记得有一次，一位教友告诉我很高兴读到我的文章，也很高兴我还没“人头落地”。我听后哈哈大笑，但我知道她并无恶意，她其实是在夸奖我们的制度（能容得下批评）。”

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严崇涛“爱之深、责之切”背后的那份退而不休的责任与焦虑，以及为何他会被称为“爱着新加坡的批评者”。

最遗憾：没能像李光耀那样学好华语

严崇涛的父亲严福归是从中国海南岛来新加坡落地生根。不懂英语的他凭毅力，在短短三四年内考取高级剑桥文凭（相当于现在的A水准）。二战时期又学会日语，后来成为一名法庭翻译员。严崇涛的母亲也来自海南岛，帮人洗衣赚取收入。

父亲在他9岁时过世，当时本地的英校由英殖民政府开办，学费较便宜，因此母亲就让他报读英校。由于母亲没念过书不会说华语，因此他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华文或学好华语。

“我就是没有内阁资政李光耀的那份毅力，要学好华语，得每天投入至少一小时，我缺乏这样的恒心。李资政掌握了华文，能够阅读华文报，这点比我占了优势。”

严崇涛先后三次尝试求师学华文，却总是因为缺乏毅力，一直没有成功，只能应付一些日常对话。但是他却说得一口流利地道的海南话，自认骨子里比年轻一代有着更强烈的“华人DNA”。

严崇涛走了，新加坡从此少了一位“爱之深责之切的批评者”。但是相信他的公务员DNA还会继续被人津津乐道，语录还会继续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