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篇的划分和内篇篇名拟定之考辨

 学者一般皆认为《庄子》内、外、杂篇之划分为郭象所为。如王叔岷《庄子校释·自序》中说:“今本内外杂篇之名,实定于郭氏。”其实,《庄子》篇目的内、外篇之分。《庄子》的内、外篇之分,汉代已经存在。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崔在注解《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一句时说:“《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班固是汉代《庄子》注家之一,《经典释文》中残留了他的《齐物论》三条注文,《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艺文类聚》九十七录载了他的《难庄论》残文,都是可以为证的。对于“班固说在外篇”,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夫道未始有封”一章,班固见于别本,属于外篇。章太炎是这样理解的;一是“夫道未始有封”一章,班固以为验其义蕴,当在外篇。蒋锡昌是这样理解的。对这句话的涵义尽管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承认这句话证实了这样的事实:至少在班固时《庄子》内、外篇之分已为学者所熟知了。那么,这种内、外篇的划分及内篇篇名之拟定又是班固之前谁人所为?

  
第一个有这种可能性的是誉南王刘安及其学者门客。今人张恒寿对此有所论证,他所提出的论据有三点:第一,淮南王刘安时代的学者和他本人的著述《淮南子》都是有区分内、外篇和另拟题目的体例,第二,内容题目的神秘色彩和刘安著时代相合;第三,内篇题目暗示的政治目的和刘安及其门客的政治野心相符。应该说,这些论据都是言之有理的。但是,这个推断有它的两个脆弱之处:一是它是建立在一个未有历史记载确证的、推测性的大前提上的,即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纂、整理过《庄子》;二是它是建立在一个错移了的时代观念上,即把在西汉中后期才逐渐形成的将著述、典籍篇目作内、外之分的学术习惯和纬的理论思潮,提前到汉代早期。所以,这一推断就不能如张氏所说是“无可怀疑”,而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一个具有这种可能性的是刘向。据《汉书·刘向传》和《汉书·艺文志序》的记述,成帝时,刘向领校中秘书,兼校经传、诸子、诗赋。他每校毕一书,都要作一篇“书录”,叙述校书经过,介绍所校之书作者的身世及学术源流。这些书录(《别录》),除了《战国策》,《管子》、《晏子》、《孙卿》、《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说苑》等十篇尚为完整外,其它皆已散失。从这仅存的十篇书录里,和从其它书中辑出的刘向佚文中,我们可以提出两点情况,断定刘向亦曾整理过《庄子》:第一,刘向十分熟悉《庄子》。在《别录》仅存的十篇完整的书录中,就有三篇论及庄子,此可为证;第二,刘向作过《庄子书录》。《史记索隐·庄子列传》援引了二则刘向佚语:“宋之蒙人也”,“又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故庄子有寓言篇”,辨其语意,正当是刘向的《庄子书录》的佚文。

  刘向校书于每书一般都要做广罗异本、除去重复,雠校讹文脱简、写定正本,,条列篇章、定著目次等几项工作。个别还要命定书名、篇名。刘应对〈庄子〉的校理工作。除了删去重复,厘正文字外.可能还将《庄子》划分为内、外篇;并给内七篇拟定篇名。

  将《庄子》分为内、外篇,在刘向那里基本上是属于“以类相认,—一条别篇目”(《说苑叙录》)的性质的工作,如同他将《晏子》八篇的前六篇划为一类,后二篇划为一类;将《淮南》分为内、外。这种内、外之分,大体是对不同内容特色的一种粗略区分,或至多如颜师古所说“内篇论道,外篇杂说”(〈汉书注〉),并无十分严格的意义,往往也就没有加以说明和标出。例如《汉书·艺文志》总称“《孟子》十一篇”,从汉代赵歧《孟子题辞》可知,它实际上有内书七篇、外书四篇之分。《庄子》的情形也是这样,《流志》总称“《庄子》五十二篇”,但从崔注可以看出,班固据《别录》、《七略》编《汉志》时,《庄子》实际上也已有了内、外篇之分。而这种划分正可能是刘向校理《庄子》时,为条列篇章,以类相从而作出的。

  刘向校理《庄子》时,还可能给内篇拟定篇名。但是,就象刘向曾给个别典籍拟定书名一样。这也不是刘向每校一书时所必做的工作;同时,由于《庄子书录》的散佚,已经失去了七篇篇名(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显示的奇特的面貌和内蕴的思想观念所可能形成的那个时代来看,这一推断还是有其根据的。

  《庄子》内七篇篇名的奇特性,在于它的拟名方法和语言结构既不同于同书的外、杂篇的篇名,也不同于时代其它子书的篇名。《庄子》外、杂篇的二十六篇篇目拟名方法或原则,

  按照陆德明的划分,可有三类,列表如下:
篇别 名篇原则 外篇 杂篇
以事(物)名篇 骈拇、马蹄、肢箧、天地、秋水、山木 让王、说剑
以义名篇 在宥、天道、天运、刻意、缮性、至乐、达生 外物、寓言、天下
以人名篇 田子方、知北游 庚桑楚、徐无鬼、则阳、盗跖、渔父、列御寇

  所有这些篇名,除“说剑”外,都取自该篇开头两字、三字,或是第一句,第一段中有实际意义的名物,它们是篇目独立的标志,而不是一篇的内容概括。显然,这样的篇名一般是由编者所定,而非由作者自拟,基本上和《论语》、《孟子》的篇名拟定法相同,而不同于《荀子》、《韩非子》的立题撰文或拟题概文。《庄子》内七篇篇名与此不同,它不仅是篇目独立的标志,而且也是一篇内容的概括。所以旧时多有学者认为内篇篇名为庄子手订。但是十分显然,这种概括并不准确,有些篇如果抛开历代注家那种勉强的理解和牵合,篇名和内容甚至可以说是相悖的。

  
例如,就其内容的直接显义来说,《齐物论》篇所述是任万物(或任物论),而不是齐万物(成齐物论)。《德克符》篇所述是道德崇高与形貌完整的不统一,而不德与形的相符。这一情况显示出,内七篇的篇名可能内蕴着某种特殊的、超出了它的国有内容的思想观念,或特殊理论背景下的理解方法。从内七篇篇名的语法结构来看,这种思想观念、理论背景可能不是属于庄子的那个战国中后期时代的,因为它完全不同于与庄子时代相近而稍后出现的《荀子》、《韩非子》的篇名。

  虽然这两部先秦典籍里也混杂入他人、他家之作,但学者们还是公认多数篇章是他们本人立题之作。这些题目或篇名少数是一个单音词,如《赋》(《荀子》),或复音词,如《君子》(《荀子》);多数是由两个字组成的词组(短语)。其中,有主谓词组,如《性恶》(《荀子》),《说难》(《韩非子》;动实词组,如《劝学》(《荀子》),《扬权》(《韩非子》);偏正词组,如《儒效》(《荀子》),《亡徵》(《韩非子》);联合词组,如《荣辱》(《荀子》),《安危》(《韩非子》),等等。从语法角度看,这种词组的语义是由两个词稳定的中心涵义组成,合乎汉语的习惯和规范,因崦明确清晰。《庄子》内七篇的篇名和此不同,这给养全由三个字组成,词语结构很不稳定,显得怪僻晦涩,而涵义朦胧模糊,可作多种理解。例如,历代学者和《庄子》注家对“齐物论”至少就有三种不同的读法和理解:一曰齐同万物。

  这是一种早在魏晋时代就通行的解法,如左思《魏都赋》“齐万物于一朝”,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庄周齐物,以论为名”。至宋代王雯《闻过则喜华真经新传》亦说:“万物受阴阳而生,我亦受阴阳而生,赋象虽殊,而年生同根……此庄子所以有齐物之篇也。”二曰齐一物论。如南宋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说:“物论者,人物之论也,犹言众论也。齐者,一也。欲合众论而为一也。”王应麟亦说:“齐物论,非欲齐物也,盖谓物论之难齐也。”(《困学纪闻》卷十)后来清人钱大昕考证说,这一读解法“王伯厚前王安石、吕惠卿等已发其说”(《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可见,这是在北宋出现,南宋甚为流行的一种新解法,三曰齐一物与论。这是清代《庄子》注家的一咱解释。最先见于孙嘉淦《南华通》:“物者彼我,论者是非,丧我物化,道通为一,则皆齐矣。”此后,王先谦《庄子集解》亦沿袭此读解:“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齐一视之,不必致辩,守道而己。”《庄子》内篇其它六篇篇名,也存在着与此类似的可以歧谈或歧解的情况。

  《庄子》内篇篇名以三字为题及其涵义模糊的特色,虽与庄子所处的那个战国中后期时代的子书篇目不同,但与汉代纬书篇目的风格却极为相似。例如,后汉书·樊英传阵贸注列举《七纬》的三十五篇篇目是:

     《易纬》六篇: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

          《书纬》五篇:璇玑铃、考灵耀、刑德故、南命验、运期授;

          《诗纬》三篇:推度灾、记(汜)历枢、含神雾,

          《礼纬》三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仪;

          《乐纬》三篇:动声议、稽耀嘉、汁(叶)图徵;

          《孝经纬》二篇:援神契、鲍命决;

  《春秋纬》十四篇:演孔图、元命苞、文耀购、运斗枢、感精符、合城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佐助朝、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词、命历序。

  纬书今已缺残不全,篇目难以遍举,但从上面所举《七纬》三十五篇篇名来看,它们的共同特点正是三字为题,晦涩难解。

  看到《庄子》内七篇篇名和汉代纬书篇名特殊的相似,我们进而可以推想。这七篇篇名内蕴的思想观念可能也和汉代纬书犀通,因为汉纬与图谶相结合的谶纬之学,是汉代最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和学术思潮。这个思潮贯串着一个基本思想观念,即认为阴阳灾害等自然信息,总是预兆着人间祸福,将应着帝王兴衰。图谶纬侯皆由此而生,如《春秋纬》说:“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非常明显,如果说内七篇篇名内蕴着的符应观念(“德充符”)和帝王思想(“应帝王”)根本不是庄子所具有的,那么它就只能是谶纬之学孕育出来的了。

  由以上将内七篇篇名的奇特形式和内蕴的思想观念同纬书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推定,《庄子》内篇篇名可能是由在谶纬思潮激荡下、具有符应观念和主权观念的一个十分熟悉《庄子》的学者拟定的;而曾经整理编校《庄子》的刘向最为可能。

  谶和纬虽然有着一个共同的基本思想观念,但毕竟也是有区别的,正如阮无所说“纬自纬,谶自谶”(《七纬叙》)。这种区别,一是大抵谶因事作预言,属方术;纬附经而立言,属演经。二是谶言出现较早,在先秦之时。如《史记·赵世家》记扁鹊之言,“……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淮南子·说山训》有“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详(祥),明书著之”之说。而纬书出现较晚,在西汉之时。如〈尚书纬〉、〈春秋纬》都达及“《尚书》百二篇”。而孔颖达《尚书正义》指出,“或云‘百二篇’者,误有所由,以前汉之时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而为纬者附之。”(《尚书序疏》)张霸是成帝时人,其伪造《尚书》之事见《汉书·儒林传》及《论衡·佚文》和《正说》篇。可见,《尚书纬》、《春秋纬》是编造于成帝以后。《孝经纬·鉤命决》“帝王建,考九会”,隐言汉高祖刘邦到光武帝刘秀为九世,是东取初多才编造出来的。大体而言,谶纬是在西汉后期方才合流,蔚为大观,成为对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影响、具有神学色彩的思想潮流。正如张衡说:“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后汉书·张衡传》)这个谶纬之学勃兴的成、哀之世,也正是刘向学术活动的高峰时期——领校中秘书。

  
《汉书·五行志》序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汉书》卷二十七上)可见,刘向是一个和董仲舒齐名的、以言阴阳灾异著于史册的汉代大儒;只是和董仲舒相比,他的学术中的史实成份多于义理内容。因而,他也是谶纬这一时代思潮中的佼佼者。当然,也许象刘向这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儒家学者,不会如同当时多数趋时学者那样谶纬不分,但象张衡那样反谶不反纬则是很可能的,因为毕竟刘向父子是汉代学者中谈论灾异符应最多者。晚近有学者据《汉书五行志》记载统计,刘向父子推测灾异应符之事有一百八十二件,发表灾异符应理论二百二十六则。刘向是帝胄后裔,特别是在酉汉后期外戚权势日炽的情况下,他的“汉家天一,刘氏为王“的王权思想是非常强烈伪。《汉书》记述,“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报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党,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汉书·楚元王传》)。这与纬书“为汉帝制法”是极为合拍的。

  
通过以上对刘向那个时代的理论思潮和刘向个人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有根据地进一步推断,《庄子》内篇篇名最有可能是刘向在校理《庄子》时拟制的,因为这七篇篇多所具有的奇特的纬书篇名面貌和内蕴的符应、王权观念,正是一个活跃在谶纬思潮中的、十分熟悉《庄子》的刘氏宗室大儒所可能有的思想的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