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严复关于文风雅俗的辩论

 一百年前,梁启超和严复有过一场有关文风的公开辩论。

   1902年,梁启超在其所办的《新民丛报》第一期上,撰文推荐刚刚出版的严复译著《原富》,热情称赞这本译著“其精美更何待言!”但同时也坦率批评了这本译著的复古文风:“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纟番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梁启超主张文界革命,文风创新。严复不接受梁的批评,他在答辩文章中说:“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严复严格地圈定了他著作的读者范围,只限于“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爱好,所以他主张文风复古。

   这场论辩,虽由译著《原富》文风引起,但论辩内容,已经越出了《原富》这一译著文风的范围,实际上,这是梁启超、严复两种不同文风取向的冲撞。

   严复文风取向是复古,是求尔雅。他在致古文名家吴汝纶的信中曾说,他“行文欲求尔雅”。尔的意思是靠拢,他所说的“雅”,是指古文写作规范。所谓“行文欲求尔雅”,是指写文章,字要用古代字义,句要仿古代句法,谋篇修辞,要遵从“古文义法”。这个意思,他在其译著《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有具体说明;他对自己的译文,“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徽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在严复看来,要说清楚精深的道理,即使是古代人闻所未闻,直到近代才被人们发现的精深道理,也非使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不可。而如果用现代口语,则根本无法说清。严复的文风复古态度,是既明确又坚定,他自然不会接受梁启超的批评。

   梁启超文风的基本取向是创新,是近俗。他在所著《清代学术概论》里回顾过他文风取向的形成历程。他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指戊戌政变后他逃亡日本‘专以宣传为业’)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桐城派古文,从清初方苞开始,就倡导“古文义法”,追求“雅洁”。梁启超早就不喜欢桐城派文风,主张写文章要“务为平易畅达”,当然也就不能认同严复的文风取向。

   在当时的主流文坛,严复、梁启超的文风取向都有同道同志,例如古文名家吴汝纶就支持严复,著名诗人黄遵宪观点就与梁启超一致。

   梁启超说“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这句话,似乎是说严复译书是“为藏山不朽之名誉”而不是“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了。对梁氏这个说法,我们需要依据史实作恰当释读。就史实看,当时梁启超、严复写文章,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救国,他们都是爱国志士。梁氏写文章,是要“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是因为书中“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改意焉”(《译天演论自序》)。严复整个翻译事业,实际都是为了唤起读者“自强保种”的觉悟,并不仅仅是求个人的“藏山不朽之名誉”。梁氏严氏写文章的初衷,都值得中华后人的思念。梁氏“务为平易畅达”,是要直接呼唤“市井乡僻”国民。严氏译书,“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是要以这批“中国多读古书之人”的先知先觉去实现“自强保种”大业。这场论辩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今日反思,难免要为严复惋惜。当时如果不用“古文义法”,而用“近俗之辞”译述新思想,让更多读者更直接读到新思想,对于实现严复的“自强保种”宏愿应当是更加有利的。

 

来源:《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