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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齐文化
2010-10-30 17:01:52   来源:   评论:0 点击:

 

    《庄子》一书号称难读,前后思想亦有抵牾之处,昔日将其放在宋、楚文化的背景下来研究,多不得确解。若把《庄子》一书置于齐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则“其辞虽参差,而諔(音处,[諔诡]奇异。《庄子·德充符》:“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诡可观”,许多矛盾和不可解之处,可以焕然冰释。由此可以证明,对于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不应仅从哲学史的角度去分析,还要从更广阔的文化史的角度去分析,这样可能会别出义蕴。

    有关庄子本人和《庄子》一书的文化特色,学术界一般都注意到和宋、楚文化的关系,认为庄子是蒙人,而蒙初属宋,后灭于楚,所以庄子的思想的楚文化熏陶和哺育的结果。这种观点之所以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自有其立论扎实、论证严密之处。但是,宋不仅被灭于楚,还被灭于齐、魏,《十道记》:“宋州,睢阳郡,理宋城县。……周为青州之域,武王封微子之邑。后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济阴、东平,楚得沛梁,即今州地。”蒙地在庄子的时代已不再属宋,而是属齐。此说并非假说,而是有其根据的。结合《庄子》一书,从其思想特色也能证明,庄子是齐国人,其思想来源于齐文化,最充分地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这是我对庄子标新立异的一种看法,今试论之,以就正于方家。

    首先,从庄子的国别归属谈起。庄子的故里到底属于战国时哪一个国,一直是学术界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然而司马迁没说“蒙”在哪里,《地理志》说蒙县属梁国,刘向《别录》说庄子是宋之蒙人。《汉书·艺文志》说庄子是宋人。而《括地志》认为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冤句是秦时所置县名,又作宛朐或宛句,治所在今山东曹县西北。

    古晋郭象注庄,未提及庄子故里。到唐代陆德明又重提此事,且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庄子者,姓庄,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李颐云:与齐愍王同时。)齐楚尝聘以为相,不应。时人皆尚游说。”唐代成玄英则在《庄子序》中提出庄子“生宋国睢阳蒙县,师长桑公子”。

    古籍中其他提及庄子为漆园吏的所在地者,尚有《一统志》,谓庄子墓在今东明县东北之漆园城,《续述征记》说,古之漆园在中牟,今犹生漆树也。梁王时,庄周为漆园吏,则斯地。“中牟”有两用,一为地名,在河南鹤壁,一为县名,即今河南中牟县。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则说:“庄周,宋蒙人。不以祸福累心。为漆园吏。楚威王以千金币迎周,不应,钓于濮水”(《河南道·宋州》人物条)。又说:“宋城县本宋国蒙县,以宋公及诸侯盟于蒙门而为县名”,“小蒙故城在县南十五里。六国时楚有蒙县,俗谓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宋城县”条)。

    这样,庄子就有了宋国人、梁国人和楚国人这三说,于是今人便有了庄子为山东曹县人说、山东东明人说、河南商丘人说、河南安徽交界处说、安徽蒙城人说等。 而在唐代以前,有一种庄子是齐国人的说法,是至今学者们所未注意到的。 提及庄子活动之地的有《郡国志》,它说:曹州漆园城,庄周为吏处。曹州,据《十道志》说,济阴郡,置在济阴县,《禹贡》豫州之域。周为曹国地,后属宋,七国时属齐。汉为济阴郡,地在济水之南,故以为名。《曹诗》曰:“荟兮蔚兮,南山朝。”按:济阴郡汉所在今定陶县西北,辖境相当今山东荷泽附近,南至定陶,北至濮城地区。这一条资料已提到漆园城在七国时属齐。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资料,是陈朝释智匠所编撰的一部乐书《古今乐录》中明确说明的,今录之如下:

    庄周者,齐人也。明笃学术,多所博达。进准见,方来却睹未发。是时齐湣王好为兵事,习用干戈。庄周儒士,不合于时。自以不用,行欲避乱,自隐于山岳。后有达庄周于湣王,遣使赍金百镒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宝;相,尊官;何辞之为?”周曰:“君不见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采,食之以禾粟,非不乐也。及其用时,鼎镬在前,刀俎列后,当此之时,虽欲还就孤犊,宁可得乎?周所以饥不求食,渴不求饮者,便欲全身远害耳。”于是重谢,使者不得已而去。后引声歌曰:

    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养九德。渴不求饮,饥不索食;避世俟道,志洁如玉。卿相之位,难可直当。岩岩之石,幽而清凉,枕块寝处,乐在其央,寒凉回固,可以久长。

    这条资料是治庄者从未引用过的,其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自然很难下定论,但这里有几条线索值得注意。其一,释智匠为陈朝人,比陆德明(约550-630)、成玄英(唐初人)都要早,所说未必比陆、成二说更不可靠。

    其二,释智匠说庄周儒士,不合于时,这可以得到印证,《庄子·说剑》:“今夫子(庄子)必儒服而见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

    其三,释智匠所说庄子为齐湣王所看重,欲聘以为相,陆德明虽说庄子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但李颐注说与齐愍王同时,齐愍王即齐湣王。李颐为明馀干人,字惟贞,号及泉,博及典故,负才名。李颐注庄成果,为学界所推重。

    其四,陆德明说齐、楚尝聘以为相,不否认齐国曾聘以为相,而释智匠则明确说齐湣王聘庄周以为相。

    其五,释智匠文中所记庄子与齐湣王使者的对话,与《史记》本传所记文字虽有出入,但意思大致相同。亦与《庄子》中《秋水》、《列御寇》所记内容相类。

    从这几方面来看,释智匠说庄子为齐国人是非常有道理的。《古今乐录》虽不是一部学术思想著作,而是一部乐书,但其记载有其科学性。陆德明的齐、楚尝聘以为相,李颐的与齐愍王同时之说,更证明了释智匠之说的可靠性。

    也就是从此出发,我认为庄子是齐国人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而从《庄子》一书中丰富的齐文化内容更可以明白无误地得出这一结论。

    其次,再谈庄子的齐文化渊源。《庄子》这部书从古至今,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迷住了多少人,更不知迷惑了多少人。“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叶适:《水心文集》)。从学术思想上来看,由于今传本《庄子》系晋人郭象编定,郭象所分成的内、外、杂三篇,使后人争论不已,或以内篇为庄子本人著作,或以外杂篇为庄子本人著作,或以司马迁看到的《庄子》为支点来确定,……其实,内、外、杂三篇所包括的三十三篇文章,应该说是一个严格而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齐文化。《庄子》一书中所表现出的矛盾、不一致,只要放在齐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便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

    齐文化是包容非常丰富的沿海文化。《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司马迁曾感叹齐地疆域之广:“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瑯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战国时齐国的疆界是“南有泰山,东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国的沿海经济,在春秋时期就“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齐桓公得管仲辅助,“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史记·齐太公世家》)。这里存有多种经济类型:农耕、渔业、制盐业、手工业、通输业。到战国时,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其首都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市:“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齐国采取“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的政策,工商业迅速发展,出产“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


    沿海文化的民情风俗,有自己的特点。齐国“民阔达多匿智”(《史记·齐太公世家》),“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齐俗贱奴虏”,“逐渔盐商贾之利”,“设智巧,仰机利”(《史记·货殖列传》)。“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汉书·地理志》)。文化上比较放达,如齐威王“性好隐语”,好“谐”,刘勰说:“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髡)说甘酒”(《文心雕龙·谐隐》)。由于从事工商业生产的人多,“民舍本而事末,则好诈,好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如农人之朴实而易治”(《吕氏春秋·上农》),所以朱熹说“齐俗急功利,喜夸诈”(《论语集注·雍也》)。学术文化上,齐国对各种文化都能兼容并包,齐文化中先后容纳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方技、术士、方士等百家之学,“天下谈客,坐聚于齐。临淄、稷下之徒,车雷鸣,袂云摩,学者翕然以谈相宗”(戴表元:《齐东野语序》)。齐文化有很强的变通性,具体表现就是“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经过长期的积淀,齐国最终形成了一种智者型的沿海文化,朱熹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论语集注·雍也》),因为沿海国家“水滨以旷而气舒,鱼鸟风云,清吹远目,自与知者之气相应”(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论语·雍也》)。在齐国,科学技术比较发达,天文学家甘德、邹衍,医学家扁鹊,军事家孙武、孙膑,逻辑学家公孙龙,修辞学家邹奭,方仙道者徐福,以及众多的稷下学者如淳于髡者流,学派众多,流品复杂。单从《管子》一书,也足以看出齐文化的包容性,这正凸现了沿海文化的特点。

    通观《庄子》一书,有很多地方都充分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

    从语言风格上说,《庄子》体现了齐文化阔达的特点。《天下》篇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这正是齐文化的语言风格。《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直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该篇中的“北冥有鱼”显然受这种《齐谐》语言风格的影响。《齐谐》是齐国的谐隐之书,齐威王时期就好隐语,稷下先生淳于髡曾以隐语讽谏他。好说隐语的淳于髡被司马迁放在《滑稽列传》的首位,而受《齐谐》影响的庄子,也被司马迁认作是“滑稽乱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可见庄子与淳于髡的语言风格有相通之处。

    齐文化中惯用俗语,《孟子》书中曾提到“齐东野语”,野人之语即俗语。《庄子》中也多次提到“野语”,《刻意》篇说:“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秋水》篇说:“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虽未说明是齐野语,但《秋水》是在说河伯顺流而东,至于北海,望洋而叹时引用野语的,恐怕与齐野语有有关的。

    《庄子》中更有丰富的齐文化的内容。第一,《庄子》中引用了大量或发源或流行于齐国的神话,如《齐物论》中舜的故事,“十日并出”的故事,《德充符》、《庚桑楚》中舜的事迹,《齐物论》中黄帝的故事,都是与齐文化有关的。第二,《庄子》对齐国的历史文化是非常熟悉的。《德充符》、《天道》、《徐无鬼》、《盗跖》各篇中都有齐桓公的传说,《胠箧》详细论述了田成子在齐国夺取政权的事。

    另外,《徐无鬼》中记有齐太公田和的传说,《则阳》记有齐威王与魏惠王的故事,《马蹄》、《天地》等篇中提到的“牺樽”,是齐国的酒器,画牺牛象以饰樽。《徐无鬼》中提及《金板六弢》,即产生于齐国的《太公兵法》。这些也都与齐国历史文化有关。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庄子》一书中在学术文化方面吸收了大量齐文化的因素。

    如《天运》“天有六极五常”,《外物》中的“木与木相摩则然,金与火相守则流”、“水中有火”,《说剑》中的“制以五行”,《列御寇》中“为外刑者,金与木也”,显然是与齐文化中的五行学说相联系。《秋水》中“消息盈虚,终则有始”,《说剑》中“开以阴阳”,《知北游》中“盈虚衰杀”,《田子方》中的“至阴肃肃,至阳赫赫”、“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则与齐文化中的阴阳说相关。

    《人间世》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知北游》说“神将来舍”,与《管子·心术》上所说“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管子·内业》说“修心静音,道乃可得”、“心能执静,道将自定”,都是非常一致的。

    《则阳》说“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知北游》说“通天下一气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与《管子·枢言》所说“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管子·宙合》说“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管子·内业》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本为民,依丁士涵校改》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也是非常一致的思想。

    《天地》说“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宇’”、《则阳》说“合异以为同,散布同以为异”,《秋水》说“公孙龙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也与齐国稷下学者讨论的中心问题相一致。《史记·鲁仲连列传》说“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正义》引《鲁仲连子》说:“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

    《秋水》说“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这也是齐国流传已久的话,《史记·鲁仲连列传》《正义》引《鲁促连子》说:“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里驹’,往请田巴曰:‘臣闻堂上不奋,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缓也。”“臣闻”二字说明“白刃交前”一语是齐国的特产。

    《人间世》说:“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齐人淳于髡和孟子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孟子·告子下》说:“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管子·宙合》“夫名实之相怨久矣”。

    《秋水》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这里的“权”含有变通的意义。孟子在与淳于髡辩论时,就用过这一概念,《孟子·离娄上》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庚桑楚》说“知者,接也;知者,谟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荀子·正名》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荀子在齐国曾掌稷下学宫之牛耳,“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齐文化的典型代表,这是没有人怀疑的。

    《说剑》说:“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显然与齐人甘德《天文星占》中所说的“天圆地方”学说是一致的。

    《庄子》一书先后提到许多稷下先生,《逍遥游》中的宋荣子,即宋鈃,《则阳》中提倡莫为的季真,提倡或使的接子,都是稷下先生。“或之使,莫之为,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或使则实,莫为则虚。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或之使,莫之为,疑之所假,”“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使”,“或使莫为,在物一曲”,这些思想学说,《庄子》一书是保存得最这完整的。《天下》篇中叙述天下方术,更是集中论述了宋鈃、尹文、彭蒙、田骈、慎到诸多稷下先生的学说。庄子对稷下学者这样熟悉,这就难英国科学史巨匠李约瑟博士曾认为庄子本人可能也是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

    然后,我们还可以从庄子对海的认识看出他和齐文化的渊源。我们知道,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但大多数时间是在鲁国。他到过齐国,但居留时间甚短,一部《论语》,只有一处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冶长》)。可见,孔子是在周礼行不通的情况下才想飘洋过海的。孟子在齐国居留时间比孔子长,对海的感触也很深刻。《孟子》一书提到海的地方有9次,孟子体会最深的一句话是“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尽心上》)。再看看齐国人的庄子,简直对海的习性非常熟悉了,北冥、北海、南海,都是经常提到的。《应帝王》说“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徐无鬼》说“故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逍遥游》说“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更有《秋水》中所说的河伯与北海,描写河是“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而北海则是“东面而视,不见水端”,北海之神若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对海进行这样深入细致地描写,如果不熟悉大海的习性,仅凭想象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庄子是齐国人。

   这就足以证明沿海文化哺育了庄子,庄子是沿海文化的产儿,庄子与齐文化之间,就是这样一种永远也撕扯不开的联系。

    最后,再看庄子思想的本质特色。《庄子》一书包含有这样丰富的齐文化内容,是否全书就没有主线了呢?应该说,主线还是有的,这就是贯穿全书的全性说和贵齐说。

    《荀子·解蔽》在评论庄子时,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只知因任自然,反对人为。《庄子·秋水》说:“牛马四足是为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又说:“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乎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所以,提倡“无以人灭天,无以故(人为)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要人保全天然的本性,顺性而为,而反对对本性的戕害,违反自然本性而妄有作为,只会导致可悲的下场。《庄帝王》中为浑沌凿窍的故事就是证明。

    但是,人生在世,要遇到许多麻烦,会干扰人保全真性,为此,庄子用养生说和贵齐说来完善他的全性说。养生说出于人的自然天性的考虑,因为性是天然生成的,因此“性不可易,命不可变”(《天运》),“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谓之伪,谓之失”(《庚桑楚》)。人的生命是自然天成的,要尊重生命,“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让王》)。养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精神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游》)。要达到精神的自由,就必须摆脱感官的牵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在宥》)。精神上自由了,就可以超越生死的束缚,达到理想的最高境界。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可以超越“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的古之真人,成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的“真人”(《大宗师》)。可以说,养生说是庄子对自然无为的看法。

    而对主观世界,庄子要求人们贯彻贵齐说。从认识主体的主观世界来看,认识对象是整齐划一没有差别的,这叫齐彼此。认识的对象其性质是相对的,没有任何分别,无所谓大,无所谓小,无所谓高,无所谓低,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以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齐物论》)。事物质的规定性是不存在的,天地之大可以看作稊米,而毫末之小却可视为丘山。

    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也是相对的,不可能判断出是非,这叫做齐是非。“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因此,“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

    再进一步,庄子认为人作为认识主体认识对象也是齐等的,这就是齐物我。“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这样,庄子就通过孔子之口得出一个结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他认为,只要做到齐彼此、齐是非、齐贵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精神境界。

    从庄子的贵齐说,可以看出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是他看到了人的认识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免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因而具有相对性:认识主客体的相对性、认识标准的相对性。指出这一点,无疑是庄子在认识论上的功劳,超过了他以前和同时代的哲学家。但庄子由此否认主体和客体的差别,否认认识有一定的标准,从而论证了知识的不可靠、对象的不能知,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不可知论。

    其二是从一切对象的自身及其相互关系中揭露出矛盾,从矛盾性又说明对象是相对的、不稳定的,并进而否定了这些对象。从揭露矛盾方面来说,庄子哲学是有辩证法因素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庄子否定了儒墨两家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儒家把孔子看成绝对标准,子贡有“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孟子有“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的话,墨子有“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墨子·天志》)的话,都把自己当成判断真理的绝对标准。庄子能对此加以否定,所以章炳麟认为庄子旨在发明平等义,“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齐物论释》)。但从另一方面说,在庄子看来,矛盾只是单纯的破坏因素,因而他不能正确理解矛盾,从而解决矛盾,而是相反,把矛盾引向了单纯的否定,这就有了一定的消极性。

    三是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看到了矛盾的转化。生与死,寿与夭,大与小,高与低,贵与贱,是与非,物与我,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相互转化之中。这说明他对矛盾同一性问题有所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庄子对辩证法有一定的贡献。但庄子把这种矛盾转化看马绝对的,不承认矛盾转化是要有条件的,使他把矛盾同一性无限夸大,以致掩盖,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最后也就等于取消了矛盾,否认了事物的差别,必然会走入否定客观真理的道路。(《文史哲》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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