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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北京大学
2009-06-14 11:31:36   来源:   评论:0 点击:

    谈起严复,就不能不说到北京大学。严复和这所名校可谓有着不解之缘。其因缘关系,可溯至大学的初创年代。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是光绪皇帝“废八股、兴西学”的重要举措之一。而在此一年前,严复出于对维新新政事业的热心,大力协助友人张元济在京师设立通艺学堂,不仅为学堂命名,还积极为学堂引荐师资,他的侄儿严若潜是该学堂的常驻教员,他自己也在学堂作“西学门径功用”的专题讲座。百日维新失败后,张元济被革职离京,通艺学堂被并入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902年,应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之邀,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1912年,严复被正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自然而然就成为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校长。虽然严复真正掌管北大的时间很短,仅8个月之久,但在北大的百年史中,这几个月的意义却事关生死存亡甚为关键,严复为北大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严复刚接手京师大学堂时,正处在清政府统治危机的浪尖上:校舍先被义和团改为神坛,后为八国联军占领,学校关闭,师生流离,图书仪器荡然无存,存款仅有万金,处境艰难,大学堂名存实瘫。严复曾在家书中说:“大学堂每月至省须二万金,即不开学,亦须万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学部一文不给,岂能为无米之炊?”无奈此时民国政府新立,国库一贫如洗,严复尽所能自筹,从华俄道胜银行,借得7万两款项。

  可是这7万两仅仅是杯水车薪。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袁世凯加紧搜刮民脂民膏,缩减其他部委经费,全力支持其军队建设,扩大其亲信部队的力量,以此来巩固他并不牢靠的统治基础。因此,教育经费成了第一个牺牲品。1912年6月,财务部发布通令,宣布京外各衙门及学校职教员月薪在六十以下者,一律照旧支付,而在六十元上者,一律暂支六十元。这一通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北京大学已有数月领不到经费,办学情况岌岌可危。

  除去缺少办学经费外,由于民国初期的政治派别斗争异常纷乱,接着便是有人在报纸上造谣攻击,再加各种运动差事,严复感到难以自全,“极难对付”。他一方面采取了归并科目,精简机构等措施来缩减开支,并通过再次借款,来保证日常的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他上书议会,反对财务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紧缩办学经费。他提议,“为今之际,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

  孰料,7月7日,教育部下达结束北京大学的命令,称“大学校自开办至清末,凡历十余载。中间更经丧乱,因陋敷陈”,“学生之班次虽增,陶植之成绩未著”,“政体既变,各方对大学咸有不满之意”。同时,教育部还颁行“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决定学生提前毕业,不授予学位,一律不招新生。

 教育事关国运,不可不办。在英国留学的数年,严复已经认识到,欧洲坚船利炮背后,是一整套完善的社会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契约,保护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以及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使之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而教育,正是为了服务于社会,为了传递有效信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为了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更为先进的社会文化。

  严复写下《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直呈当局并向社会吁请支持北京大学办学。他认为:北京大学自创办以来,集中了当时的最好人才与最大物力,经过十年的艰苦经营,才获得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地位。“一旦轻心调之,前此所糜百万帑金,悉同虚掷,十分可惜”,办大学既为造就人才,也为“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至于办学程度的问题,世界上文明国家各有著名大学十几所,乃至几十所,我国仅此一所尚不克保存,岂不令人痛心!而北大设立的各种学科,“是则为吾国保存新旧诸学者起见”,“既有造就之盛心,必不患无学者”。与此同时,严复还写了《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呈给教育部,详细阐明创办新式北京大学的指导思想与改革措施,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思想,要使北京大学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

  严复为寻求北大生存与发展所作努力,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师生的同情与支持。北大文、法、工、农四科的学生代表,联名提出说帖或请愿书,抗议停办北京大学,支持严复意见,有的甚至提出北大脱离教育部自行办学的意见。在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下,7月10日,由蔡元培主持“全国临时教育会”撤销了拟将北京大学停办的原决议,并参照严复的意见,提出九条解决办法。为了解决财政的困窘局面,严复又一次为筹款奔波,终于从华北银行借得20万两银子,使北大再次渡过难关。由于严复的学问和声望在海内外有相当影响,同年7月29日,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及其附设的译学馆均为大学;伦敦大学也宣布承认北京大学的学历。北大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由此奠定。

  在严复的主持和领导下,北大的办学和改革一时颇有起色。然而,因为派系斗争等种种原因,严复于1912年10月,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离开了北京。在同年11月严复为预科学生所撰写的《大学预科<同学录>序》中,似乎可以看出严复当时的无奈心情:“天下之理,非年时之学所能尽;一国之事,非一哄之众可得专也,敬告吾党慎之而已。”

  从北京大学卸任后的严复,渐渐淡出了中国的教育舞台,转向了政治舞台。民国三年(1914年),他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总统府外交顾问。似乎与中国近代其他思想家如康有为、林纾等一样,严复晚年的思想趋于保守,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成保守派。而他遗言的第一条也强调了这一点: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但是他的爱国之情和忧患意识始终未变。1916年严复写给好友熊纯如的信中提及了这种感情:此番英使朱尔典返国,仆往送之,与为半日晤谈,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绠,朱见慰曰:“严君,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未必非所以玉成也,君其勿悲。”复闻其言,稍为破涕也。 (来源: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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